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傳統主義與中西文化 |
| 送交者: 鞠 曦 2004年08月02日19:50:5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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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8日在東北師大學術報告的記錄整理稿)
非常高興有機會和東北師大的師生再次進行學術交流。首先感謝胡海波教授對這次學術活動的按排,並藉此機會對胡海波先生關心《恆道》輯刊的編輯出版、對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給予的大力支持,致以崇高的敬意。 胡教授今天給我出的題目,是要我講一下我對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和研究、中國哲學文化在當代的境域和未來走向。下面,我將結合自己的研究,談一些想法,與各位進行交流。 真正的學術交流,應該在思想的層次上進行,需要坦誠相對,對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所謂對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重要的一點是要抓住問題。抓住問題需要把握這個時代,把握這個時代的學術。只有這樣,才能以這個時代的問題為前提,貫通歷史,使學術研究在歷史的向度上展開,在思想的層面上深化。這樣,才能有利於對問題的思考,才能推定正確的思想理路,才能真正的在哲學的層面上解決問題。 因此,我今天所講的內容,是以問題切入思想。這就是,以這個時代的學術為背景,面對中國當代哲學文化的現狀,中國文化所面臨的問題,作為中國的學人,應對中國傳統文化作怎樣的思考,復興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需要做怎樣的工作。 毫無疑問,就中國當代文化的現狀而言,應當認為,中國的當代文化是一種無本失體,非中非西的異化狀態。經過一百年來的歷程之後,現在進行總結,中國的主流思想理路顯然是“全盤西化”。但是,“全盤西化”不但不可能實現,其結果卻是使中國文化形成了異化,當代的中國文化現狀表明,異化已經導致中華民族的文化危機,中華民族將何去何從?時代已經要求中華民族作出歷史性的抉擇。 文化是民族之本,沒有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不能稱其為“民族”,一個民族的興旺發達,其標誌,只能是自身的文化。一個民族只能以文化置身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已成為當代的一種共識,但是,如果沒有中國文化作為載體,沒有中國文化的復興作為前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將偏離正確的文化軌道,最終將在極端的文化異化中斷送中國文化,斷送中華民族。 我這裡所講的中國文化的復興是指中國的現實性,即現實的當代中國需要文化上的復興。而中國文化是一個歷時性的問題,即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所指稱的中國文化是一個與傳統具有共時性的問題,即現實的中國文化應在文化傳統之中,只有這樣才能稱其為中國文化。然而,不幸的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中國現當代文化與傳統發生了斷裂,更加不幸的是,這一斷裂是來自於我們前輩的自我否定,來自於我們前輩不理解本真的優秀的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由否定而“斷裂”,從而開始了“全盤西化”的歷史進程。問題表明,當文化與傳統發生斷裂後,由於失去了文化的凝聚力和思想的整合力,失去了歷史的統合力,民族將不再成為民族,最終將產生嚴重的民族危機。應當看到,雖然由政治與經濟等問題的互動影響,中國社會需要應對危機,但要克服危機,一個根本的前提,是需要國人面對問題,以理性的自覺應對問題,以文化的凝聚力和思想的整合力,以文化的統合力,使國人以民族及國家利益為重,以相對和平、相對穩定的社會操作,解決面臨的問題,使中華民族強盛繁榮,實現偉大的復興,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就問題的迫切性而言,極其需要文化上的認同,以此凝聚社會力量,使國家形成向心力,使民族形成凝聚力,推動中國社會的真正進步。所以,在本質性的政治變革之前,需要先在文化上復興,以中國的文化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且只有文化的復興,才能增加民族的向心力。一個沒有以自己的文化作為主體的任何政治變革,只能產生離心力。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朝代更替,政治離合,頻頻發生;異族入主,佛學東漸,卻沒有使中國分裂,沒有使中國文化泯滅,使中國文化成為世界上唯一的沒有消逝的文明,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學人通過學理統合,沒有失去自己的文化傳統。例如,漢代的今古文之爭,唐宋的道統之辨,都在形式上保護了傳統文化。 今天,面對中國文化的現狀,面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顯然前無古人。對此,我的思想理路是,以復興中國文化為解決問題的前提,以文化理性的復興,喚起國人的道德自覺,以民族利益為重,而不是以黨派的利益為重,選擇理性的政治改革和以穩健的政治操作、以和平的方式,以中國文化的方式,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走出中國自己的路。 我把這一思想以新傳統主義進行整合。其理論進路是,由於中國現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發生了斷裂,在其歷時性即歷史性上,在其邏輯必然性上,需要對傳統文化重新認識,以推定並承續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在其共時性即時代性上,需要借鑑西方文化的科學理性,以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理性的轉化,在建構中國文化思想體系的基礎上,中和貫通人類文化中的一切優秀的思想形式,重塑傳統,以此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傳統,中學西漸,使中國文化向世界傳播,為人類作出貢獻,實現世界大同。概括講,“新傳統主義”的思想理路是:正本清源,承續傳統;中和貫通,重塑傳統;中學西漸,開新傳統。這也是“新傳統主義”的思想綱領。可見,“新傳統主義”不但是為解決現實問題而設計的文化理路,而且是為中國的長治久安、為人類文化的進步、為世界和平而建設的系統文化工程。 