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其他教派共同發展。宗教文化的多元化繁榮了中華文化,促進了民族團結和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但是由於宗教屬於意識形態,具有國際性、複雜性、長期性、群眾性、民族性等特點,所以國外敵對勢力、反宗教組織從19世紀上半期開始,就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侵略和破壞。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在用武力不能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後,敵對勢力就把侵略、破壞的目標轉移到宗教這個相對比較隱蔽的意識形態,通過宗教滲透、教義宣傳、建寺立廟、培植代理人等手段破壞我民族團結,干涉我內政和宗教組織,甚至進行分裂恐怖活動,危及祖國安全。因此,研究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安全的影響,對搞好社會主義建設,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行,鞏固國防,進行反分裂鬥爭有着極強的現實意義。國外敵對宗教組織侵略我國的歷史考察15、16世紀,隨着地理上新大陸的發現,歐洲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同時也為西方宗教傳播提供了歷史的機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和亞洲拓展殖民地,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這個時期,在我國發生了明萬曆年的南京教案。到清康熙年間,俄國尼果賴與北京耶穌教會教士暗中勾結,干涉我國內政。羅馬教廷也於 1704、1715、1742年發布禁止中國教徒祭祖敬孔令,認為祭祖敬孔屬於偶像崇拜,是迷信,必須嚴禁。而清康熙帝認為羅馬教廷此舉是干涉中國內政,遂拘捕傳教士,並禁止在中國傳教,歷時一百年。這樣西方宗教早期對我國進行滲透的陰謀沒有得逞。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在武力侵吞我國領土的同時,也用宗教這一武器對我進行滲透,宗教成為“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這一時期,西方宗教對我國安全的影響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1、充當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急先鋒。西方傳教士為本國的殖民主義擴張效力,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如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所說的那樣,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等知名傳教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隻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法國傳教士郎懷仁等五位耶穌教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華的。許多傳教士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鼓吹“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教堂更為有效”。傳教士還為西方列強侵華搜集情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匯報清政府的動態。5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劃、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2、參與販賣鴉片,從精神和身體上摧殘中國群眾。鴉片戰爭前,在華的宗教組織和傳教士還充當本國政府和商人經營鴉片貿易的幫凶。西方學者理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們都說,鴉片對中國人是無害的。就像酒對美國人是無害的一樣。”一些傳教士不僅乘鴉片貿易船隻來華,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還直接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就讓大鴉片商顛地任會長,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1838年2月21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中華醫藥傳教會”,傳教士伯勞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地、查頓為終身董事。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3、參與不平等條約的簽定。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過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訛詐。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英軍司令璞鼎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和英國倫敦會的麥華陀都是傳教士。