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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王怡驚動了我
送交者: 劉曉波 2004年11月03日10:09: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劉曉波:王怡驚動了我

劈頭先給王怡一悶棍

  劈頭先給王怡一悶棍,然後再容我細細“捧殺”。

  其一,自打青年王怡出了名,關於憲政,他寫得最多,大致可分為“歷史憲政”、“武俠憲政”、“影評憲政”、“時評憲政”,乃至還有“飲食憲政”和“丁克憲政”,如此眼花繚亂的憲政論說,讀起來卻大多脈絡清晰、讓人獲益,比乾巴巴的抽象憲政,也更有滋味和情趣,確實需要另類的才華。然而,這樣的憲政言說,也免不了有些繞彎子,彎子繞得太複雜,也會把作者自己繞進去,讓人感到困惑、生硬和彆扭。

  比如,他贊同別人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易經》箴言,與哈耶克的“自發演進秩序”勾聯起來,並進而解釋說:“易經的精神尚有一種‘天行健’的先驗主義背景。但易經的經驗主義性質就在於‘天行健’是相當虛泛的,它構成一種背景但並不構成一種教條。”我看不出易經箴言與“自發演進秩序”之間的聯繫,也看不出不無所不包的、怎麼解釋都行的“易經的精神”與西方基督教的“聖約”之間的關係。我只知道,無所不包的言說大都“一無所包”。王怡的解釋,倒是讓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文化論戰中,許多人把中國的“民本”和西方的“人文主義”或“民主”扯到一起。

  再如,王怡的《丁克家庭、創世記和憲政民主》一文,儘管裡面講了許多邏輯推演的問題,但還是看得我雲山霧罩:他反對中國傳統蠻橫地把“專制政府與細民的關係模擬為父子關係”,但這並不能反證如下邏輯演繹的合理性:從父子關係和人神關係之間的模擬聯繫,推出血緣關係乃父子之間的契約,再推演出憲政的先驗基礎。我不知道王怡的如此“創世”說服了多少人,但他起碼沒能說服我。

  其二,時而信奉自由主義的王怡,也要回到傳統里,接點悠遠的氣脈,“雞蛋裡跳骨頭”地汲取些許古典精華,且拿出自己的飲食習慣來佐證,以證明自己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不但理論上是,生活細節上也是,似乎做個英美派的自由主義者,必要一副文化保守的尊容,否則就不正宗。王怡在《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中自述道:“我也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吃牛肉麵都不會換地方。我最迷戀的概念之一就是‘傳統’。傳統在這裡代表一種方向性,比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說,情慾是一種有傳統的性慾。性慾原本是沒有方向性的,方向性在針對特定對象的傳統之中形成。”

  儘管,王怡反覆強調文化保守應該與政治自由主義融為一體,但在他的論證中,也常把不同層面的文化因素與保守/激進、傳統/現代混在一起說,混淆了非制度性文化因素和制度性文化因素的區別。其實,愛吃川菜或愛讀莊子,喜歡字畫扇或沉溺於京劇,實在與百年來中西大碰撞的語境下、及中國當下語境中的保守或激進無關,也與提倡“讀經”的民族主義王道政治差之千里,更與選擇自由或甘於奴役無關,大可不必張冠李戴,更不必如此張揚。

  每個個體都是多元的,社會也是多元的,不能用例舉一元的方式來指認多元的活人,更不能把多元中的不可比因素硬拉在一起。

  英國最着名的保守主義思想家埃德蒙·柏克,他的保守主要集中於政治制度和法治秩序方面,而很少論及傳統的非制度化因素。他的保守,正面前提是1688年“光榮革命”以來的自由權權利和憲政法治的傳統,它既是傳統,也是柏克時代的活生生的政治現實。正因為英國有着這樣的傳統和現實,才無需法國式的大革命。他的保守,反面前提是“我憎恨專制,……我尤其憎恨多數人參與的專制。多數人的專制不過是擴大了的專制。”(《自由與傳統》,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55)所以,讓專制王權異常強大的法國學習英國式的保守,可能嗎?正如中國“百日維新”的失敗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之間的差異一樣。

  在現代中國,被公認為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胡適,既是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的激進反傳統主張的人,也是一貫提倡“點滴積累、漸進改良”和“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的人,同時,與五四一代的其他人相比,胡適在生活細節上,也算得上傳統和保守。

