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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民主政治偷換成“民本政治”
送交者: 武振榮 2004年09月24日10:15:2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評胡的“三民”句子 被外界炒得很熱的“胡溫新政”,為了體現一個“新”字,當然要需要一種新語言或者新語式來包裝之。在當前的政治宣傳中,胡最得意的東西就是所謂“三民”的句子:“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在這三個短句中,出現了三個“民”字,所以用“三民”這詞去概括它,就可以給人形成一個錯覺,似乎和“三民主義”比較起來只少了兩個字。無論怎麼說,這三個短句一連出現了三個“民”字,似乎表現出了它的發明人要“以民為本”,實行真正的“民本政治”。其實呢,把民主政治偷換成“民本政治”,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行為,本文就是要批評這樣的行為,從而給出民主一個不容混淆的說明。

中國人民和中國民運人士如何看待和批評這個別出心裁的“三民”句子,我認為有一點值得特別的強調,那就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堅持一種民主的視角,也就是說要用民主的眼睛去看待它和分析它,而不是亂批一通。僅從語言學的角度去分析“三民”的句子,這三句話沒有任何的錯誤,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被看成是有民主意向的人的言論,但是它如果脫離了民主這個主線索,那麼就有可能發現它是專制政治中的騙人的玩意。因為民主政治和民主的思想以及民主的理論是一套有自己專門組織和規範的體系,不是任何被人們看成是好的東西或者被某些人認為是“民主”的東西,都可以拉到它之中的。於此相應的是,我們民運人士在認識這類問題時,一定要目光敏銳,對一切“偽民主”的東西要實行徹底的批判。

“權為民所用”——世上有這麼好的權嗎?

如果你要學會認識某些社會的或者政治的問題,那麼你盡可以先從你身邊那些最具有相似性的問題入手,研究它的內在本質,然後這把它擴大到你所研究的問題上去。在分析胡的“三民”句子時,你也可以採用這樣的方式。比如,如果你曾經逛過中國的“自由市場”,你就會發現在地攤上賣狗皮膏藥的那些人,在對於自己的藥所做的“包治百病”的廣告時是如何動聽,好象只要有了這張狗皮膏藥,全中國的醫院就得關閉,因為這樣的藥無病不治,大到癌症、淋巴結核,小到傷風感冒。在這樣的廣告中,他們的藥被說成是世上最好的藥,你如果錯過了現在購買的機會,以後拿着錢也買不到。儘管市場上的許多人都不信這樣的話,但是,你只要認真觀察,在每一場的交易中,他們的藥總是賣出去了不少,其錢包也由此而鼓了起來。把我們上述的觀察的東西運用到我們的題目上來,胡錦濤為“第四代”接班人當權所做的“權為民所用”的廣告,我們應當怎樣的反映才好呢?我想人們的最聰明的方式是先問一問自己:世上有這樣好的權力嗎?就好象你聽了狗皮膏藥“包治百病”的廣告之後,你問自己:世上有這麼好的膏藥嗎?

以上的話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在聽到“權為民所用”這樣的宣傳之後,對於權力的本質做若不出民主的解讀,那麼,我們就完全有可能去相信世上的確存在着一種如果運用得好就可以“為民所用”的權力。由此而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可以在政治上期待這樣的權力,並且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為民所用”的權力支配之下。如果是這樣,那麼民主就與我們擦肩而過了,我們就只能夠做奴隸,也只配做奴隸。因為我們把“政治上的狗皮膏藥”當成了“政治上的靈丹妙藥”。

如果我們運用民主的視覺去看問題,那麼映入我們眼帘的所有權力都應當看成是邪惡的,而根本沒有什麼“善”的權力。這裡,我們如果要為民主的視覺提供理論上的說明的話,那麼就應該看到在民主的理論架構中,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在起作用,那就是任何權力都應當被歸類在“惡”的範疇,不允許有任何的例外。在這裡,我們若承認政治學也算是一門科學的話,那麼它必須要堅持上述的假設,也就是說政治學的基礎必須要用這樣的假設去建立,情況同數學建立的基礎毫無二致。就這樣的意思去分析“權為民所用”這樣的話,那麼充其量只能夠把它看成是一個對於權力的意圖,當然這樣的意圖同其它的人類意圖一樣,都有一個真真假假的問題,全不可以當真。因此,只有那些對民主的理念完全無知的人,才會相信世上存在着“好”的權力。似乎以為只要是找到了這樣的權力,人民就獲得了福音。其實呢?專制主義的東西,無論是古代的,或者是現代的,無論是中國的,或者是外國的,都是大肆地散布這樣的思想和理論。由此而造成的愚昧後果是,就有人相信存在着“為民所用”的“好”權力,並馨香禱祝,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在這樣的權力的“出世”上面。