可見,“新傳統主義”決不是象所謂中國當代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只針對現實問題所設計的方案。反思表明,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方案源於“西化”的思想理路,其實踐性,只是“走一步看一步”。所以,這是一種淺薄的思想和應對策略。就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思想體系而言,決非“吾道一以貫之”。就理論的層面而言,中國當代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應對方案中失缺思想體系化的理論建構。作為歷史和邏輯的統一,當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應對方案把中國引入進一步的西化之路時,應當對這一應對方案的共時性給出學理上的證明,尤其要給出本體論上的證明,以確證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不但是中國而且也是人類自為而自在的歷史進路。在這個論證中,因為以西方文化為母體,所以,面對西方當代“哲學的終結”、“科學的終結”、“文化的終結”,中國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應對方案中不是首先在實踐中而應當是在理論的層面上對所有的“終結”開出一條有效的藥方。然而,我們看到,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應對方案中並沒有完成這一理論任務。所以,從邏輯上而論,即使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應對方案能夠使中國社會以和平的方式實現“轉型”,但因為更加西化,難道不同樣面臨所有的“終結”性問題嗎?!所以, “走一步看一步”的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應對方案不是理性的選擇,並且很可能給中國帶來更加深重的問題甚至災難。 目前,提出以復興儒學作為應對方案的,有代表性的是以陳明先生及以《原道》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和以蔣慶先生為代表的政治儒學。以文化保守主義消解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應對方案的急功近利之弊病,應當說是非常好的“中庸”之道,《原道》為此而作出了貢獻,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然而,由於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尤其失缺儒學博大精深的學理性共識,文化的保守主義為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所詬病,並且有把文化保守主義當作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進行批評的某些運思,這顯然是錯誤的。 文化保守主義的積極意義在於把現實性問題以文化的解析力贏得儒學及傳統文化的再生空間,從而為所有現實問題提供文化上的解決方案,這是《原道》的策略,這不但是正確的,而且代表了一代儒家知識分子的致思方向。改版後的《新原道》已經擴大了自己的隊伍,被一些非常有才華的年輕學者所認同,他們正在為這個遠大的目標而朝氣蓬勃的努力工作。希望有更多的年輕學者能加入這一運思方向,為復興優秀的傳統文化作出貢獻。這是時代賦予的機遇,也是歷史造成的機遇,在這個歷史時期中,中國的人文學者將大有作為,中國文化將大放異彩。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努力。任重而道遠是也。 蔣慶先生所代表的政治儒學,提出時間較早,其以儒家的“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情懷介入思想文化論爭。中國文化史表明,政治儒學是傳統儒學思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們知道,儒學在主體性和客體性這兩個方面體現出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在主體性上是使人安身立命,在客體性上是建設合理的社會政治制度。在儒學思想理論的體繫上,從《大學》、《中庸》、《春秋》可知,儒學的主體性和客體性是統一的。在儒學看來,社會政治制度應完善人們的安身立命,如何安身立命,是衡量社會政治的價值向度。所以,儒學在當代提出其政治訴求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蔣慶的政治儒學所面臨的問題是,儒學的政治操作既要能干預現代政治而且不偏離儒學的本體性,這對於中國當代文化,對於“斷裂”的傳統而言,怎樣接續傳統,是政治儒學的一個艱難的理論向度。所以,蔣慶的《政治儒學》在理論體系上需要進一步完善,最重要的方面是給出哲學的本體性論證,以證明儒學的政治訴求及社會操作的本然性,合規律性。把公羊學做為理論本體,是在歷史及社會的層面上介入問題的討論,對現代文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而言,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希望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更加成熟。 面對當代思想文化界的五彩繽紛,學術的百花齊放,相對而言,作為師範院校,則具有更加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應作出更加有為的選擇,為中國文化的復興作出貢獻。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輕人,多數是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面對中國文化的問題,師範院校的學生與其它院校的學生具有更大的歷史責任,因為你們是未來的老師,是“傳道、授業、解惑”者。然而,我覺得這卻是我們中國當代師範院校所最失缺的思想意識。這是失落了中國文化傳統的結果。問題表明,儒學傳統的價值取向應當在我們師範院校中得到繼承發揚,“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當成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尤其是“為人師表”的師範院校師生的博大胸懷和價值取向,“未喪斯文”應當使“傳道、授業、解惑”者具有自覺的擔當意識。因此,我們師範院校的大門入口處都應立上一塊“座右銘”,浩然寫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幾行大字,以警策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以此作為我們的治學方向。