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中國是最原始的人吃人的社會 

“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社會，是處在一個以片面理解的經濟發展觀為唯一導向的、最原始的人吃人的初期資本主義階段，而這個腐敗階段正是歐洲兩百年前****革命的溫床。中國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患難，打倒了西方帝國主義，趕走腐敗的蔣介石政權，到頭來片面強調經濟發展的導向，又極為諷刺地把中國帶回了兩百年前以及類同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窘境。對外而言，這種單純強調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重蹈日本覆轍--出口激增、以鄰為壑--帶來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貿易與匯率的制裁。對內而言，各地政府放棄了本身職能，變成了個大商販，招商引資、賣地籌資搞政績工程，盲目發展經濟，造成中國特有的低水平重複建設的大量浪費現象。

　　表面上看，中國的GDP每年以百分之九的水平高速增長，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說，全國省級統計數據約有四成水分，縣級高達八成，如果再扣除環境污染的成分，按照中科院的計算，大幅縮水的GDP還要再縮減七成八，而且還以每年兩千億美元的利潤形式流向海外。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這種資源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所造成的能源浪費是先進國家日本的九倍，歐洲的五倍和美國的二點五倍。其他問題如固定資產投資效益低落、四分之一城鎮有着嚴重的政績工程等更是不勝枚舉。

　　這些經濟表面現象的惡化還不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社會在以簡單的經濟發展為綱的改革開放下，整個土壤變壞了，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才是最令人擔憂的。舉例而言，我在二零零四年提出「國退民進式的國企改革讓少數國企老總暴富，而同樣貢獻的職工卻被賤價買斷工齡」這種社會不公現象時，主流經濟學家的答覆令我感到震驚。他們認為民企比國企更有效率，所以應該進行改革，就算改革中出現一些腐敗問題也是可以接受的。　　

　　國企改革天怒人怨。　　

　　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申明，我談的絕對不是國企或者民企誰有效率的問題，而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相當多的案例顯示，國企收購者賤價買斷工齡，將下崗職工推向社會，由失去了國企的政府和社會大眾來負擔，但收購者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或剷平工廠就地起高樓圖利自己，但是改革成本卻由全社會負擔，這就是我所批評的天怒人怨的改革。這些收購者拿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置下崗工人於死地，還能吃得飽、睡得好，甚至在台上口沫橫飛地大談自己「產權改革」的成功經驗。我不懂他們怎麼還能這樣毫無羞恥心，甚至還睡得着覺。

　　這個壞土壤所孕育出來的既得利益者處理“教改”的手法更是匪夷所思。雖然大學仍是公立大學，由政府補貼，但是政府卻允許大學巧立名目、提高收費，讓大學教職員中飽私囊，而其成本卻由社會最底層的窮人負擔，因為大學亂收費的結果阻斷了農村子弟唯一脫貧致富的管道。但我們看不到一點既得利益者對弱勢群體的關懷與同情，反而以市場化為手段，以個人利益為目的，透過教改，大事搜刮，中飽私囊。更有甚者，在這個社會一切往“錢”看時，北大和清華的教職員利用前人苦心經營的校譽，搞了個北大系和清華系的企業集團，在股市上呼風喚雨，操縱股價，利用北大清華的清譽坑害股民，圖利自己。

　　類似的現象在醫改問題上也是讓人扼腕痛惜。所謂的「市場化」的醫改措施，讓窮途末路的病人掛急診病號竟然要先交付保證金，否則放在走廊上等死，難道我們的醫院連一點最起碼的人性關懷都沒有了嗎？醫改的結果，不止窮人看不起病，甚至連一般人也視去醫院為畏途。

　　此外，腐敗的地方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合謀，利用黑道對付手無寸鐵的拆遷戶的手法更是令人髮指。為了逼迫拆遷戶接受不公平的補償，不但利用黑道直接毆打當事人，甚至威脅當事人的子女。在腐敗的司法制度下，拆遷戶投訴無門，甚至連主動協助拆遷戶打官司的律師，竟然也被利益團體利用腐敗的司法力量將其入獄，置於死地。中國大地什麼時候竟然變成了一個人吃人的社會？　　

　　當老百姓投訴無門而轉向司法體系尋求正義時，老百姓得到了什麼待遇呢？基本上是中午吃原告晚上吃被告的待遇。在很多時候，司法機構包括法院和公安不是故弄玄虛的不受理，就是和利益團體勾結，侵害百姓利益。　　

　　當老百姓的權益受損，因投訴無門而上街旅遊抗議衝擊地方政府的時候，地方政府是什麼處理態度呢？軍警圍剿甚而對外宣布是國外惡勢力操縱，民眾因而被捕下獄。你竟然看不到一點地方父母官解決百姓困難的情懷，那種人吃人的兇狠勁讓人感到寒心。　　