於上述的情形不同,民主的政治學其所以要建立一切權力皆“惡”的假設,目的就在於“防患於未然”。只有這樣為所有權力設置一道“惡”關卡,任何一個權力都不得不通過它,庶幾,通過關卡之後的權力也都毫無例外的進入嚴格的受約束的狀態;正是這樣的一種約束,“惡”的權力在自身的運用過程中才有可能把“惡”減少到為害最小的地步。在民主政治中“分權”和“換屆”其所以是一個基本的原則,這就是最好的解釋。就權力的本性去分析,它完全是一種富有侵犯性質的東西,不但在人類中是這樣,就是在動物社會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發現權力的侵犯性。人類的困境在於,雖然權力富有侵犯性,但是人類的所有組織卻不得不以權力來維繫。所以,民主的理論在弄清了權力的本質之後,就只承認進入了約束系統的權力的可授性和可用性,對於那些沒有約束的權力和絕對權力持完全的排斥態度和完全地排斥行為。民主的思想絕不接受世上存在着“好”的權力的想法,也不相信在缺乏有效的權力制約的前提下,會出現“為民所用”的權力,至於說到無制約權力在歷史上和現在條件下發生的不可記數的、侵犯人類的事件,怎麼能夠讓我們相信世界上真正存在着“為民所用”的權力呢?

有了上述的議論,我們再回頭去看胡錦濤的“權為民所用”的那個“權”,就不會上他的當了。如果我們把這個權的來源加以考察,那麼,曾經掌過這個權的那些人,利用這個權赤裸裸地屠殺手無寸鐵居民的歷史才過去了多少天啊!這樣的一種權,經過封建主義的傳遞,在傳到了另一代人的手裡時,有什麼辦法保證它不再會作惡呢?這個權力“根源”如此邪惡不正,有什麼理由要我們中國人民相信它會服務於我們呢?

“情為民所系”——世上有這樣好的“情”嗎?

依據中國詩人的看法,人世間最重的是一個“情”字,既然是這樣,中國的當權派人物聲稱“情為民所系”,那豈不是說他們在“代表”人民的事情上達到了百分之百的可靠性。若情況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這樣的當權派人物最有權要求人民視他們為“神明”。在宗法體系中或者古代的生活中,人們認為人的情的最終極的代表就是處於血緣關係中的父母與子女,所以這樣的關係一旦擴大到了社會,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君王與臣民的關係。天子就變成了全天下人的父親,由他所代表的朝廷,就成為全天下人的人情的集中點。就此我們去理解胡的“情為民所系”的問題,就應當看出它的陳舊的本性。“民”的“情”到底要“系”在哪兒呢,不就是要“系”在“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周圍嗎?這樣的一個“小胡家的黨天下”我們13億中國人承認它嗎?單就“情”的意義而言,民主是另外的一種政治,它承認人的情感和人的情緒的多元化,並且把在政治上的人的情感的分裂和對立看成是民主的一個必然現象。正因為這樣,民主就從根本否認政治上人的情感的統一和一致。在有民主的地方,就必然地會出現多個情感和多個情緒,而那些不同的情感和情緒就必然地維繫着不同的人群,這些人群如果要參與政治,參加政治權力的角逐,那就是我們所說的政黨了。由此而言,一個黨只能夠代表一部分人的情感就是一種不言而喻的事實了。不承認這樣的一種事實,說某一個黨的感情是全國人民的感情,那不是天大的笑話又是什麼呢?