重新以儒家的這種天地道德境界(天地道德是馮友蘭先生作出的概括)為人為學,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就一定能培養出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想家,培養出我們中國的文化大師和思想巨匠。可是,由於“西化”和“反傳統”,天地道德境界卻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為人師表者最缺乏的傳統思想。“東哲西哲,其心相同”,所以,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中國的思想者,不能以“西化”和“反傳統”為理論目標,應當以“人類文化”的歷史進路為目標,以中國文化為載體,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出貢獻。樹立“人類文化”和“人類哲學”的理論目標,顯然非常重要。胡海波教授去年發表的論文《中國哲學的個性和人類性》代表了這一致思方向,由此將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消解中國哲學所謂的“合法性”問題,促進中國哲學的體系化建設。 “西化”和“反傳統”之後,使知識分子尤其是現代知識分子最缺少的就是儒家的價值取向。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在成功的進行了“精英勾結”之後,主流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僅僅是精英們的高頭講章,精英們已經在實際利益得到滿足之後,其擔當意識已經被異化。所以,如何走出異化,不僅是文化層面上的問題,也是知識分子生存境遇上的問題。希望年輕一代學者能自覺認識這一問題,增強擔當意識,復興儒學的價值取向,爭取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這或許是政治儒學首要的工作。我們看到,保守主義雖然不以政治儒學為旨趣,然而,《原道》卻在這方面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下面,按照“新傳統主義”的理路,談談為什麼要“正本清源、承續傳統”的問題。 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歷史悠久,文化積累十分豐厚,雖學派林立,但其主流終究沒有超出儒道兩家。然而,就歷史而論,先秦諸子和兩漢經學及唐宋子學卻呈現出不同的學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從文獻上論,孔子在對其前的文化資料進行整理修纂時,其為了厘定中國文化之道,以化成天下,只形成了六部經典,《易》在孔子晚年形成了成熟的思想體系。所以,從思想性和思辯性的高度而論,《易》居六經之首。《易》在孔子的儒學思想體系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帛書易》的出土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後儒並不理解孔子晚年形成的成熟的《易》學思想體系。從文化傳統上論,由於後世學者是以“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的方式表達思想,所以,經學較子學更具有主體地位。思想史表明,《易》不但持久地影響了中國思想發展,而且就思想性和思辯能力而言,到現在也沒有超越《易》經。 自孔子把其前的文獻修訂為六經之後,中國文化的主流脈絡始終以六經展開,現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也以孔子和六經為目標。所以,孔子和六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問題,也是當代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而六經之首的《易》,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正本清源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對孔子和六經、首先是對《易》的思想原理進行解讀,釐清所存在的問題。 《易》學史表明,孔子在《帛書要》中所說的“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被歷史所證明。在孔子的親傳弟子中,只有顏回能理解孔子的思想,但顏回早逝,而且孔子到了晚年,其《易》學思想才成熟,所以,《論語》未載孔子與顏回論《易》。《帛書要》所載“子貢三疑”卻表明,即使子貢這樣的高才弟子也不解孔子傳《易》的思想原理。正是由於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自漢代以後,不但把《易》做為卜筮之書,而且還形成了“兩派六宗、互相攻駁”的易學史。歷史表明,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儒學思想發生了分裂,使之不解《易》的思想原理。《孟子》幾乎不以《易》學立論。而《荀子》誤於《易》則深矣!如《荀子》解釋《咸》卦,認為是嫁娶之卦。但從《咸》卦的立卦和卦爻辭、說卦、繫辭的思想統一性進行推定,《咸》卦是講生命的存在原理及怎樣解決終極關懷問題。如把《咸》卦推定為嫁娶之卦,顯然與“父母六子”卦的思想原理矛盾。父母生六子而使少男少女自家嫁娶,簡直豈有此理。再則,春秋時的《禮》經表明,當時的嫁娶年齡是男三十女二十,是中男娶少女,這才合於“禮”,這一年齡結婚生的孩子健康聰明,可見中國古人對生命的認識是非常先進的,與中醫學的“七損八益”是統一的。難道作為一代大儒的荀子不懂《禮》嗎?顯然問題不在這裡,問題產生於不理解《易》的一以貫之的思想原理。然而,荀子之誤,直到當代仍沒有正本清源。 再如,《序卦傳》把《恆》卦解為夫妻卦,不但失落了《易》哲學的天地生生,大化流行的本體論,而且不解“恆”的中和之理。易道恆中,恆道生生,所以“生生之謂易”。天地生生,大化流行而有損益,孔子因此以“乾坤三索”推定了《易》的“損益之道”,但後儒把“乾坤三索”誤為“父母六子”,從而不解“損益之道”。孔子曰:“萬物莫不欲長生而亞死,會心者而台作易,和之至也。”(《帛書易之義》)。可是,由於不解孔子的這些思想,連《論語》中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也被曲解,甚至以魯論為據,以“亦”取代“易”。此實乃不知孔子為了轉化《易》的卜筮性,擔心以易疑丘,雖有“韋編三絕”,仍有 “加我數年”之嘆,其要求被其轉化的《易》在理論上沒有大的問題,能夠達到“一以貫之”。可是,這些問題,即使在《帛書易》出土之後,主流學界仍固守己見,堅持歷史上形成的解釋性錯誤,繼續以易疑丘。 