  垮掉一代的經典詩人金斯堡,一邊發出聲震美國的“嚎叫”,一邊喜歡靜謐的佛教。這位嬉皮詩人的叛逆之作變成美國大學中的經典之後,並不意味着激進的憤青已經變成保守的教授。

  王怡自稱吃牛肉麵從不換地,但我也知道他看光碟的緊跟潮流,而且基本上是西方影片,總不能說前者是保守、後者是激進。正如拼命拽着西方時尚的尾巴亂轉的“酷一代”,不見得就是激進一族,說不定他們在如何鑽營上頗為老道。

  其三,偶爾,讀王怡還會讀出小賣弄。顯示淵博,固然是知識人難以根絕的嗜好,但引經據典時,總要儘量避免文不對題和節外生枝。一些不必引經據典就已經說清的常識問題,還要繞幾道彎,掉掉書呆子,那不是淵博,而是輕浮。中國讀書人的注經和掉書袋子的傳統,可謂源遠流長。先秦之後沒有“子”,漢代以來,由孔孟而馬列,一路注下來掉下來,已經把國人的精神創造力逼入“窮途當哭”的絕境,否則的話,“老杜之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詩評,怎麼可能變成大詩評家的審美標準?“點石成金”的用典,怎麼可能演化為大詩人推薦的作詩法則?

  其四,最讓我不舒服的是,王怡的文字中,冷不丁會流露出傳統知識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驕狂。比如,王怡為“憲政論衡”開張寫的“廣告辭”,題目本身就有些張狂:“存在主義的憲政觀──千年暗室,一燈即明”。用於解釋這一題目的文字中也有不少大話:“所謂千年暗室,一燈即明。有一明的信念,就當有千年的恆心。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是典型的中國傳統的宇宙觀與歷史觀,一種非目的論的根植於先驗背景下的經驗主義。我願意將這句話看作現代憲政的根本精神。”

  讀過不少神學書和哲學書的我,實在看不懂這樣的表述:“一種非目的論的根植於先驗背景下的經驗主義。”也無法理解這句王怡喜歡引用的易經箴言,怎麼就能被“看作現代憲政的根本精神”?

  儘管,在王怡的全部文字中,類似這樣的驕狂文字極為罕見,但只要出現就該自我警惕。在上帝的俯視下,人的最大原罪就是心無謙卑和目無神聖的狂妄:知識狂妄遮蔽真理,道德狂妄褻瀆良知,權力狂妄製造人禍。

  如此作序,還是給一本在國內無法公開出版的文集作序,大概有欠“厚道”,那現在就開始“厚道”吧。

⊙ 初次被王怡的文字驚動

  我被王怡的文字驚動,緣於他的那篇短文《美得驚動了中央》:一部青春偶像劇《流星花園》,讓王怡夫婦回到校園青春期,品味那份“朝花夕拾”的初戀,必定很閒適、甚至激動。?4的扮相和發嗲的對白,儘管平庸,但畢竟優美。只是,王怡大大低估了黨中央對“不健康輿論導向”的敏感,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麼老大個的政權,竟然視大眾化的“優美”為威脅,來自中南海紅牆內的禁播令,使《流星花園》半途而廢。

  這樣的蠻橫,猶如一個常年不洗澡的惡漢,僅僅依仗穿了一身官服,就悍然闖進民宅,並把臭氣熏天的汗腳伸進剛剛放滿清水的澡盆,極大地冒犯了有潔癖的王怡們:剝奪了涮烊蝗ɡ翡鋁似瀋竺廊の丁?裕諭踱蠢矗ㄊ普叨笊繃爍奕ㄕ嘰礎吧托腦媚俊鋇撓琶潰遣蛔肌捌接埂鋇穆幔潯澈笏納竺樂趕潁顧錐岸瘛;蛘咚擔ǖ男岸衲似接怪睢?)

