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習李王 創造中國政治轉型的基礎

                             萬沐

 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當政後，其治國方略由“治民”轉向“治吏”，雖然與當代民主政體下的政治理念仍有本質的差別，但比起中共往昔的統治，卻有了明顯的突破。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廢除勞教制度、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將維穩與維權並舉、發揮市場的調節功能，在中共的統治史上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政治進步。

在具體施政上，習李王以雷霆手段向腐敗開刀，提倡節儉，給中內部的利益集團以巨大的打擊，“刑上常委”，拿下周永康，突破了以往的反腐禁區。

當然，從理論上講，習李王仍然執行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但是專制卻有極權專制和開明專制之分，以目前的執政發展方向，民眾的幸福感顯然要高於上海幫及周永康之流的統治。有人說，習近平為了保江山才施行仁政，但總比共產黨那些“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高層繼續統治有利於民眾啊！

文革時期，紅衛兵挖包拯、海瑞的墳墓，認為他們比貪官污吏更壞，原因是沒有他們，封建社會就不會持續那麼長久。現在有部分人並不希望習李王的“新政”，希望中共一直爛下去，認為只有中共徹底垮台，才會出現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

我認為說這種話的人，一個是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不負責任，另外一個則是在政治上幼稚無知。試想英國光榮革命以後，出現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而中國辛亥革命以後出現的是什麼樣的社會，如果當年光緒皇帝真能集權，打破當時的利益集團，實現戊戌變法，中國既不會出現革命，那麼也就不有後來幾十年的戰亂和外敵入侵，更不會有共產主義的乘虛而入。現在，中共如果長期爛下去，中國最後的結果只能是革命和長期的動盪，民主轉型只能化為泡影，也許高官可以割據一方，富人可以移居國外，普通百姓則只有在戰火中討生活了。我不否認，天下大亂幾十年、一百年以後，中國可能出現一個民主的政權，但想一想這個代價有多大？現在，連美國副總統拜登都表示，不要給習近平執政添亂，可見，他是看到了習近平執政對中國中國和世界形勢良性發展的積極意義的。

很清楚，習、李、王三位，從本質上講都不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更像復興傳統儒家統治道統的現代明君賢相。他們儘管也向毛澤東致敬，但這只是他們在目前中國政治體制之下的政治秀而已，在某種意義上講，只是他們借鍾馗打鬼的政治藝術。他們必須面對中國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想貪的社會現實，他們必須面對官員腐敗、民眾也腐敗的現實。他們雖在政治的最高層，但也必須審時度勢、隱忍以行，不可能像許多空頭政治家一樣奢談理想、譁眾取寵！

民主是理想的社會制度，但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民主政權的動盪和埃及茉莉花革命的政治倒退，也是他們不得不考慮的問題。

至於有人擔心習近平的權力過分集中，將會導致獨裁。說實話，東周時期，王室衰微，出現春秋爭霸和戰國七雄，其相互攻伐的“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又如何比得上西周的穆穆王風，三國時的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又如何可以和西漢《上林賦》中的穩定繁盛相比。“集權穩定”的理論在中國目前仍然沒有過時。

我們必須正視中國幾十年來人心敗壞、正義缺失所導致的危若累卵的社會局面，中國目前很類似於安史之亂、靖康之難前的世態人心，所以，我們應該支持習李王對社會正義和穩定的匡扶，將對共產體制的批判和對他們工作的肯定分開。一方面要積極倡導憲政民主體制，另一方面又要肯定他們面對當下的努力。當然，支持與肯定並非一味的迎合，也必須有建設性的鞭策！

習李王目前其實是在打一場對共產極權體制利益集團的反腐戰爭，無論如何，對國家和民族都是有利的。現在實際處於他們執政削藩的“軍政”時期，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必然進入他們的“訓政”時期，隨着利益集團被削弱，如果社會運轉平穩，十多年以後，中國很可能就會進入人民的“憲政”期。

民主中國的到來不可能一蹴而就，關鍵在於朝野之間有一個良好的互動，扎紮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努力，才可能為中國的民主轉型奠定基礎。現在許多書生意氣的人（包括別有用心的人），對中共體制內的任何人和事都採取一味反對的態度，惟願除之而後快，這其實是一種唯我獨尊的小毛澤東思想和歇斯底里的紅衛兵思維，請想一想，如果當年能替趙紫陽設身處地想一下，怎可能有改革派在中央被一鍋端的結局。牢記歷史教訓吧，不要再犯“我不殺民主，民主卻因我而死”的錯誤！

也許有人認為我的觀點是一廂情願，是犬儒，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不支持習李王，又有更誰有實力在最近十年穩定中國局勢並推動中國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