所以,雖然《易》為群經之首,但是,“兩派六宗、互相攻駁”則說明,後儒沒有理解孔子的儒學思想原理,不理解孔子推定的中國文化之道,不理解孔子的一貫之道,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是一個被誤解的問題。可見,按照《易》學傳統去理解《易》,理解孔子,將在“兩派六宗、互相攻駁”的思想史中失落孔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一貫之道。歷史表明,後世儒學是把《春秋》作為儒學的主體,以運用於社會政治,而孔子對此也有正確的預見:“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見《孟子》及《史記》)。自漢代開始推崇春秋,直到現代“打倒孔家店”,表明了“知丘”、“罪丘”、“疑丘”的問題。 所以,解決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的問題應當從儒學中開始,應從中國古代哲學思維中尋求理論資源,以應對西方及中國現代社會的種種問題。好在我們現代有許多古人沒有看到的地下出土資料,例如甲骨文,孔子是否見到沒有記載,但從現有文獻看,孔子不知有甲骨文。甲骨文中反映的上古思想非常重要,對以“形”建構的漢文字和所表達的思想觀念有非常直接而重要的影響。由此表明,《易》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及內化的“形而中”哲學,有上古的文字學基礎,使孔子以“允執其中”一以貫之於中國古代文化,集中國古代優秀文化之大成,開出了中國文化的儒學傳統。但是,自孔子之後,宋儒雖以“允執其中”為基礎,建構了“道統”,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但由於不解《易》的“允執其中”的思想邏輯,終不知孔子儒學包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思想原理。宋儒甚至把《易》仍視為卜筮之書。 焚書坑儒和滅秦的阿房宮之火,使中國文化的歷史文獻遭到毀滅性破壞,以至於在漢代有今古文之爭,使之重修五經(《樂》經其時已失傳)。由漢儒的思想方法和官方意識形態所決定,使重修的五經與孔子的思想相差甚遠,以至於宋儒把漢唐之儒排除於“道統”之外。現代出土的大量文獻,宋儒無緣得見,因此不知原儒的思想原理。這是我們正本清源工作的文獻依據。 從哲學角度而論,正本清源後的先秦思想史表明,《易》中“神”的概念範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孔子一方面以“神”對“昔者聖人”的“神道設教”進行了人文轉化,另一方面以“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形”“神”主體性和“窮神知化”的“形神中和”實現了主體與“道”即與本體的中和統一。顯然,這是非常重要的哲學原理。《易》由此形成了中國哲學的概念體系。其不但沒有所謂今人所論的“合法性”問題,而且能中和貫通西方哲學,使西方能理解和接受中國的哲學。 然而,因為不解《易》的思想原理,“神”的思想意義沒有引起後儒的重視,把“神”解釋為卜筮之“神”。以至於自孟子開始,以“心”作為儒學的主體性的範疇。到了宋明,形成了“心”學集大成的陽明心學。而“心”學在主體與道、“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統一性上,出現不可克服的理論困難。而“形而中主體之謂神” 表明,“形神中和”可達“形而上”,所以《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而“神”作為主體,是謂“精義入神,以至用也”。可惜後儒對這段“終極關懷” 的論述不得其解,以至於誤解了“形而上者謂之道”思想體系。從主體論承諾與形式推定上論,《易》表明,“形而中者謂之卦”,從存在論的角度上論,“形而中者之謂之人”,從存在論的主體性上論,“形而中主體之謂神”。所以,“神”是《易》哲學中非常重要的理論範疇,後儒沒有在這個方向上發展,最終以“心”為主體性,使主體與形而上的統一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理論困境,陽明心學被清儒所詬病,表明了這一問題。可見,自西學東漸以後,中國現代以“形而上者謂之道”作為“形而上學”的同義,翻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在物理學之後》,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誤區,其後果是不理解 “形而上者謂之道”的本來意義,不理解其內化的哲學原理。 “道” 與“德”的統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成果。“德”者,“得”也。所以,先秦的“道”與“德”不是我們現代倫理學意義上的道德,,而是主體與本體的統一,是“得”“道”也。“道”者,主體所和者,主體所能和者,“中”也。是故“形而中主體之謂神”。這個思想原理,孔子和老子是相通的,具有儒道的統一性。所以,漢代以後的“儒道相絀”,不但誤解了儒學,同時也誤解了道學,楚簡的出土,也證明了這一點。“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表明,《老子》之“恆”與《恆》卦之“恆”,具有承諾與推定的統一性。把“道”推定為“生生”大化的“中和”性質,把“名”即人的認識、人的存在推定為“生生”大化的“中和”,表明了先秦時期對“恆”的本體論理解不同於兩漢以後、不同於今人。上海楚簡中的《恆先》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易有大恆”被改篡為“易有太極”,這顯然出於不理解《恆》的本體論意義,從而撕裂了《易》的思想體系。當代以陳鼓應先生所代表的“新道家”思潮,因為不能在本體的意義上貫通出土文獻,把《易傳》曲解為道家的思想形式,繼續在“儒道相絀”的理路中作文章,顯然是陷在後儒的誤區中不能自拔。現代中國哲學界把“道可道,非恆道;名可名,非恆名”用辨證法進行處理,使其義相去甚遠,可謂天壤之別。所以,只有正本清源,才能重新對儒學和道學、才能對中國哲學的思想原理做出正確的理論推定;只有正本清源,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孔老,才能正確的承續傳統。 所以,“中和貫通,重塑傳統”不但是“正本清源、承續傳統”之後接踵而來的工作,而且是由歷史和邏輯的統一性所決定的必然進行工作。 顯然,我們在正本清源之後,推定了《易》的哲學思想體系使孔老統一、承續了孔子儒學傳統之後,我們還面對西方所帶來的那些哲學,那些科學,那些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的知識。所以,以我們通過“正本清源”所“承續”了的“傳統”思想,以其哲學體系和思想原理,貫統西方的思想,以現代的文化為背景,以人類文明為目標,重塑中國文化傳統,就成為我們當代學人所面臨的工作。顯然。我們面臨的不僅是古今問題,而且還有一個中外問題,所以我們的工作量之大,可謂前無古人,更有待來者。 貫通中西,需要一種新的方法論。