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伟人的文化值得自豪，依赖伟人的民族只有悲哀—

什么是伟人？伟人是一个本身能够拥有或产生巨大能量，对人类或自身所在的社会的阶段性历史进程中，客观上产生过举足轻重（无论正反面）的影响而必须同这段历史一起载入史册的人。

伟人巨大能量的来源，除了自身部分生理上可能有的特殊“天赋”条件外，主要取决于加工这个伟人的文化功能、伟人具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和一定的（如没有因为发生意外而提前夭折）的“运气”。

中国历史上的的确出过不少伟人，他们也的确做出过许多足以载入史册的事迹。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以及统一度量衡之类，绝对称得上进步、正确的措施，因为即使以新“人类社会学”理论和其认识论观点来判断，也和人类社会真正正确的进步方向，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又如毛泽东，不仅领导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再次统一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而且能够将中国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极致，转化出的物质能量，分别两次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把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打得心服口服而没有了脾气。更在全世界不看好和经济、技术封锁的不利环境条件下，完全靠自力更生地发展出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以军事、体育、、工农业、科学技术等全面令人刮目相看的实力成就，为中国取得了早就应该有、确又一直没有的大国地位。他的伟人头衔，已经是一种国际公认的客观存在了；再如邓小平，当伟人毛泽东去世以后，在那里的政治出现大权旁落入极左的四人帮手中的社会危机，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的时刻，邓小平以自己当时并不坏的声望和领导能力，获得了军队和多数老干部的支持，粉碎了四人帮的夺权，稳定了政局。随后又以强硬的态度和灵活的手腕，在以“中越反击战”教训越南的先后同时期，和英国达成了维持一国两制、和平收回香港的协议，重树了国人的信心和自己的威望。接下来，他以“摸石头过河”和“猫论”“不争论”，把中国人引向了和毛泽东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条路。取得了经济和国民收入上、令世人人瞩目的巨大变化。所以无论将来的历史对他下正面还是反面的结论，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绝对值能量，也足以让他当之无愧地享有伟人称号。

这是值得中国文化为之自豪的地方，因为中国这些按上述标准衡量，绝对属于世界顶级的伟人，都是受惠于由中国文化加工的结果，是那种文化的语言、文字，锻炼、提高了他们的思维速度和联想能力，可以在“只知其然的表象层次上，更快、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判断事物的能力，还可以充分利用那种文化提供的，足够应付大多数情况的参考提示“数据库”（详见拙文“什么是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就算用在加工普通中国人身上，也能使他们个体的表现，相对于其他文化加工出来的人，有比较更聪明、能干的事实（以华人在世界各地的实际表现可以证明）。所以一旦加工一个本来就具有特殊天赋的人，成为伟人的几率，当然会要更高一些，其影响客观社会、历史的能量（无论正或负面）也更大一点。这就是西方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都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推崇的敬意，而充满偏见、嫉妒和敌意的政客们，出于恐惧和自身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考量，总是千方百计地打压、阻挠其发展的缘故。

但是，我们在为自己拥有如此优秀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豪的同时，应该冷静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或民族，远的不说（说也说不清楚），起码自近代史开始以后，就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这种文化，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享受到一点实惠或好处，反而处处受欺负、歧视，不论大小国家都要来敲诈勒索地，先打她几下，再从她身上捞一大笔好处，使中国成了既看不起又惹得起的“冤大头”，而且国家在企图仿效西方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反而阻挠重重、进程坎坷！这样的事实，又引起一部分会读书不会用书的中国读书人的不满，把中国的落后无能，一股脑地全部推到自己文化的头上，文过饰非地认为是自己文化不如人，要予以彻底否定并鼓吹“全盘西化”，甚至现在还有人居然要提倡什么崇拜“狼图腾”学习“狼文化”。“文明“到了如此地步，实属可悲可叹！

其实，如果以新“人类社会学”理论和它的“认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解释这些问题，是一点也不困难的。