  審美依賴於極端個人化的偏好,審美經驗也大都是隱秘的私人經驗,所以審美是最多樣化的精神體驗,正如西諺所云:“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個哈姆雷特”。而獨裁國家只要求一個欽定的“哈姆雷特”,只允許大一統的權力美學,它的程式化抽象化乾癟化的趣味,天然地敵視個人、個人偏好和私人經驗,所以就只能製造精神垃圾,並把這樣的垃圾強行塞滿家家戶戶的夜晚,所以,王怡憤怒了: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足以驚動中央的事件總在善惡之間,而與美醜無關。儘管善惡之間的立場,往往會妨礙審美的品位,造成審美的墮落。……在一個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我們可以承認自己缺乏道德了,決不能承認自己沒有品位。……我不太在乎政府對我的道德水準造成的歧視,我極其注重的,就是這個禁播令對我的審美能力進行了當眾的羞辱。”(《美得驚動了中央》)

  王怡沒有經歷過更嚴厲的羞辱個人美感的時代,那是連衣裙、披肩發、高跟鞋與諸多經典名着共同被押上紅色審判台的時代,是焚書、砸唱片、刮壁畫、毀廟宇的時代,是毛澤東的“不許????!”的昏話被捧為佳句的時代,是郭沫若的獻媚四六句被排在文學刊物頭條的時代……,而在這樣的審美沙漠中,一個敢於偷看《紅與黑》、偷聽情歌、私下裡朗誦情詩的中學生或青年人,其清爽的靈魂必定有極柔軟的部分,柔軟到可以為了美、為了獨立思想的尊嚴而冒險(比如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死)。這樣柔軟的靈魂,也必定被美被詩被愛所拯救,如同《1984》中那對偷情的男女。所以,在奴隸制仍然殘存的俄國,陀思妥也夫斯基祈禱:美將拯救世界!詩將提升我們的卑賤靈魂!(大意如此)

  然而,獨裁國家,沒有宗教,沒有哲學,也沒有倫理,更不必說它的審美情趣了。因為,獨裁者只信仰權力、只為權力辯護、只為了權力而不擇手段,只欣賞裝飾權杖的花紋……面對羞辱個人美感的粗俗政權,王怡寫下了基於個人美感的文字,讀這樣的文字,我能感覺到他那種蔑視強權的發自內心的驕傲。我們面對的這個龐然大物,儘管一刻不停向我們炫耀着它的權力和皮鞭,但它越是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就顯得越發平庸猥褻和空洞下作。

⊙ 基於個人自由的謙卑反抗

  身處後極權中國的年輕王怡,自我定義為“知識分子”,但不是古代士大夫標榜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民眾代言人,而首先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知識個體,一個爭取個人尊嚴的維權者,一個為個人自由辯護的言說者──在自負和內疚之間取得平衡的“罪人”。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無知是一種罪,知道了不說出來是罪加一等’。我特別喜歡這句話,因為‘知識’構成了知識分子的一種原罪。知識分子的本質就是‘懷璧其罪’。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意味着我要活在自由的言說中,在言說中呼吸,在言說中為個人自由作無罪的辯護。”

  “一個知識分子的誕生大致需要兩種情結,一是自負,一是內疚。我總是認為我在一些領域和事件上比一般人知道和了解得更多,才能感到公共言說的衝動。……一個人沒有這種自負就不會寫文章。……否則就比自負還糟糕,叫自私和不負責任。”(《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種罪》)

  在沒有自由的制度環境下,在深厚的“為生民立命”的代言人傳統中,王怡堅稱自己在“骨子裡”是個人主義者:

  “雖然王怡這個名字很平庸,不如西門吹雪好聽。但這個名字中蘊涵了一種傳統,一種和我有關的、亙古以來持續不斷的血統。以前有一首歌唱道‘流在心裡的血,彭湃着中華的聲音’。這是扯淡。流在我身上的血只和我的祖先有關,和別人、和任何一般人群之集合都沒有關係。流在我身上的血是個人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絕不是集體主義的。”(《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即便王怡不斷介入公共維權運動,表現出了反抗暴政的良知和勇氣,並贏得了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美譽,但他的介入和反抗,對強權是高調的,而對自己卻是謙卑而低調的:“簽名是一種自救,救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和良知。”(《用言論克服我們內心的恐懼》)基本見不到那種用“大話”堆砌起來的狂妄姿態。