我所運用的方法論,是把哲學問題——無論是本體論問題還是主體論問題以及知識論問題,無論從哲學的原生性角度還是哲學史角度,我的哲學方法是用“承諾推定法”進行“思想還原”。具體而言,是把本體論問題以本體論承諾與邏輯推定進行解決,主體論問題以主體論承諾與形式推定進行解決,知識論問題以價值論承諾與範疇推定進行解決,從而以這種方法貫通中西。以推定出的中國哲學的“形而中論”思想體系貫通西方,可知西方哲學必然終結,因為其主體論承諾與形式推定實質上是“形而下學”,其理論價值是由此發展出自然科學,也即《易》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承諾推定法”作為運用的一個例子,能夠消解“辯證法”矛盾。例如,“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這一“辯證法”的陳述,用“承諾推定法”反思之後,表明“世界上沒有絕對真理”這句話同樣沒有“真理”意義,因此等於廢話。(見拙作《中國之科學精神》,黃玉順主編“中國精神叢書”)以“承諾推定法”進行思想反思,具有普遍性意義,如“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陳述,如果其具有“真理”的向度,卻由此表明其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陳述。 “承諾推定法”是“和中”的方法,對應於中西哲學,是一個“中道”的方法,其既能推定中國哲學,也能貫通西方哲學。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所謂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人搞出的中國哲學,不但要代表中國文化的理論高度,而且要西方人能夠以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很好的理解中國哲學。重要的意義還再於,中國哲學應解決西方哲學不能解決的問題,把“終結”的西方哲學導引到中國哲學的理論方向,這樣,不但貫通了西方哲學,而且使中國的哲學文化走向世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隨着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將對人類文明做出偉大貢獻,中國文化將大放異彩。 作為“中和貫通”,顯然要面對當代中國文化一道獨特的景觀,這就是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壘。三種哲學形態鼎立,對復興中國文化而言,顯然給中國哲學界提出了更為繁重的任務。時下有所謂文化的多元性的訴求,但這一訴求卻不適合哲學研究。從哲學的思想邏輯和價值取向,哲學只能是一元的。所以,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必須是一元論。同樣,對於西哲和馬哲而言,如果自成體系,也只能是一元論。而“中和貫通”,就是要以中國哲學貫通西哲和馬哲,解決他們不能解決的哲學問題,而且當代的中國哲學研究不應該也不可能夠繞開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當主動回應他們的哲學問題,貫通他們的哲學理路。顯然,這需要熟悉西方及馬克思主義哲學,不但要面對文本,更應該理解他們的方法,他們的歷史和他們的思想邏輯。 就學術研究的自由性而言,當然允許中哲、西哲、馬哲各持己見,進行研究。但是,就中國哲學界的現狀而言,中哲、西哲、馬哲卻不應當固守自己的價值取向,應當面對自身的問題作出反思。例如,對西哲而言,在西方的哲學家提出“哲學的終結”、哲學進入後現代的“無哲學”的前提下,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能走出西方哲學的困境嗎?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元論其主要缺點,能夠解決這一個問題嗎?然而,如果沒有二元分離,則發展不出現代科學技術,所以,就二元論問題,西哲是一個兩難困境。從“形而中論”看來,西哲是“形”“神”相分,思想下貫“形而下”,使形器之學發達,但在邏輯上卻使“形而中”之“神”和“形而下”之“形”二元分離(當然,西哲現在仍沒有達到這一理論自覺、沒有意識到人類的主體性只能是形而中),使形器之學發達而思想終結。所以,西方哲學和科學不可能達到“形而上”之道。因此,西方的終極關懷是靠宗教來維持,靠科學來突破,即“生命”問題是企圖以現代生物學和基因工程來解決,但是,科學上的“測不準原理”,理論上已經使科學思想“終結”,所以,現代生物學和基因工程不可能解決終極關懷問題。然而,更大的問題在於,從哲學上看,現代生物學和基因工程絕不可能證明人類如此這般進行思想的規律性,從而使如此這般的以現代生物學和基因工程解決問題並不是一個由“規律”所決定的必然途經。而對於生命的終極關懷,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創照了以中醫學為基礎,以形而中上貫形而上,形神中和,形神生化的生命科學。作為中和貫通的必然,我把中國生命科學以《咸》《艮》兩卦為哲學基礎,以“內丹學”為操作形式,進行計算機模式處理,形成《中國生命科學計算機自控系統》,使之形成集診斷、中醫治療、理療、頻譜治療、經絡治療和自控內丹修煉於一體的現代中國生命科學理論體系。 對馬哲而言,則面對的問題更嚴重、更複雜。首先,應當把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和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劃出適當的界限。這僅僅是因為,站在理性的立場上,中國的現實需要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需要共產黨執政。當代中國處於政治上的兩難困境:沒有共產黨不行,有共產黨也不行;沒有共產黨將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按共產黨的原生理論繼續下去也不行,所以才需要改革。保持穩定,爭取時間,加快改革,復興文化,應是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非常清醒問題。 對於學術上的馬克思主義,如果想在學理上取勝,則應當建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問題是其理論不成體系,這決定於其理論的不成熟。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認為具體問題到具體的自然科學中尋找答案,因此再也不需要哲學了。他說:“現代唯物主義都是本質上辯證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駕於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一旦對每一門科學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繫中的地位,關於總聯繫的任何特殊科學就是多餘的了。