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生偉人的文化值得自豪，依賴偉人的民族只有悲哀—

什麼是偉人？偉人是一個本身能夠擁有或產生巨大能量，對人類或自身所在的社會的階段性歷史進程中，客觀上產生過舉足輕重（無論正反面）的影響而必須同這段歷史一起載入史冊的人。

偉人巨大能量的來源，除了自身部分生理上可能有的特殊“天賦”條件外，主要取決於加工這個偉人的文化功能、偉人具體所處的社會環境條件、和一定的（如沒有因為發生意外而提前夭折）的“運氣”。

中國歷史上的的確出過不少偉人，他們也的確做出過許多足以載入史冊的事跡。如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實行了“車同軌、書同文”以及統一度量衡之類，絕對稱得上進步、正確的措施，因為即使以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和其認識論觀點來判斷，也和人類社會真正正確的進步方向，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又如毛澤東，不僅領導中國共產黨和解放軍，再次統一了除台灣以外的中國，而且能夠將中國人的精神力量發揮到極致，轉化出的物質能量，分別兩次在朝鮮和越南戰場上，把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美國，打得心服口服而沒有了脾氣。更在全世界不看好和經濟、技術封鎖的不利環境條件下，完全靠自力更生地發展出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以軍事、體育、、工農業、科學技術等全面令人刮目相看的實力成就，為中國取得了早就應該有、確又一直沒有的大國地位。他的偉人頭銜，已經是一種國際公認的客觀存在了；再如鄧小平，當偉人毛澤東去世以後，在那裡的政治出現大權旁落入極左的四人幫手中的社會危機，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的時刻，鄧小平以自己當時並不壞的聲望和領導能力，獲得了軍隊和多數老幹部的支持，粉碎了四人幫的奪權，穩定了政局。隨後又以強硬的態度和靈活的手腕，在以“中越反擊戰”教訓越南的先後同時期，和英國達成了維持一國兩制、和平收回香港的協議，重樹了國人的信心和自己的威望。接下來，他以“摸石頭過河”和“貓論”“不爭論”，把中國人引向了和毛澤東完全相反的另外一條路。取得了經濟和國民收入上、令世人人矚目的巨大變化。所以無論將來的歷史對他下正面還是反面的結論，他對中國社會影響的絕對值能量，也足以讓他當之無愧地享有偉人稱號。

這是值得中國文化為之自豪的地方，因為中國這些按上述標準衡量，絕對屬於世界頂級的偉人，都是受惠於由中國文化加工的結果，是那種文化的語言、文字，鍛煉、提高了他們的思維速度和聯想能力，可以在“只知其然的表象層次上，更快、更全面準確地認識、判斷事物的能力，還可以充分利用那種文化提供的，足夠應付大多數情況的參考提示“數據庫”（詳見拙文“什麼是中華文化”）。這種文化就算用在加工普通中國人身上，也能使他們個體的表現，相對於其他文化加工出來的人，有比較更聰明、能幹的事實（以華人在世界各地的實際表現可以證明）。所以一旦加工一個本來就具有特殊天賦的人，成為偉人的幾率，當然會要更高一些，其影響客觀社會、歷史的能量（無論正或負面）也更大一點。這就是西方一些有真知灼見的學者都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推崇的敬意，而充滿偏見、嫉妒和敵意的政客們，出於恐懼和自身國家利益受到威脅的考量，總是千方百計地打壓、阻撓其發展的緣故。

但是，我們在為自己擁有如此優秀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豪的同時，應該冷靜地看到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國家或民族，遠的不說（說也說不清楚），起碼自近代史開始以後，就從來沒有因為自己的這種文化，在世界的民族之林中，享受到一點實惠或好處，反而處處受欺負、歧視，不論大小國家都要來敲詐勒索地，先打她幾下，再從她身上撈一大筆好處，使中國成了既看不起又惹得起的“冤大頭”，而且國家在企圖仿效西方所謂“現代民主制度”的過程中，反而阻撓重重、進程坎坷！這樣的事實，又引起一部分會讀書不會用書的中國讀書人的不滿，把中國的落後無能，一股腦地全部推到自己文化的頭上，文過飾非地認為是自己文化不如人，要予以徹底否定並鼓吹“全盤西化”，甚至現在還有人居然要提倡什麼崇拜“狼圖騰”學習“狼文化”。“文明“到了如此地步，實屬可悲可嘆！

其實，如果以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和它的“認識論”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認識和解釋這些問題，是一點也不困難的。