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最初那种文化加工出来的领袖（从族长、部族首领、君主或皇帝）往往总是有非凡的能力和运动群众的能量，在他们的领导下，无论对付外来的侵略或社会内部出现的天灾人祸，多数能获得比较合理或令民众满意的结果。在民众的默许下（原理就好比现在的“免检”制度），逐渐形成一种领袖可以不受制约地“便宜行事”，民众也落得“坐享其成”的互动模式。一方面，领袖尝到“一人说了算”的高效率甜头，通过和读书人的利益交换，将其逐渐固定成一种制度。另一方面，民众也因为有可以“省心”的好处，并没有去更多地考虑必须要为领袖的行为后果“卖单”的责任风险，就接受了。久而久之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养成依赖领袖去解决所有问题的习惯，不知不觉中，自动放弃了行使“民主”的权力。这种类似于“（精神）懒惰”的习惯，可以由那个社会自古以来就盛行的”皇上圣明”“一言九鼎”，直到后来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谁反对xxx(可以随意用具体的人物代之）就打倒谁”的一贯话语现象来证明。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总是要把认为是成功而想继续下去的好事，都加到一个人的头上，以宣传他过去的“正确、伟大”来为自己撑腰，根本不愿意自己去认真思考一下现实继续的可行性。而遇到任何可能走不下去的困难时，反对者又拼命地怀念起另外一个领袖，盼望能再重新“克隆”出一个来替自己说话、办事，却忘记了这位领袖曾经给他们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完全是因为这个民族已经长期养成了依赖领袖的习惯，“懒惰”到连英明领袖毛泽东“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正确教导都不愿意听。这是中国历史总是反复的特征的主要精神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走不出灾难和不幸阴影的悲哀之所在。

而迄今为止的历代中国伟人，之所以不能带领中华民族走上正确可行的光明之路，反而总是给他们带来灾难和不幸。则完全是因为他们都同样站在“只知其然”的认识低层次上来认识人类、社会和客观社会发生的所有现象、事物，企图在表象层次上提出解决的办法的缘故。这从“认识论”理论上，就注定了必然“事与愿违”而失败的结局，也完全符合能力越强、能量越大，造成的灾难后果严重性也越大的规律。没有任何不可思议而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更经得起过去已经、或未来将要发生的任何事实的检验！

让我们再来看看西方文化加工出来的民族。他们没有可以和功能如此完善强大的中国文化相比拟的文化，所以加工不出中国那样级别的伟人，就算伟大如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只能在相对比社会科学简单得多的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出令物质文明改观的成就。却没有改动社会观念或行为分毫的能量。而被西方学界推选为“千年伟人”的马克思，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更是低认识层次上得出的典型代表性产物，是有着致命性缺点、只能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理论（笔者对这个结论绝对负责，并准备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下，公开探讨这个问题）。

但是不可否认，那种文化却“因祸得福”地，加工出一些没有依赖伟人习惯的民族来。他们因为相互间彼此彼此，没有太大的能力差别，谁也不服谁，所以谁也信不过谁，最后只有发展出一套以相互监督制约为特征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来，达到了“不可能最好，但绝不会最坏”的目的。这样的民族，又因为没有伟人的突破，“因福得祸”地，以简单的自然科学成就形成的经验主义，胡乱搞出了一个有根本方向性错误的社会科学理论，始终以为自己还没有离开动物世界，不知道自己早就进入了一个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社会），已经拥有动物世界不可能拥有的物质文明条件，却还要坚持以“丛林法则”作为行为准则。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今天人类的现状和一点也不乐观的未来，就是因为要以只有人才能具备的能力和手段，去模仿动物行为、执行不应该执行的“丛林法则”的结果！

哲学上有一个“存在就是合理”的命题，由此可以认为伟人和东西方文化的同时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它们在现实的层面上又是矛盾的，不过人类是人而不是可以听任“存在”摆布的动物。所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主动争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把这些合理存在的矛盾统一起来。以避免再走从模仿猴子开始进化的老路！这是完全应该做得到的。

也许已经可以有把握地、下一个绝对经得起推敲质疑的结论：

人类真正的希望（包括追求人权、民主、自由、天下大同、幸福生活在内的所有目标）的最后实现（如果在这一轮人类毁灭之前还来得及的话），就在于一个没有（或已经彻底从精神认识上摒弃）依赖伟人习惯的民族，和一个能够产生伟人的文化（可能就是经过整理升级后的中国文化）的结合！

　
(注：其它相关文字，请浏览网站《新里程碑》中的同名文字中的链接查阅。http://www.newmileston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