於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學中還仍舊獨立存在的,就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形式邏輯和辯證法。其他一切都歸到關於自然和歷史的實證科學中去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65頁)。“自然科學家滿足於舊形而上學的殘渣,使哲學還得以苟延殘喘。只有當自然科學和歷史科學接受了辯證法的時候,一切哲學垃圾——除了關於思維的純粹理論——才會成為多餘的東西,在實證科學中消失掉”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533頁)。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解決問題的思想理路放到了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之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的理論貢獻是發現並建立了“剩餘價值”學說。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建立了具有本體論地位的基本原理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但是,到了晚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僅以政治經濟學為基礎,沒有一個理論體系是不行的,因此要搞出一個思想體系(有關論述見《自然辯證法》)。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一個分工,馬克思研究“人類學”,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力圖使自然本體論和主體論統一,以形成一個思想體系。但他們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只形成了兩個讀書筆記。而《自然辯證法》是以當時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以牛頓力學做為立論基礎,所以不能全面準確的反映世界的基本規律。值得反思的是愛因斯坦對《自然辯證法》的批評,“在伯恩斯坦把[恩格斯這本書的]手稿送交他的時侯,愛因斯坦答到:‘無論從現代物理學的觀點來看,還是從物理學的歷史來看,他的內容都是沒有任何特別的趣味的’”([美]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1版第222頁)。“我堅信恩格斯本人如果能夠看到,在這樣長的時間之後,他所作的謙遜的努力竟被認為有如此巨大的重要性,他會覺得這是可笑的”。([美]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1版第226頁)。 “應當指出,杜林在關於空間和時間的本質的基本問題上所預見到的發展,要比恩格斯精確的多,恩格斯以一種曖昧的方式贊同牛頓的絕對的空間和時間的理論。愛因斯坦大大地受惠於馬赫的關於空間和時間的合理概念,而不是受惠於他的科學理論。而馬赫在他的《力學》中非常豪爽地感謝杜林,特別感謝杜林的批判著作” ([美]悉尼·胡克《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10月第1版第222頁,注[4])。如果說愛因斯坦的批評僅代表了個人意見而不足論,那麼,《自然辯證法》能否回答量子力學以來自然科學所產生的哲學問題,就成為檢驗馬克思主義真理性的標誌。顯然,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並沒有回答這些問題。 可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一個不成體系的哲學,按照黑格爾的觀點,沒有思想體系的哲學不能稱其為哲學。馬克思主義因此而發生理論矛盾。例如,既然“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那麼,在社會存在的經濟要素沒有達到共產主義之前,人們就不會具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意識,所以,現實中(尤其所謂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就不會產生真正的共產黨人,因此,腐敗則是必然的。顯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定是一個悖論,理論與實踐相悖,馬克思主義產生於空想社會主義,其結果也只能是空想。主要問題是領導社會主義的共產黨人是一個悖論的存在,因為現實中不能產生共產黨人。所以,現實中的共產黨人是與馬克思主義相悖的存在,這在本質上決定了其必然改革。 對於這個矛盾,儒學給出的是“內聖”而“外王”——只有“內聖”者才能有資格成為“王”,而成為“內聖”,不是由社會所決定的,而是由“修身”所決定,顯然對馬克思主義不無俾益。再如,《共產黨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69-270頁)然而又說:“理論思維僅僅是一種天賦的能力。這種能力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進行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465頁)。可見,“最徹底的決裂”和“學習以往的哲學”互相矛盾。又說:“在我們不得不生活於其中的、以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為基礎的社會裡,同他人交往時表現純粹人類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經被破壞得差不多了。我們沒有理由去把這種感情尊崇為宗教,從而更多的破壞這種可能性。”(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 231頁。)顯然,這裡是說不能與傳統決裂。 雖然馬克思主義存在着思想體系不成熟從而不能自圓其說的理論矛盾,並最終導致實踐上的困難,但是,在價值取向的意義上,我們應當學習馬克思恩格斯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鬥而貢獻終生的偉大精神,馬克思恩格斯是偉大的學者。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與儒家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一致的,這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中國“五四”一代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之一,其崇高的道德理想是與儒家一致的,只是方法論不同而已,這一問題,馮友蘭先生的兩種辯證法區分即“仇必仇到底”和“仇必和而解”,在一個層次上說明了兩者的方法論之不同。