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為美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1858年的《天津條約》以及1860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4、霸占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強行勒索房地產,大量霸占田地,擴展教會勢力。天主教傳教士們在江蘇、江西、廣東、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占房地產。1861年恭親王奏。“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干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約,惟恐滋生事端,送一切以遷就了事,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1900年8月 14日,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傳教士與軍官和士兵一起參加了掠奪。當時一位法國士兵回憶說:“我們奉命在城中為所欲為三天,愛殺就殺,愛拿就拿……教士們做我們的嚮導。”5、參與分裂我國邊疆的活動。近代以來,俄、英兩國,尤其是沙皇俄國,利用宗教侵略我國新疆,策劃分裂活動。1933年,英帝國主義策動南疆的一些反動封建地主和宗教頭目穆罕默德·伊敏進行武裝叛亂,陰謀將新疆從祖國的版圖上分裂出去,建立“伊斯蘭教王國”。1933年11月,在英印政府間諜的直接撮合下,公然宣布成立由封建地主、大商人、反動宗教上層人士、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教主義者建立的,以伊斯蘭教經典為基礎的宗教首領與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 偽“東突厥斯坦伊斯蘭教共和國”。沙比提大毛拉任偽國務總理,加尼牙孜任偽總統。日本帝國主義則指使甘肅的軍閥馬仲英部乘機攻入新疆,企圖建立一個依附日本帝國主義的伊斯蘭教封建王國。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和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的倒行逆施,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在包爾漢等進步知識分子的領導下,各族人民團結鬥爭、“東突厥斯坦伊斯蘭教共和國”僅僅存在了三個月就垮台了。當前西方敵對宗教組織影響我國安全的幾種方式及其危害解放後,我國進行了宗教改革,獨立自主,自辦教會。但是由於我國多種宗教長期並存,除道教外,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皆是外來宗教,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和敵對國家一直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宗教滲透及和平演變活動。他們採取各種手段和方法,同我國愛國宗教組織爭奪信教群眾,培植地下勢力,竊取我國各方面的情報,支持宗教界極少數民族分裂主義分子進行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的活動。特別是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運動轉入低潮的情況下,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充當了西方敵對國家分裂、顛覆我國的工具。1、積極反華、反社會主義,充當反華勢力的工具。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勾結國內民族分裂分子,以宗教為幌子,藉口民族問題,不斷對我邊疆地區進行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他們資助國內的民族分裂分子和極端宗教勢力,出版宗教出版物,包括錄音錄像帶,私辦經文學校和經文班,鼓動國內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極端勢力干涉我國的教育、行政、衛生及計劃生育等國策,阻止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他們還利用講經的機會宣傳泛回教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抨擊共產黨的政策;利用宗教干涉政治,甚至宣傳聖戰。一些宗教神職人員受國外反華勢力派遣,打着傳教招牌進行分裂和顛覆活動,試圖藉助宗教這一特殊的工具來籠絡人心或進行思想意識的滲透,以達到分裂國家、破壞民族團結的政治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干涉我國“西藏問題”,打的就是藏傳佛教的招牌。美國通過支持國際反動宗教組織,向達賴集團提供經費。西方敵對勢力也利用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對我國西北地區進行政治滲透。2、培植地下勢力,干涉我國宗教事務。新中國成立後,外國敵對宗教組織和敵對勢力相互勾結,使得我國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內的宗教問題變得非常複雜,對我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有的境外宗教組織還通過向我宗教神職人員發放津貼、獎金等手段對我國宗教進行滲透。如國外某伊斯蘭組織對新疆葉城、和田的幾位大毛拉,以“對伊斯蘭教貢獻卓著”為名每人寄送數千至一萬美元不等的獎金。梵蒂岡以宗教為名干涉我國教會管理的內部事務,通過經濟上的資助和宗教上的密切交往以動搖基督教新教界“三自”的信心,培植代理人,分化瓦解基督教新教,破壞中國基督教新教的大團結,進而控制中國天主教。1979年羅馬教廷秘密委任仍在服刑的龔品梅為樞機,1981年又任用鄧以明為廣州總主教。2000年10月 1日,梵蒂岡又歪曲歷史,把一些對中國人民犯下累累罪行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者的幫凶,冊封為“聖人”。