  如果說,自由主義者所珍視的自由,絕非老莊式的消極自由──逃避公共生活,只求個體精神的自足自娛,而是致力於在公共生活領域內爭取個人自由。也就是王怡所言:“一個不將自己放入公共生活的知識分子,不是知識分子。一個不能在行動中企圖表達自由的自由主義者,就不是自由主義者”(《知識分子的行動抉擇》),那麼,自由主義所珍視的知識人品格,也決非動輒以“代言人”和“啟蒙者”自居的“救世情懷”。知識人介入嫘緣拿竇湮ǎ前鴨崾刈鋈說母鎏遄鷓蝦禿次郎緇嶁緣難月圩雜曬嵬ㄒ黃莢詿呱鯰欣詬鎏遄雜傻納ず褪迪值墓艙紊醋雜上苷皇峭ü袂朐付袢∽笥頤裰詰娜Γㄎ蘼凼欽穩故腔壩鍶Γ?裕桓穌涫幼雜傻鬧度說姆純梗圓蛔幾鋈俗雜傻那咳ɡ此凳歉甙戀末ぉぞ霾磺佑諶Φ耐評眨煌保庵址純溝淖暈乙饈度詞喬暗末ぉぞ芫淶本戎魘降摹按勻恕被頡捌裘燒摺薄?)

  “在一個去魅的世俗化的當代,重新宣稱自己是上帝的牧羊人抑或上帝本人,這種僭妄之舉是愚不可擋的,也不是慫恿一個革命者大開殺戒的理由。(《“奉天承運”與“皇帝詔曰”:統治及其偽神學基礎》)

  王怡寫下的有關憲政的文字,全部圍繞着“自由為體,民主為用”這一核心命題。這是一種源於個體尊嚴的價值堅守對未來中國的政治期待,它使王怡對士大夫式的“代言人”角色極為厭惡。因為在中國歷史上,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傳統人格,仕途順利時就變成“救世主狂妄”,宦海沉淪時就生出“人民萬歲”的民粹主義自貶;在應對外部挑戰遭遇挫折時,要麼生出“盲目自傲”的民族主義狂熱,要麼陷於“自我貶損”的自卑性媚外。一旦國力有所增強和國際地位有所提高,對內的救世狂妄和對外的民族狂熱就會自然結合,演變為一種國家性和全民性的癲狂,既可以製造出任何君臨天下的救世主神話,也能夠製造出合法化殺人的民族主義神話。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癲狂崇拜造成了種族滅絕的大災難,中國人對毛澤東的癲狂崇拜製造出階級滅絕的大災難。而頗為反諷的是,在這一系列大災難造成的精神廢墟上,暢通無阻的恰是從國家到個人的犬儒化機會主義:政權以國家或民族的名義吞噬掉個人,個人借國家或民族的名義謀取私利,而落得實處的國家或民族,不過是一個嚇唬麻雀的稻草人,一旦麻雀們熟悉了這個稻草人,它們就會特意落在稻草人頭上偷吃稻穗,直到吃光所有的顆粒,並從中獲得一種戲弄神聖的快感。

  所以,王怡在評論“趙燕事件”時才會激憤地說:

  “在我們周圍,像趙燕這樣動輒引用人民的名義、引用民族國家的宏偉敘事為自己的欲望撐腰、為自己的話增添正當性,幾乎已經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好像一件事如果只以自已的名義,就底氣不足,就失去了光環和崇高中的暈眩感。也失去了令人圍觀的表演性。隨手舉兩個例子,一是張東蓀當年勸梁啓超一定要保重身體,他就是這樣開頭的,“我以四億億人民的名義向你提一個建議”。另外去年看一場世界小姐選美,一個中國的美女身着比基尼,自我介紹時用極尊貴的口氣說,“我來到這裡,代表了12億中國人”。我是差一點就噴出飯來,不知道她渾身下上到底哪一點代表了中國人民。僅就這樣一種妄稱代表性的邏輯霸權而言,張東蓀、趙燕和這個選美小姐的三句話,算得上公共領域裡面最不要臉的三句話。”(《趙燕只是趙燕一個人》,轉自《新聞周刊》2004年8月9日)