在方法論上,在理論形式上,就馬克思主義而言,需要把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與斯大林、與毛澤東進行理論上的區別,因為在思想進路上,他們之間已具有不同的理論推定。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儒家為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取向,其方法卻是多方面的,例如“不為良相,要為名醫”,所以儒學中有“儒必通醫”之謂。儒學中還有“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之謂,這些都表明了儒學和馬克思主義的不同方法論。 顯然,由“中和貫通”所決定,如果馬克思主義要保持自己的理論地位,需要作出相當的努力,解決內在矛盾,形成理論體系。否則,中國哲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將是歷史的必然。 作為中國哲學的主流學界,一方面要突破西化的限定,走出“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應有一個“厚德載物”的心態,容納百川,以匯成復興中國文化的洪流。在理論建構上,應吸收西方哲學的思辯方法,反思中國哲學的當代研究。例如,中國哲學的主體是辯證法嗎?與“允執其中”能否形成邏輯關係?“天人合一”是可能的嗎?在實踐中有這種途徑嗎?我對此是否定的,因此提出“天人和中”的哲學命題(見《安陽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幾十年來,中國主流哲學界認為,中國古代的某些哲學思想屬於“辯證法”或者“樸素“辯證法”,這需要在本體上進行梳理。顯然,這是一種價值推定,而不是事實推定,來自於西方哲學或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統治。通過“承諾推定法”對“辯證法”進行的反思,我認為,辯證法只能是主體的、主觀的辯證法,這一點,黑格爾是正確的。所謂客觀辯證法是一個誤區,這被現代科學所證明。現代科學表明,任何一個物理觀測都是主體所干預的結果。“辯證法”的應用,是一個不確定的方法,即使在主觀上應用辯證法,也只能限定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在思辯的意義上,辯證法並不能解決基本的哲學問題,甚至無能為力。例如,當我們把由辯證法推出的結論再用辯證法推定一次,其所有結論將不能成立。所以,辯證法在本質上是思想的工具,但不能做為有效的推定思想理論的工具。即使是作為思想的工具,也需要小心,防止走向詭辯論。辯證法最有效的應用,就是用於辯論和進行思辯,決不能用於建構思想理論,因為以辯證法建構的思想理論,不能被辯證法所反思。當以辯證法建構的思想理論再被辯證法反思時,結果只能是辯證法的自我否定,這是辯證法無法自圓其說的思想怪圈。 中國的當代哲學研究和思想進路,還存在着一個對哲學的理解問題。哲學的終結表明西方哲學對原生性問題(主要是本體論問題,所謂存在之何以為存在)的無能為力。“承諾推定法”認為,解決了原生問題的哲學必然消解哲學自身,因此,真正解決了原生問題的哲學是使自身內化,消解自身的理論建構,而《易》哲學早就達到了這一理論高度。當然,《易》哲學的原生問題和由此解決問題的理論統一性,使哲學沒有必要成為一種單獨的學問形式,《易》哲學把原生問題化解在存在論的本質性上,即把主體和本體中和為“生生”大化的時空統一性上,使哲學提問不再有原生性問題,只需給出解決的途徑,而這個途徑又在存在論的意義上與本質統一。所以,沒有哲學提問,就沒有哲學的理論建構。可見,今天的時代性(西化性)決定了對《易》、對中國文化提出了哲學發問,所以,我們應當做的,不應以西方的某種哲學理路進行推定(而這卻是近百年來中國學人所熱衷的工作),而應當把《易》及中國文化自身的哲學發問和解決方法進行思想性的外化和理論建構,以相應的邏輯思想體系,形成自為的中國哲學。 面對今天報告的對象,下面談一下當代哲學研究需要面對和解決的“讀書”問題。 無論是“中和貫通”還是要中學西漸,顯然,當代學者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無法把古今中外浩瀚的文獻資料通通閱讀一遍。所以,這裡面有一個方法論問題。雖然學科越分越細,然而,因為哲學研究的特殊性、其追問的本體性,需要哲學家博覽群書,以廣博的知識背景,進行思想上的理論建構。然而,生命是有限的,使所謂的博覽群書也有一個限度,這樣一來,有效的辦法是把握相關領域的主要進展、代表人物、理論推定和由此反映的哲學問題。例如,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反映出西方哲學的認識論問題,科學家需要熟悉並綜合哲學上的流派,推進科學研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愛因斯坦當時提出的相對論,是思辯的產物,當時的經驗科學無法證實相對論的正確性,以至於他獲“諾貝爾獎”,是因為電動力學方面的貢獻,而不是相對論。證明了相對論的理論正確性,是被其後的天文上出現的雙星系統,由此證明了相對論所預言的引力彎曲,之後相對論才被物理學界廣泛承認。所以,相對論雖然是物理學的成果,但這一成果卻得力於愛因斯坦的哲學訓練。我們知道,愛因斯坦在讀大學時,與三位同學組成了一個業餘的“哲學學院”,經常在一起討論各種哲學問題,互相詰難,提高思辯能力,以至於愛因斯坦終生受益於青年時代的哲學訓練。 另外,還要理解一元的概念問題。對哲學而言,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需要的思想上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時下里經常提到的是科學、文化的多元化、個性化、多樣性、豐富性,顯然這是一種表象化的藝術化的甚至是文化的政治策略,從哲學及思想的本體化、本質化而言,這些陳述只能是誤導。試問,科學能多元嗎?西方的航天飛機和中國的航天飛機要上天,要把握同樣的物理定律,要衝破同一個地球引力,這是由科學的一元性所決定的,不能以西方和中國而分成兩個物理規律。其中,要謹慎的使用“發展”這一概念。西方哲學學派林立,但那是由於任何一個學派都沒有解決哲學問題,從古希臘到現代,可以謂之發展,然而海德格爾最終卻提出“哲學的終結”,要求哲學思考返回到古希臘,返回到巴門尼德。可見,海德格爾要求西方哲學“倒”回其歷史的起點,形成了一個怪圈,在那裡打轉,因為沒有解決本體論(存在論)問題。所以,從本質而論,哲學沒有發展,只是以思想接近本質,與本質合一,這是哲學的目的,但一旦達到目的,也就消解了哲學自身。所以,如果把思想定位為本質的再現,就沒有發展而言。而本質只能是一元的,所以,真正的哲學建構只能是一元論,也只有一元論才能達到一以貫之、自成體系,才能避免理論矛盾。 所以,時下常說文化的多元性,這是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立論,反對西方的話語霸權。