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姜維平

前一段時間，北美著名政論家許行先生來訪，我們闊別16年重逢而聚餐，難免談及中國的政改，年已八十的許老說，如果五年內有變，他或許還能趕上，如果再長一點，就看不到了。這位每個月都給《開放》雜誌寫稿的作家，眼裡盈滿了淚水，我在海外交往了不少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都一概被官媒視為敵對分子，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愛國心切，善意的旁觀議論者而已，如果無視他們批評的聲音，政府就看不清自身的矛盾和危機，中國會怎麼樣呢？正巧那天有一個小插曲，正在我們談論政局之時，我們的鄰桌忽然坍塌了，其原因是堆積的盤碗太多，太重，而支撐的桌腿太細，太偏，這正是一個時下中國的像征。別看外表光鮮，出動亂大事就是一瞬間，用什麼來支持改革者的信心，依筆者之見，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國。

現在，中國經濟能保持比較平穩的增長，社會福利進一步改善，就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李克強力促經濟轉型，習近平狠抓反腐和吏治，兩人合作的還不錯，他們剛接班，已站在中國大船的掌舵位，卻面臨來自左右兩極的臧否，左的希望搬出毛澤東，右的希望抬出趙紫陽，前者甚至反對憲法，後者急於平反“六四”，當習近平南下，尋找其父腳印時，右派一片歡呼，當習總肯定兩個三十年時，左派像打了強心劑，各種奇談怪論滿天飛，這種左右安撫的權術，來自習的包容性格，也基於現實的考量，顯然，在沒有一下子放開網絡的情況下，留在老百姓頭腦里的毛還是正面形象，只要看看毛故鄉的人，多麼瘋狂就知道了，所以，既便習想把毛像從天安門上取下來，也相當困難；假如換上孫中山也有認同辛亥革命式的暴力之嫌，而換上鄧小平，更容易勾起“六四”的血腥回憶，因此，舉起胡耀邦的大旗比較好，比較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無疑地，中國已經被撕裂，只是政治家還在不斷地彌合縫隙，目前口子還沒大到動亂的程度，只有發生社會巨裂動盪的突發事件，人們才會辯別習李等中南海領導人究竟是什麼派，正如“六四”前，人們並不知道趙紫陽會怎麼做一樣。但不論如何，我們應當承認，胡耀邦過世之際，社會已現出裂痕，而黨內的派系之爭不過是這種口子的延伸和集中點而已，如今，中國又站在十字路口上左右徘徊，深刻地研究胡耀邦思想最有利於眼下的政策應對，扛起胡的大旗能吸引左右各派幾乎所有的人：第一，胡是共產黨的領導，學習胡不能使各級官員感到末日來臨的恐慌，有利於政局的穩定；第二，胡耀邦的胸懷如大海，既能包容漢人，也能安撫藏人，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既能攏絡工農兵，也能籠絡知識分子，有利於團結絕大多數；第三，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欠胡耀邦的人情，沒有他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連薄家父子都無出頭之日。總之，不論左派右派都認同他的理念，沒有胡耀邦的義舉，中國人不可能煥發創業改革的活力，而今的經濟成就，都是胡鋪設的精神軌道的衍生品，而胡的後代也是廉潔奉公的楷模。

現在回想2010年，就清楚了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胡錦濤出訪後，溫總理在4月15日，突然拋出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再回興義憶耀邦》，這不是偶然孤立的，我推測是胡溫連手的，溫選擇胡離開而發力，是保持了對江澤民等人的警惕，並給胡留下迴旋的餘地。是的，改革的信號已打響，但面對民眾的驚喜和疑惑，他有點興奮；面對江澤民，李鵬等保守勢力的抵禦，他有點膽怯，於是，對胡的公正評價的謀劃立即胎死腹中，於是，胡錦濤匆忙地回國安撫，這一搭一襠的，配合的精妙而悲哀，正如鄧晚年垂簾聽政，造成“六四”慘案一樣，江澤民也貪權斂財，死而不僵，拉歷史的車輪倒退，與其說是胡溫的軟弱，不如說是中國的父子君臣文化傳統使然，既便習近平已獨掌黨政軍大權，只要江李健在，就必得與大家商量辦事，這有點類似中國每個家庭，只要老朽的爺爺沒死，就得大事小事通報一樣。關鍵是能否碰上胡耀邦這樣開明的人。習如果遇上了胡式的“爺爺”就是國之幸，如此而已。

依筆者之見，習總不必太急，也不必忽左忽右地搖晃，要清楚地知道，退一步進兩步的妙處，胡溫抓捕了薄熙來，已嚴重地挫敗了極左勢力，在與論網絡不能一下子放開的困境下，安撫一下他們，讓毛遠新“飲水思源”也沒啥，但當毛左連憲政也反的時候就必得猛擊一掌，讓“防火牆之父”方濱興轟然倒下，也是驚人之舉。無疑地，習在福建時，並非大船的掌舵者，只是船上的無足輕重的小卒，他左右逢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智者之行，但如今走上前台，獨擋一面，必得有所改變，可以左右討好，也可以左右開弓，但應有政改的主心骨，而最好的旗幟就是胡耀邦，因為他既是習父的戰友，也是民眾的好領導，既是共產黨人，又是開明人士，他的身份，資歷，名譽，地位，經歷，形成一種精神資源，既可以凝聚左右兩派的絕大多數的力量，又可以照亮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廣闊道路。

因此，值此江澤民氣息奄奄之時，習應謀劃大的布局，先強力反腐，安定人心，用薄熙來，周永康之類的“大老虎”祭旗，再奮力召開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會議，讓民眾回到他溫暖的目光中，既爭取海內外民主派的支持，也領導黨內改革派前行，為了穩定和團結絕大多數的人，理應制定政改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用赦免消化腐敗的呆賬，用喚醒社會良知的辦法，抵消利益集團的瘋狂，用和平轉型取代暴力革命，用民主與統一重合的辦法漸進，為了避免左右撕裂與國家分裂，不妨在臨近港澳的廣東省先建政治特區，然後在五年內推廣，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要與台灣的國民黨加強合作，由兩岸經貿到兩黨競選，不妨先在福建搞一個“國共兩黨合作區”，允許國民黨設點，發展黨員，參政議政，與中共展開競爭，如此一來，既把以前貪官的顧慮和困境一筆勾銷，又能在新的高地上一步到位，高屋建瓴，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

總之，這一切都急需胡耀邦的大旗引領，高舉他必定百戰百勝，當胡的形象重回人間，當媒體一點點放開，當真相如實進入國民的視線與腦際，平反趙紫陽與八九“六四”，就水到渠成了，然後，再把毛澤東的照片換個地方，把他由紀念堂遷往韶山，“滴水洞”可能是更好的安眠地，而天安門城樓要高掛胡耀邦的彩照，讓胡的思想取代毛的思想，也取代狗屁的“三個代表”，等等，到了那時，政治特區的經驗便可以大舉推廣，人們的熱情像噴發的火山一樣，不再局限於經濟領域，而來勢洶猛地湧進了政壇，民主，法制，監督，司法獨立，一人一票地選舉領導人，就順理成章了。因此，眼下就看習總有沒有這一膽略與氣魄，或者說，會不會打好胡耀邦這張牌，打得好，滿堂喝彩，死棋走活，青史留名；打不好，像胡溫那樣，一驚一乍，滿盤皆輸；漠視這張牌，就無路可行，等到了上述“餐桌”忽然倒塌之時，一切就晚了，記住我的話吧：暴力革命之後，中國不會民主，必定分裂。

2013年7月4日於加拿大蒙特利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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