尤其是2000年初,我國自選自聖5名主教,但由於梵蒂岡滲透破壞,神學院修生對此聯合抵制,拒絕參加祝聖儀式。據統計,全國已有地下主教56人,地下神甫463人,教徒88萬多人,約占全國天主教徒人數的24%。這些地下宗教勢力開始向組織化、公開化、政治化方向發展。他們迫害我愛國天主教信徒,與政府爭奪群眾,妄圖成立一個對抗政府的政教合一的地下政權。3、煽動民族情緒,從思想上積極支持國內的民族分裂恐怖活動。國際極端宗教組織打着宗教旗號,利用各種機會在我國部分民族地區進行反對社會主義、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攻擊黨和政府的領導,攻擊改革開放政策,蓄意製造分裂輿論,並勾結國內的分裂主義分子結成反動分裂組織,伺機在部分少數民族地區製造恐怖事件。羅馬教皇多次會見達賴喇嘛,支持其分裂祖國活動。敵對伊斯蘭教組織號召我國內部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極端組織“信仰安拉獨一,不能相信共產黨”,鼓動反對所謂異教徒,挑起民族紛爭,煽動開展“聖戰”,以建立政教合一的國家。如1990年,在“世界回教統一者”組織會議上,國際上的泛回教主義的組織提出了“一定要幫助和支持中國新疆在90年代實現獨立”的口號。有些國外敵對宗教組織還幫助“東突”分子制定“聖戰法規”和“聖戰戰略”。特別是以土耳其為首的西亞敵對宗教勢力,大力向我國新疆等地宣傳“泛民族主義”、“泛伊斯蘭主義”。1993年,西亞伊斯蘭極端組織幫助我境內的伊斯蘭宗教極端勢力成立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真主黨”,在其反動政治綱領中就明確提出:以宗教為掩護,在院校、廠礦企業進行宣傳,擴大組織;籌集經費,購買武器彈藥;開展爆炸、暗殺等恐怖活動;開展“游擊戰”,成立以《古蘭經》為憲法的“伊斯蘭共和國”等。1999年7月他們又在烏魯木齊市成立跨國伊斯蘭宗教極端組織“耶扎布特”,在和田、喀什、伊犁、阿克蘇、巴州、吐魯番、克拉瑪依等地區設有分部,成員達2000餘人。2000年4月,中亞地區宗教極端勢力為境外“東突”勢力走私了338箱各類武器彈藥。正是因為國際敵對宗教組織的幫助,1996~2000年,僅新疆就發生暴力恐怖和武裝暴亂270起。其中,武力對抗案50 余起,爆炸案100多起,暗(凶)殺案70餘起,投毒案30起,縱火案20起。4、與台灣的反動宗教組織相勾結,進行“台獨”宣傳。台灣宗教勢力已滲透到台灣社會各個階層,信徒總數已占台灣地區總人數的一半以上。政界、工商界、文化界、地方豪紳以及黑道的許多頭面人物與宗教組織有着密切的聯繫。不僅如此,台灣有些宗教組織還通過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或與外國宗教團體建立密切聯繫,把宗教擴展到海外,構成了海外關係網。在這種情況下,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加緊聯合台灣反動宗教組織。尤其是梵蒂岡教皇,把台灣的天主教會看作是對抗大陸教會的主要武器。西方敵對勢力也操縱和利用世界反動宗教力量干涉反對我對台的軍事鬥爭。另外,國際反動宗教組織和西方反華勢力也促使我國境內外的“東突獨”、 “藏獨”、“蒙獨”等分裂分子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我國政府。5、捐資修建旨在分裂中國的非法宗教活動場所。為了達到對我國宗教進行滲透、控制、策反,進而對我國進行分裂的目的,國際敵對宗教組織和西方反華勢力,勾結我國境內民族分裂勢力與宗教極端勢力以投資辦企業、教育、醫院和福利機構為掩護,秘密修建非法教堂,進行滲透活動。尤其在新疆地區,這種情況相當嚴重。民族分裂分子利用這些宗教場所進行反動宣傳和講經習武,煽動宗教狂熱和民族仇恨,鼓吹“聖戰”。沙特等國宗教組織先後提供了300多萬美元資助新疆穆斯林修建清真寺3000座。20世紀90年代初,新疆有清真寺1.4萬座,現已猛增到2.4萬座,與全世界伊斯蘭國家相比是最多的。這些教堂許多是由國外敵對宗教組織提供資金修建的。在我東北地區,1992年以來,韓國基督教組織以醫療和教育為藉口,向吉林省的宗教活動捐贈了6000萬元人民幣,培植傳教骨幹和代理人百餘名。韓國基督教向延邊地區提供了4000多萬元人民幣修建了9座大型教堂。延邊個別教會因此已成為韓國基督教會的“附屬機構”。韓國基督教組織還在延邊地區建立企業十餘處,企業規定不信教的不能進廠,工人工資的10%作為“奉獻金”。6、鼓勵民族分裂恐怖分子和極端宗教勢力以販賣毒品、武器和人體器官倒賣等為手段,進行所謂的“籌款”活動。長期以來,國內民族分裂分子和極端宗教分子或從阿富汗等地販賣毒品,或者參加罪惡的人體器官倒賣,或者參加國際性恐怖活動和從事顛覆活動的僱傭軍,或者參加各種黑社會組織等等,以此來籌集分裂祖國的恐怖專用經費。西方敵對宗教組織不但不譴責這些對全人類安全帶來危害的罪惡犯罪,反而以各種理由為他們開罪,認為這些犯罪有“可以理解的公正性”。有的宗教組織還和西方某些敵對國家一道成為我國民族分裂分子犯罪的幕後經紀人。幾點啟示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進行滲透的目的,是顛覆我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我國統一,控制我國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以及在我國境內非法建立和發展宗教組織和活動據點。這種滲透實質上是政治滲透,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和顛覆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要從戰略高度重視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宗教事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潛在影響。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也是多種宗教並存的國家,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國情十分複雜。我國現有信教的群眾一億多人,教堂、廟宇、道觀八萬多處,教職人員約三十萬人,宗教團體三千多個。全國有二十多個信仰宗教的少數民族。