就人性的觀點來看問題,感情這種東西說到底,是很難一致的,別說是“全國人民”這樣的大的群體情感很難一致,就是在一個家庭中,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的差異和分裂不也是最常見的事情嗎?在《紅樓夢》中,賈、史、薛、王,哪一家在感情上是統一的呢?舍過這樣的大家族,我們在小家庭中也同樣地可以發現情感上的不同,而這樣的不同並沒有因密切的血緣關係而有所改變。由此去分析古代專制主義它其所以是錯誤的,就是它把在特定情況下,倫理上的人之間因血緣關係造成的感情上的接近當成為一個即定的事實來對待,因為它可以無條件地擴大到社會和政治的領域中去。就從這一點,我們理解胡的“情為民所系”的句子,其欺騙性已經是用不着我來揭露了。如果說這個從鄧小平手裡接過了班的胡錦濤,真的是一位對人民有感情的人,那麼,在15年前的那一場鄧小平殺人的行為中,你到底表現出了一種什麼樣的感情?不就是對你的“情為民所系”的話所做出的腳註嗎?又假設你那個時候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服從殺人的決定,那麼在鄧小平已經死了7年之後,你還處處維護中國社會上的最大的殺人犯的傳統,其心之叵測不就是昭之於世了嗎?現在如果你真的和我們中國人民有感情的話,那麼,請你立即為“6、4”平反,為法輪功信眾平反,立即釋放政治犯——這些事,你不是做不到,而是你不肯做。在我們中國進入21世紀的今天,天安門廣場已經變成了死亡之地的現象對你這個在四中全會上已經徹底地黃袍加身的人來說,難道就沒有改變的可能嗎?就在你從江澤民手裡接過了非法的權杖,基本上完成了權力交接的那一刻,一位姓名不祥的普通人在會場外點火自焚的事件你不是不知道(見民主正義黨網站《胡完登基之日北京男子天安門自焚》一文),至於說你怎麼處理這個事件——我們正在觀看。不過我相信,你的“情”即就是再“深”再“長”,也不會“系”到這個普通的以自己的性命為代價而要求公正的人身上。你的手下人給這個人定了破壞四中全會的“罪名”,你能夠改正嗎?

中國人民早已經不相信你們“第四代”的“情”會系在他們的身上。其所以是這樣,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實踐,也已經能夠從分析的角度看到政治上的大統一感情的虛偽性。在有兩個人存在的情況下,也許完全就存在着兩種感情。所以說在政治上誰代表誰的那些話,一定要有個前提,否則,他只能夠是騙人的鬼話。在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能夠自由地表達自己感情的條件下,一種“情”維繫一部分人,另一種“情”維繫另外的一部分人的情況就是民主的現象,在這樣的現象中出現感情的集中,發生感情上的“代表”,也就是事物自身法則之所為。在沒有感情自由表達的社會中,根本就沒有真實的人類感情,所以那些虛情假意的東西就充當了角色,至於在角色展開的時候,所出現的“老子殺兒子”、“兒子殺老子”(中共“黨法”意義上的“第二代”接班人——林彪語,胡錦濤給他繫鞋帶也不配)的現象,就把這個偽裝起來了的“情”給粉碎得乾乾淨淨了。有這麼多的政治上的教訓,你們這些殺人犯的接班人們說什麼“情系”我們,我們能信嗎?

胡如果是一個“情長”的人,那麼,請不要“系”在你根本不認識,也看不見,摸不着的“民”的身上,最好“系”在敢于堅持真理的老人——趙紫陽身上,讓他在晚年曬一下太陽。他在中華民族最危難關頭敢於對抗殺人犯的權威,拒絕向人民開槍的做法,使他贏得了被“總書記”桂冠要榮耀一百倍的人類的榮譽。你的“情長情短”,我們人民正拭目以待!對於“第四代”而言,我們中國人民不需要你的“情”,我們只要你們不做惡就好了,希望你們不要用鉗口術再封異議人士的口,不要把那些以自己的感情維繫和組織起來的中國民運人士再投進大牢,不要再對可憐的法輪功信眾大開殺戒,只有作到了這些,我們也就“認”了。

如果我們對民主的理論很有研究,那麼,我們可以說只有民主才真正是一個重視人的“情”的制度,但是,這樣一說人們千萬不能夠產生如下的誤會,以為民主所重之“情”同宗法主義、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一樣,都是“一律的”或者“統一的”。在上面我已經說了民主所重之“情”只能是個人之“情”,這裡還得強調這樣的“情”對上述的人類宗法、封建甚至是家庭之情起着徹底瓦解的作用。在這裡,民主之“情”的意義表現為“解放”的性質,也就是說民主的方式是要把人的“情”發展到一個極端,在這個極端上所有的人類固有的“情”,包括父母與兒女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統統要服從於這個唯一的個人之情。發生在1966年的偉大的六六運動中,我們中國人民就經歷了這樣的事件,這樣的事件的偉大意義如果被我們的民族認真地解讀出來的話,那麼什麼是政治上的“情”,什麼是民主,這樣的事情就有了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主見了。主見在胸,誰還能夠騙了我們呢?別說你——一位高高在上的當權派——胡錦濤的“情”不可以“系”在我們這些“民”的身上,就連我們的父母的“情”也很難“系”在我們的身上。在六六運動中,就因為一個“情”字,父子對立,夫妻離異,兄弟姐妹反目的情形才過去了幾天啊!在民主的情況下,只有政治上這樣的處於對抗和鬥爭的派性之“情”(那是真正的政黨紐帶)才是政治社會的“第一情”,事實上這樣的“情”從開始發生時就不是統一的,而是多元的和對立的。

“利為民所謀”——世上有這樣好的事嗎?

