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語種,其優越性表現在創造、定義和表達新概念的方式上。
比如“CAR”這種東西來到中國以後,就不叫“卡”了,而叫做“轎車”,這實際是用“轎子”跟“車子”(傳統意義上的馬車)合在一起,去定義和詮釋一個新的概念。
中國文字就是這樣堆砌起來的。
中國語言的這種近親雜交的增長方式很適合“禮制”的需要。公安部門在處理交通事故的時候,就可以隨意創造出各種詞彙,來定義事故的性質,以避免僵硬的法律定義所造成的被動。前些時候沸沸揚揚的“寶馬撞人”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在定義事故性質的時候,必須把握好這樣一個尺度:即能平息民憤,又要能保護好帝國新貴族的合法權益。
想來想去,我們決定創造出一個新的詞彙,有同志在開會的時候說:“叫‘精神溜號’怎麼樣?”
此建議立即獲得大家的支持,我們利用中文的優勢,通過發明新的法律詞彙,靈活運用法律工具,成功地解決了帝國的階層矛盾問題,鞏固了穩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我們將“詞彙彈性堆砌創造法”在司法系統中加以推廣和應用,這次又成功地解決了“黃靜”這個案子,把她的死因歸結為“特殊性行為”,再一次增加了法律的彈性,避免了法制的僵化,爭取了主動。
由此我們也認識到,一個社會的經濟和制度,必須與其文化相配套。帝國文化的優勢在於它的靈活性、可塑性、虛無縹緲性,以及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性,我們不能死搬硬套西方法制的那套東西,我們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的“法制”之路。
請法律戰線上的同志認清方向、調動起來,積極開動腦筋,從“精神溜號”到“特殊性行為”既往開來,發展下去,繞開西方“法制”理念的陷阱,為帝國的法制建設創造更多更好更優美的新詞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