在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由於最初那種文化加工出來的領袖（從族長、部族首領、君主或皇帝）往往總是有非凡的能力和運動群眾的能量，在他們的領導下，無論對付外來的侵略或社會內部出現的天災人禍，多數能獲得比較合理或令民眾滿意的結果。在民眾的默許下（原理就好比現在的“免檢”制度），逐漸形成一種領袖可以不受制約地“便宜行事”，民眾也落得“坐享其成”的互動模式。一方面，領袖嘗到“一人說了算”的高效率甜頭，通過和讀書人的利益交換，將其逐漸固定成一種制度。另一方面，民眾也因為有可以“省心”的好處，並沒有去更多地考慮必須要為領袖的行為後果“賣單”的責任風險，就接受了。久而久之下來，就自然而然地養成依賴領袖去解決所有問題的習慣，不知不覺中，自動放棄了行使“民主”的權力。這種類似於“（精神）懶惰”的習慣，可以由那個社會自古以來就盛行的”皇上聖明”“一言九鼎”，直到後來的“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誰反對xxx(可以隨意用具體的人物代之）就打倒誰”的一貫話語現象來證明。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總是要把認為是成功而想繼續下去的好事，都加到一個人的頭上，以宣傳他過去的“正確、偉大”來為自己撐腰，根本不願意自己去認真思考一下現實繼續的可行性。而遇到任何可能走不下去的困難時，反對者又拼命地懷念起另外一個領袖，盼望能再重新“克隆”出一個來替自己說話、辦事，卻忘記了這位領袖曾經給他們造成的災難和痛苦。這完全是因為這個民族已經長期養成了依賴領袖的習慣，“懶惰”到連英明領袖毛澤東“凡事都要問一個為什麼”的正確教導都不願意聽。這是中國歷史總是反覆的特徵的主要精神原因。也是中華民族走不出災難和不幸陰影的悲哀之所在。

而迄今為止的歷代中國偉人，之所以不能帶領中華民族走上正確可行的光明之路，反而總是給他們帶來災難和不幸。則完全是因為他們都同樣站在“只知其然”的認識低層次上來認識人類、社會和客觀社會發生的所有現象、事物，企圖在表象層次上提出解決的辦法的緣故。這從“認識論”理論上，就註定了必然“事與願違”而失敗的結局，也完全符合能力越強、能量越大，造成的災難後果嚴重性也越大的規律。沒有任何不可思議而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更經得起過去已經、或未來將要發生的任何事實的檢驗！

讓我們再來看看西方文化加工出來的民族。他們沒有可以和功能如此完善強大的中國文化相比擬的文化，所以加工不出中國那樣級別的偉人，就算偉大如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家，也只能在相對比社會科學簡單得多的自然科學領域內，創造出令物質文明改觀的成就。卻沒有改動社會觀念或行為分毫的能量。而被西方學界推選為“千年偉人”的馬克思，他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更是低認識層次上得出的典型代表性產物，是有着致命性缺點、只能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的理論（筆者對這個結論絕對負責，並準備在適當的時間和場合下，公開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不可否認，那種文化卻“因禍得福”地，加工出一些沒有依賴偉人習慣的民族來。他們因為相互間彼此彼此，沒有太大的能力差別，誰也不服誰，所以誰也信不過誰，最後只有發展出一套以相互監督制約為特徵的所謂“民主選舉制度”來，達到了“不可能最好，但絕不會最壞”的目的。這樣的民族，又因為沒有偉人的突破，“因福得禍”地，以簡單的自然科學成就形成的經驗主義，胡亂搞出了一個有根本方向性錯誤的社會科學理論，始終以為自己還沒有離開動物世界，不知道自己早就進入了一個人造的“非自然生態環境（社會），已經擁有動物世界不可能擁有的物質文明條件，卻還要堅持以“叢林法則”作為行為準則。可以毫不客氣地說，今天人類的現狀和一點也不樂觀的未來，就是因為要以只有人才能具備的能力和手段，去模仿動物行為、執行不應該執行的“叢林法則”的結果！

哲學上有一個“存在就是合理”的命題，由此可以認為偉人和東西方文化的同時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它們在現實的層面上又是矛盾的，不過人類是人而不是可以聽任“存在”擺布的動物。所以我們要做的，應該是主動爭取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把這些合理存在的矛盾統一起來。以避免再走從模仿猴子開始進化的老路！這是完全應該做得到的。

也許已經可以有把握地、下一個絕對經得起推敲質疑的結論：

人類真正的希望（包括追求人權、民主、自由、天下大同、幸福生活在內的所有目標）的最後實現（如果在這一輪人類毀滅之前還來得及的話），就在於一個沒有（或已經徹底從精神認識上摒棄）依賴偉人習慣的民族，和一個能夠產生偉人的文化（可能就是經過整理升級後的中國文化）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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