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蔣介石，在面臨“全民抗日”或“全國剿共”的抉擇時，提出了一個後來不斷遭到詬病、譴責的策略方針（口號），即“攘外必先安內”，至今還被大陸一些歷史學者或讀書人，冠以“賣國、投降、不抵抗”的罪名。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個人在歷史上的“是非功過”，又將跟他同時代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的“是非功過”一樣，成為一塊可以翻來覆去地，打“文字官司”的“蔥油餅”；或任政治權力隨意塗抹打扮的“女孩子”。再一次證明科學《新理論》關於“歷史的是非比真偽更重要”的結論正確性。而這『攘外、安內孰是孰非、孰輕孰重、或孰先孰後？』的問題，就是典型。因為今天的歷史，似乎又回到需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而且可以認為，過往的經驗或教訓已經證明，這個問題直接關繫到“歷史周期律”是否會再次重現？因為當年蔣介石就是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而失去民心，最後被趕到台灣島上。後來又因在台灣社會內部，靠國民黨帶去的軍隊和政治勢力，強行推行白色恐怖式的“安內”政策，製造出族群間的矛盾，終於落下今天“台獨”的病根，隨時發作，後患無窮。

而在大陸取得內戰勝利而成立的新中國。則沿襲了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鬥爭哲學，靠所謂的“群眾運動（本質上就是多數人暴力）”方式，以及站不住腳的“階級鬥爭”理論。除了說假大空話外，還實行了一系列依靠暴力、專政的手段，來“安內（維穩）”的策略。從成立初期的鎮反和三五反運動開始；到反右、反走資派（文化大革命運動）；再到反“八九民運”；直到今天的反貪污腐敗以及反暴恐在內。其動機就本質而言，無一不是為了“安內（即維穩）”，沒有例外。但是就效果而言，時至今日。無論台灣還是大陸（或者香港），都只有一個“乏善可陳”或“事與願違”。也就是說，總是“想安不能（平）安，要穩（定）偏不穩”。讓相關政府不得不為此“傷透腦筋、吃盡苦頭”。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呢？

其實我們只要略有自然科學常識或邏輯頭腦，就應該知道：如果在實踐過程中、屢遭“事與願違”或“適得其反”式的失敗時。就應該坐下來，冷靜地思考、檢討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反求諸己）。先看看在執行過程中是否出現什麼左或右的“偏差”，以便及時糾正。這種偏差在共產黨發動的的歷次運動中，早已屢見不鮮，以至於事後不得不一再採取“平反昭雪”之類的補救措施，就是證明；

如果多次檢查下來，沒有發現這種偏差，問題卻繼續發生，甚至日趨嚴重。那就應該懷疑我們賴以作為行為或價值觀依據的理論本身，是否有問題、甚至有錯誤？

事實正是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還始終走在一條跟真正中國文化價值觀徹底“背道而馳”的歧路上。並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只要不立即懸崖勒馬、改弦易轍，全人類除了不斷陷入“滅亡前的瘋狂”並日趨嚴重外，就毫無希望可言。而我們除了靠做各種“夢（如中國夢、美國夢、或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來自我安慰或麻醉外，始終還看不到讓這種趨勢發生“逆轉”的可能，反而只能感覺到社會整體墮落的、“自由落體運動”般的加速度。因為今天的國際社會，實際還把持在由普遍無知且愚蠢的大國組成的、如中世紀“宗教裁判所”般“指鹿為馬”的勢力手中。這也是是有跡可循的，只要看看它們給世界製造出來的、包括經濟危機和種族矛盾，以及種種暴恐行為的大大小小“麻煩”就知道了。

這完全是因為我們始終沒有一個如自然科學理論般正確，從而可以“以理服人”的社會科學理論系統，反而養成當年自己祖先從動物世界帶過來的“以力服人”習慣。白白糟蹋了造物主在創造萬物時，給將作為替自己統治地球（替天行道）的主人的人類，留下足以顯現其“與眾（其它生物）不同”的高貴傳統、並可以藉此來克服一切艱難險阻、解決一切問題的氣質--人性。最後在天性的誘惑下，愚蠢而自甘墮落地、要跟獅子老虎或豬狗牛羊之類的畜生為伍，奉行在非自然生態環境系統（人類社會）中，不應該也不可能遵守的叢林法則。必然地導致今天這樣的後果。如果不是愚昧無知的“當局者迷”，早就應該發現這個問題了。

這可能正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留給中國人的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個機會。讓他們能挾文化和人口基數的優勢，在嘗試解決中國問題的同時，順便把全人類的問題，也一併解決了。

這本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因為對中國社會而言，目前正處在群狼環視、四面楚歌的險惡環境之中，“攘外”成了必須面對的課題。似乎又回到當年蔣介石面臨的處境，讓我們有可能設身處地地，替他作一個思考和檢討。

其實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處處受到掣肘的領袖，能夠順利執行、貫徹自己的意圖，並取得預期的勝利？蔣最後雖然靠不正確的手段做到了，但卻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被共產黨打敗並趕到台灣）。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蔣介石除了翻出一些傳統禮教中的陳芝麻爛穀子來進行說教外，拿不出一種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論，來跟毛澤東的“造反理論”抗衡，讓有理性思維或判斷能力的“人性”無所適從。反而因為國民黨自己和軍隊的腐敗無能，而失去民心，以改朝換代告終。

今天的大陸政權，幾乎同樣面臨着“如何擺平攘外、安內”的問題，只是無論國內的貪污腐敗現象，或面臨的國際局勢，都遠較當年更為複雜、艱難而已。弄不好有重蹈覆轍的可能（這是作為領袖的黨中央的客觀正確判斷）。更出現可能“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兩難處境。

這在客觀上不是沒有道理的，歷代王朝或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鑑。但它卻不是絕對的必然。因為我們已經可以從足夠多的教訓中，總結出一個有普遍代表性的原因來：那就是我們始終沒有一個可以“以理服人”的理論，來帶領因中國文化的加工，而具備是非分辨或控制能力的群眾，來自發的“安內”，從而群策群力地，走出“歷史周期律”的宿命。而不是繼續“諱疾忌醫”地、限制言論自由或封殺民眾“知的權利”，同時仿效高等動物的叢林作派，慣養出一批不負責任、隨心所欲、胡說八道、無知無畏、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大眾昏君”，讓國家豈有不亡之理？

成功或失敗的抉擇就在一線間。中華民族、到了再一次考驗如何對待“忠言逆耳”來決定國家或民族命運的時候了。而社會對科學《新理論》的態度，就是迴避不了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