　　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　　

　　更有甚者，目前中國這種人吃人、侵吞弱勢群體的水平，還上升到了行政暴力侵吞民有資產、司法暴力審判、行政暴力合法的超高水平。最着名的例子當推港商嘉利來的股權被侵吞案。一九九五年，香港嘉利來與北京市二商集團、北京恆業房地產公司組建公司，共同開發世貿中心項目。二零零零年時，二商集團個別項目負責人垂涎於嘉利來的股權，於是勾結社會惡商，買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經貿委的個別公務人員，組成合謀團夥，侵吞嘉利來股權。　　

　　二零零一年年底，嘉利來提起行政覆議，商務部其後撤銷了北京市商務局的行政批覆，但北京商務局拒不執行。其後經國務院領導批示，國務院法制辦查核後，國務院辦公廳零三年七月責令商務部等單位督促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中央政府行政覆議決定。八月十四日商務部也明確再次要求北京市商務局立即執行。為遮掩商務局違法行政的錯誤，北京二商集團依據偽造的複印件合同，在北京市二中院起訴商務部，北京市二中院竟然判中央政府敗訴。北京市政府內部的腐敗分子這種操縱司法、暴力判定行政暴力合法的判決將盡失民心，而嚴重動搖國本。　　

　　這些年來農村的衰敗也不遑多讓。三農問題的嚴重，讓人感到怵目驚心。農村破敗的基本原因，還是因為農產品的附加價值遠低於工業品的附加價值，因此經濟越高速發展，農村就相對地越破敗，而其必然結果就是農村資金大量流入城市追求高附加價值。但是農村資金缺乏的結果，是與各種權力高度相關的地方幹部親屬和非農經營業主，透過高利貸進一步剝削窮困不堪的農民。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溫鐵軍教授的調查，類似於國民黨時期的高利貸在很多農村地區就重新泛濫起來，而且情況是極其嚴重的，與國民黨時期的亂象相比，毫不遜色。舉例而言，月息在一點五至二分之間的民間高利率借貸占了百分之二十點五；月息二分以上的高利貸約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中月息二分至四分的高利貸占了百分之十八點二，月息超過四分的惡性高利貸占近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目前農村的農民借款中只有百分之十一的借貸是用於農業再生產，其他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都是消費性的借款，而不會投入生產的循環使用，因此就很難想像百分之八十九的借款者用什麼來還錢。此外，高利借貸與買賣婚姻、賭博等現象相關，誘發了一系列的民間糾紛，有的債主請黑道討債，有的發生鬥毆致傷，還有的與黑惡勢力結合，毆打無力還貸的農民、強行拉牛抓豬，影響了基層的政治穩定。　　

　　其他少數既得利益者剝削社會大多數人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例如上市公司剝削股民、民企老闆剋扣民工工資等等現象，我們見得少了嗎？

　　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把中國這個古老傳統的國家帶到了這個絕境呢？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這塊土壤出了問題，我們這塊土壤的壞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僅見。”

　　社會之壞五千年僅見。

　　我分析有三個原因使得我們的土壤變壞了。第一，中國這一代人是五千年來的唯一不敬鬼神的一代，古人「抬頭三尺有神明」、做壞事下地獄的簡單封建理念，到了這一代蕩然無存。我雖不主張迷信，但是當一個民族到了一切向錢看而無所畏懼的時候，人吃人的社會就成形了。

　　此外，土地改革將地主階層一掃而空，我絕不否認惡地主的存在，但是地主階層，也就是以前的鄉紳，在中國文化中是中華禮教的維護者。舉例而言，以往封建時期的修橋、鋪路、建學校、建廟宇都是誰做的呢？都是地主階級。例如，以往被所批判的四川地主劉文采，最後也被實事求是的態度翻案了，原來他是個大善人，他耗盡家產建立了聞名遐邇的文采中學。如此例子不勝枚舉，山西幾個大地主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型，包括喬家、王家，到了分土地打土豪的時候，農民不忍心占據地主莊園，所以才將這些古蹟保存了下來。可是地主階級不分好壞地全部清除，其結果卻使得廣大農民不知何為禮教。

　　最後，中國從來就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一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地方幹部和惡霸在歷史上一向為所欲為的傳統到了新中國沒有絲毫的改變。這樣一個不敬鬼神、沒有禮教束縛、無法治約束的一代就是人吃人的一代人。今天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執政哲學使得中國這一代人更往“錢”看，但是不敬鬼神就無所畏懼，不知禮教就寡廉鮮恥，無法治約束就貪贓枉法，這不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社會嗎？