但是,這在哲學上卻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全球化必然帶來文化的同化,就象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把多民族的文化進行了漢化、進行了同化一樣,這是因為漢文化有其他文化不能取代的優點。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未來的人類文化,必然要實現大同,而不是多元並存,民族保護主義只是暫時的,人類選擇那種文化,要看這個文化是否符合人類的生存本質性。所以,狹義的民族文化不可能立足,也不可能長久保持。只有把人類作為一個民族,從而把中國文化的復興統一到人類性上,中國文化的復興才有終極的意義,否則是短暫的。因此,這需要我們作出與人類歷史進路相統一的文化戰略,中和貫通一切人類文化的優秀組成部分,進行同化,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開出新傳統,中學西漸,實現文化大同。可見,“大同” 並不是我們現代儒者的理想,而是先秦儒學早就有的理論推定和文化理想。 所以,以哲學的眼光看世界、看文化、看科學、判斷其豐富性,需要有自已的視野,需要有深厚的學術積累。 學術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要想在學術上做出貢獻,需通過長期的大量閱讀、通過對問題的洞察,培養自己的學術意識,樹立遠大的理論目標。然而,中國當代的教育和學術體制卻不顧思想發展的客觀規律,以論文的量化作為學術進步的標準,要求在某種核心期刊上發表數篇文章,達到某某標準,並把學術論文的數量與職稱掛構。學界雖然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批評,但問題表明,中國的學術界積蔽已深,非一朝一夕可能解決之。這種粗製濫造,使學術垃圾隨處可見,出現學術腐敗、學術滑坡等問題,實質上暴露的是體制上的問題。所以,去年北大的改革方案一出台,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實際上,這是所謂“精英勾結”的必然結果。現代的北大與過去的北大沒法相比,蔡元培當北大校長時,不看文憑看水平,來北大任教,必須能自己編寫教材,所以使大師雲集。而現代的教育體制,使庸才雲集,濫竽充數,誤人子弟,所以北大的改革方案中才有“一流的學生,二三流教師”的這種說法。在這樣文化氛圍和教育體制中,要想作出真正的學術貢獻,需要學者的良心和為真理而奮鬥的勇氣,要在思想上敢於反叛,順從這樣文化氛圍和體制,決沒有出息。所以,對在坐的年輕朋友而言,更需要深刻的思考這一問題。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聖人也才在五十歲以後思想才成熟,由此表明的是學術積累、思想成熟與生命經驗的統一。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呈現的問題不但是一個歷史性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這不但是在學理的問題層面上,更加表現為生命的經驗層面上,《易》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是也。所以,積極的感悟人生,不斷進取,才能有所發現,才能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當然,這需要學者的有一種“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精神,需要學者有一種歷史的責任。 在治學上,牟宗山先生的治學經驗值得我們借鑑。他說:“五十歲以後寫的書都比較可靠”、“我五十歲以前寫的那些書,你們不要看”。(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12月第1版,第385頁。)他說:“一個人的思想要能定住,能像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能有明確的立場,這需要下功夫,切實用功的”,(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380頁。)這僅僅是因為“一般人並不是聰明不夠,而是對文獻所下的工夫不夠,只是隨便引一點,發揮一下。這是不負責任的,不能算數的。這只是表現自己的聰明,主觀地發揮自己的一套,而不是作客觀的了解,所以,我們必須提高理解程度,必須要通透。而這套工夫完全是學究的工夫,是急不得的,要慢慢來”、“這需要下工夫,工夫下得久了,每個概念自然會歸結到其恰當的地位。我們通常在開始研究一個問題時,概念都是浮動,到後來才逐漸穩住。但其實浮動的並不是概念,而是我們自己。概念本身自有其恰當的地位。因此,主觀的了解很難與客觀的原意相合。這種工夫非作不可,這樣才算學術,才能顯出一個客觀的地位。但是現代人誰肯去作這種工夫呢?大家都急着成名,大學剛畢業,就說孔夫子當年三十而立,我們現在到了三十歲還沒有立,要趕緊立。三十歲得了博士,以為也得了學問,就想出大部頭的書;事實上根本不行,才只是剛開始作學問。博士只是個入門,只表示你可以吃這行飯,並非表示你有學問。所以這些工夫一定要作。人到了三十幾歲,就進入了中年時期,既想成名,又想建功立業。中年人的事業心很重,心思容易分散”。(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 1版,第385-386頁。) 年齡很重要,尤其在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上,需要身心體悟。有個日本學者叫井上靖,他說,年輕的時候,高中時讀《論語》,理解不深,沒有什麼收穫。到了老年,人到了反思自己的年齡,再讀《論語》,發現孔子講的太重要了,孔子是全人類的導師。這說明,學問要不斷反思,不斷積累,才能升華出理性的東西。學問之道,是能夠自我深化所面對的問題,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善於發現問題,順着問題的理路搞清來龍去脈,才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既能提高學問,還能修養身心,這是中國學術之特長,因為中國哲學具有主客體的內在的統一性。中國的學問既能使學術升華,也能使生命生華。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只有“道”才是真正的學問,才是真正的財富。把我們的運思放到歷史的邏輯中,對歷史負責,有一種歷史感,學術成果才能不被歷史所淘汰。如果把學術作為衣食父母,只能被歷史所淘汰,而中國當代學術體制,卻陷在這一怪圈中而不能自拔。 由時代所決定,中國文化已經處於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願與在座諸君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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