如果有人在今天要相信有人可以為他謀取利益的話,那麼,他肯定是人類第一大傻瓜,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未成年人和自己的監護人的關係不包括在內。現代人和傳統人的區別:在於前者在社會中尋找自己的利益,而後者認為自己的利益存在於社會的特定結構之中。區別其實僅僅只這一點,但是,由此而引起的行為模式和行動方式卻有天壤之別。前者,為尋找自己的利益,棲棲惶惶,努力奮鬥,甚至“豁出命”去干;而後者呢,則等待時機,一旦時間到了自己的利益就會象成熟了的桃子一樣從樹上掉到自己的口裡——這樣,你不做安分受己的百姓能行嗎?。明白了這一點,“第四代”要把我們中國人民引向何方?我們就很清楚了。

現代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利益的結構是多邊和多變的,以至於在這樣的利益結構之中,除了利益者本人而外,別人對他人的利益只能夠“處於猜測的狀態”。有關這一點,英國法學家約翰、奧斯丁曾經說過:“一般而言,每個單獨個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裁判者。而且,對於何為最大快樂以及何為最大痛苦等等問題,每個單獨個人,也是最佳以及最為適當的裁判者。他們對自己的利益有切身的體會。相形之下,他們對他人的利益是處於猜測的狀態,並不是十分清楚的”(《法理學的範圍》中譯本第125頁)。就這個意義來說,“利為民所謀”僅僅是一個口語上的東西,和社會上的事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說上一個世紀50年代的共產黨有為民謀利的心腸和行為(姑不論後果如何),那也許有一部分中國人相信,但是在“6、4屠刀”落下之後,你要說當權派們為民謀利,那簡是對中國人的侮辱。政治上黔驢技窮的“第四代”,如果真的要為人民“謀”利益,那麼中國政治上就不會出現成克傑、胡長青這樣的“高官,”就不會在中國的官方的傳媒上出現《河北巨貪李有燦愛現金,一次收千萬用車三次運走》的報道,就不會出現為評出“全國第一貪”而引出的那場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引出了一個“芝麻開花——節節高”的中國貪官圖:“中國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5000萬元”,“中原第一貪揚煒5489萬元”,“北京巨貪畢玉璽6000萬元”……。

在這篇並不涉及共產黨接班人路線歷史的文章中,我當然不能夠研究共產黨的路線怎麼樣把“第四代”從“馬列主義時代”引導到了“包文拯時代”的問題,但是我得簡要地說明,已經走到了“包文拯時代”的胡錦濤,就必然地要扮演包文拯的角色,於是,在堂堂的中共刊物上,刊登出了《抓緊鑄三口鐵鍘,看誰再貪污》的文章就不足為奇。但是,我想告訴這篇文章的作者,宋朝的包文拯沒有受到腐化,這一點得到了現代學者們的肯定,但是現代的包文拯已經腐化得連鍘刀也抬不起來了的時候,你又當如何呢?中國社會那麼多的紀委書記、反貪局長落馬的事情你????綰謂饈湍兀?

結論:世上沒有那麼好的人!

世上沒有那麼好的“權”,沒有那麼好的“情”,沒有那麼好的“事”的問題可以歸納到一點:世上沒有那麼好的人。如果我們熟悉民主的古典理論的話,那麼潘恩在《常識》,葛德文在《論政治正義》中對人的本性之惡的基督教式的看法,和傑斐遜與麥迪遜關於在政治上必須把政治人物當成是“狼”的通信,對於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仍然沒有失去價值,現代的民主雖然已經發展地遠離了古典的地步,但是民主的精神卻維繫在這樣的“老根”之上,就好象樹的新枝葉是從樹的“老根”得到營養一樣。所以我們在認識中國的民主的時候一定不能夠偏離它。只要這樣,在建設中國民主的問題上,我們就不會轉向。所以,在這裡,我們完全有理由和有權利把“第四代”和他們手下的大大小小的當權派放到“狼”的那個坐標上去,而不管他們一再表白:“我從來就不吃人。”如果這樣的思路把我們引導到1966年的運動去,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民不就是這樣做了嗎?在政治上,我們如果沒有一個隨時準備“打狼”的決心和行動,民主之於我們是什麼,就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了!這樣一說,是不是就污衊了共產黨的“第四代”呢?不是,在將來,如果我們民主派掌權,也照樣地要求中國人民把我們當“狼”看。一個充滿了“狼來了”的吶喊聲的社會才是民主的社會,而所有的專制社會的圖騰都畫着安詳的綿羊在青草地上吃草。(完)

武振榮 2004-9-23於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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