　　就是因為這些改革的少數既得利益者侵吞大多數弱勢群體的現象太過嚴重，因此五中全會“國內和諧化”的理念就特別地具有時代意義。從我前面所分析的問題看，目前在這片壞土壤上以簡單經濟發展為唯一考量的發展觀，已經造成了社會的極度不和諧，而國內和諧化將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充分而且必要條件。經濟發展停滯的菲律賓、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和民進黨執政下的台灣就充分說明，一個社會絕無可能在社會極端不和諧的情況下發展經濟，而且不和諧的社會將使得政府的執政基礎迅速淪喪，造成社會進一步的動湯。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的不穩定、的頻仍以及經濟的停滯發展，不正說明社會和諧的重要嗎？在社會不和諧的危機之下，學者專家卻仍然高喊着以經濟發展為唯一的目標的理念將會如同菲律賓等國一樣，使得中國經濟體系迅速瓦解。

以法治挽回政府信譽

　　宗教信仰是靠歷史的傳承，禮教的建立要靠文化的積累，絕對無法而且也不需要靠行政命令建立這套系統。透過長期的法治化建設形成法治化的遊戲規則，以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為應當是政府長期努力的目標。但在短期之下，政府必須利用嚴刑峻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國資流失、以強欺弱、治安惡化、行政司法、政府腐敗和三農等等問題。可是嚴刑峻法的推動脫離不了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的執行。但很不幸的是，由香港嘉利來的案例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包括司法機構的囂張氣焰，不但無視中央政府的存在，而且其作為已經開始動搖國本。有這樣的地方政府，我們還需要敵人嗎？再加上改革開放後官商勾結的既得利益者，使得國內和諧化的改革越發艱難。在此我呼籲中央政府進一步加強執政能力，以嚴刑峻法貫徹以民為本的思維，整肅吏治，因為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就很難徹底解決老百姓痛恨的問題，也無法推動以民為本的法治化建設。

　　其具體做法應重新定位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職能，首先我們要確立一個理念，何謂正確的政府職能。各級政府的職能不應以經濟建設為唯一的目標，更不是像目前各級政府一樣的大商販的身份。協調發展才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只有解決好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但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如同香港和新加坡一樣的廉潔和高效的政府。中國各級政府的全面腐敗與低效率曾經引發了大面積的體制改革的討論。一些食洋不化的專家學者提出西方式的民意監督包括民主（議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是體制改革的唯一良方。但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意監督能否到位還遙遙無期，而以簡單經濟發展為綱的錯誤思維已經造成了社會的嚴重動湯和不和諧。

　　民主和民意監督根本解決不了中國各級政府的腐敗以及低效率。我認為這一切應該歸咎於我們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理解太過膚淺所致。舉例而言，一九九七年之前的港英政府不但清廉而且高效率。但是當時的香港有民主嗎？有民意監督嗎？有輿論監督嗎？都沒有。五六十年代香港本地媒體膽敢批評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員就上門抓人以“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遞解出境。這種威權體制下的港英政府竟然是最廉潔與最高效率的政府。清廉的新加坡政府也和香港類似。可是，亞洲其他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台灣等等，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引進了民主與輿論監督，但是政府的腐敗和低效依然嚴重而不能解決。而這也是我為何主張單靠民主與輿論監督不能解決腐敗與低效的主因，因為民主與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化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而這也是為何民主與輿論監督在法治化的西方國家有效而在亞洲大部分國家無效的主因。

　　以香港和新加坡的案例而言，政府的廉潔和高效來自於英國人建立起來的嚴格的流程式管理。那麼流程式的管理有多重要呢？以土地協議轉讓為例，如果規定要競價拍賣，那麼競價拍賣本身就是流程化的管理，而不再由領導拍板決定。以往領導有很充分的空間去討價還價，由於沒有一個價格機制在，因此需求量是無限大的，太多人需要土地。而競價拍賣就是一個規範的流程，減少了官員腐敗的空間，而且由於價格的調整使得需求減少。如香港批地就是流程化的公開競價，港府官員沒有貪污的空間。而如何補償拆遷戶都有一整套的程序，雙方都沒有議價的空間，因此大幅減少司法和黑道威脅。

　　最後我想提出，五中全會的“三和理論”將是繼“三個代表”之後的重要里程碑，也和“三個代表”一樣肩負着不同時代的不同使命。毫無疑問，“國際和平化”及“兩岸和解化”的推動，與“國內和諧化”的日益惡化，更顯現了北京推行“三和理論”的迫切性，而解決“國內和諧化”是重中之重。在國內法治化的建設還未完成的前提下，我們應以嚴格流程化的管理解決各級政府的腐敗和低效的現實情況，然後以嚴刑峻法解決人民最不滿意的問題，才是各級政府的首要施政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