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正因為如此,國際敵對宗教組織把對我國進行滲透的目標放在少數民族信教同胞身上,以此對我國進行分裂活動。特別是隨着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進一步實施,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和敵對國家聯合起來,加緊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滲透,扶植對抗政府的地下勢力,建立非法組織,力圖控制我國宗教事務的領導權,支持國內外邪教、迷信活動和偽科學,干擾破壞我國合法宗教的正常發展。因此,我們應從戰略全局認識國際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滲透破壞的嚴重性,未雨綢繆地做好應對工作。2、完善宗教管理的法律制度,加快宗教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步伐,使國際敵對宗教組織在我國無機可乘。要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把宗教事務的管理納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抵禦滲透,打擊犯罪”的原則,加強農村和少數民族中的宗教工作管理。建立健全縣、鄉、村三級宗教事務管理網絡,建立鄉(鎮)、村兩級宗教工作責任制,不允許宗教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等等。同時,還要強化農村黨和政府的基層組織建設,努力培養一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並能聯繫信教群眾、具有一定宗教學識的年輕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充分發揮愛國的少數民族宗教界上層人士的積極作用。3、要嚴厲打擊各種違法宗教活動,取締非法宗教組織。近年來,隨着國際敵對宗教組織和國家的滲透,國內非法宗教組織私辦經文點,向青少年灌輸反動思想,秘密發展反動組織;攻擊、謾罵甚至謀害愛國人士,爭奪宗教活動場所和宗教團體的領導權;宣傳“聖戰”,煽動宗教狂熱和民族仇恨,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編造並傳播“聖人下凡”、“真主顯靈”等謠言,進行危害祖國的宣傳蠱惑,破壞社會安定;干涉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計劃生育,乃至群眾的正常生產和生活,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非法遊行示威,衝擊黨政機關,搞打、砸、搶活動,蓄意製造動亂和暴亂,鼓吹新疆、西藏獨立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對各種違法宗教活動必須嚴厲打擊,堅決取締非法宗教組織。4、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改善信教群眾生活,提高信教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使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失去群眾基礎。信教群眾生活的貧困,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的拉大,常常是敵對宗教組織和敵對國家拉攏群眾,挑撥民族矛盾,煽動民族分裂和進行思想意識滲透的藉口。民族自治地方相當一部分群眾沒有解決溫飽問題。另外,少數民族地區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全國總數的60%以上。國際敵對宗教組織正是利用這一點在信教群眾中宣傳“教徒迫害論”、“經濟侵略論”、“民族獨立論”等。科學技術不僅可以“治窮”,而且可以“治愚”。因此,我們在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同時,還需大力發展基礎教育,加大智力扶貧、科技扶貧、文化扶貧在扶貧工作中的比重,以增強群眾的科技意識,淡化宗教意識,防止宗教狂熱。5、加強宣傳工作的空中管制和邊防檢查工作,杜絕境外各種反動教義和非法宗教宣傳品湧入我國。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滲透,大多是通過敵對電台進行“空中布道”和投寄宣傳品。據統計,從1998~2000年,國外敵對宗教組織僅向內蒙古自治區投寄各類宣傳品就達1500多件。國外敵對宗教組織還通過各種媒體對我國進行宗教宣傳和“布道”,通過旅遊、辦產業、辦學、探親、留學、經商、講學等機會開展傳教滲透活動。6、通過外交手段,做好周邊國家的工作,特別是中亞五國和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工作,以遏制境外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的滲透侵略活動。從策源地上看,對我國抱有敵意的國際反動宗教組織主要分布在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德國、日本、美國、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及中亞五國和俄羅斯等國。在堅持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下,我們要加強同這些國家宗教事務的外交來往,通過外交途徑有針對性地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把我國宗教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實際情況介紹給各國人民及宗教界,以增強了解,減少誤解,爭取國際輿論,維護我國的國際形象。同時,通過外交磋商,使這些國家的政府以行政強制手段阻止敵對宗教組織對我國進行滲透和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