  自由主義者反抗獨裁的出發點,只能是個體性的:捍衛已經具有的個人權益,爭取還不具有的法定權利,只有在法律上將權利落實到每一個體,才是權利;只有在道德上或習俗上尊重個體權利,自由制度才能具有倫理的依託。反過來,只有反抗政治權力對公民權利的強制性剝奪,拒絕政治權力為全民欽定的道德標準,個人權利或自由秩序才有可能逐漸生成。相應地,知識人的良知或社會責任,也只有落實為個體擔當才是責任。即便在仍然獨裁的制度下,有責任感的知識個體必須通過向強權說真話來參與公益事業,個體對強權的公開化反抗,也就自然轉化為社會性反抗的一部分,但無論如何,堅守個人自由這一原點不能有絲毫移動。因為,個人自由沒有替代品,與自由相連的個人責任也沒有替代品。離開了有血有肉的個體,既無自由,也無責任。

  在此意義上,我想王怡會欣賞着名詩人布羅茨基所推薦的抗惡方式:“對抗惡的最切實的辦法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獨創性的思想、異想天開,甚至──如果你願意──怪癖。即是說,某種難以虛假、偽裝、模仿的東西;某種甚至連老練的江湖騙子也會不高興的東西。換句話說,即是某種像你自己的皮膚般不能分享的東西:甚至不能被少數人分享。”(引自《見證與愉悅》,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308)

⊙ 可敬後生的勇氣

  不管別人如何評價王怡的寫作,也不管我對王怡文字的偏好是否能贏得共鳴,我仍然堅持自己的偏好:王怡在“知識的自負和罪感”的平衡中寫出的文字中,有種與其年齡不成比例的廣博、睿智和美感,所以才獨具超越通行網文的魅力。他寫過反思青少年時代的系列文章,勾勒出的不只是“作弊的一代”,也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中凸現的“無父無母的一代”。對於我個人來說,回憶孩提時代的家庭,幾乎想不出什麼父愛母愛的細節化記憶,而能夠銘心刻骨的記憶,則是父母管教我時的粗暴。孩子們的脖子上掛着家門鑰匙,成天見不到父母的影子。我們這代人的父母牽窗焉硤濉⒋竽院托腦嘍冀桓說持醒耄桓艘釉諡心蝦5姆仕都ㄕ擼灰詞怯猩硤逵寫竽雜行腦嗟母改該牽硤灞患嘟竽員輝宜欏⑿腦啾恢舷ⅰ6罟匭娜綰偉押⒆用橋嘌珊焐影噯說難:蛻緇幔侄院⒆用鞘敵星恐乒嗍浜突蜒越逃?)

  “最大的作弊還是來自教育者。上半年(1989年)的腥風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開始合謀為一個時代作偽證。一個十七歲少年的判斷力,幾乎全部喪失。一遍遍地在政治課、語文課,在時事政治的考試中背誦領袖的講話,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全部的精神成長。除非,你是一個作弊者。”(《在作弊中慢慢成長》)

  沒有家庭之愛和學校的自由教育的童年,象一棵棵小草掙扎在被紅太陽烤焦的大地上,只有極少數幸運的孩子們,出於兒童的冒險本能,為自己尋找一塊“在作弊中慢慢成長”的陰涼,也找到一份驚奇。

  然而,這種將孩子逼入作弊的教育,也等於把孩子從小培養成一個說謊者,孩子用作弊進行自我保護,保護層就只能是謊言,正如王怡沉痛地反省道:“在那以後,你的漫長的一生,已經不再有真誠的誓言。”1949年後的孩子,變成了“向良心說謊的一代代”:紅色謊言的標誌就是“紅領巾”(在文革時是“紅小兵”)。直到前幾年,全國性聲討“法輪功”運動,也要動員孩子們和青年們加入,上百萬大、中、小學生在“校園拒絕邪教”的長幅上簽名。

  正因為有了這樣到位的反省,成年後的王怡,作為一個知識人,才會儘量讓自己的文字表達“活在真實中”。他從武俠里讀出“毒汁四溢”傳統江湖,從電影中悟出憲政的均衡之美,如同出自傑出建築大師手中的古老教堂;他從故鄉曾遭遇過的前所未有的大屠殺的血泊里,看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張惶的深層原因:我們這個一直被恐怖所籠罩、被飢餓所追逐的民族,羊群般的奴化生活已經變成第二本能,在最初碰上更強大的異域文明的挑戰時,無論如何,也難有健康人性的從容。一個個梟雄在刀光劍影里倒下,最後勝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以至於,經歷了百年現代化的腥風血雨之後的當代國人,還是顯得過於急功近利和手足無措。

  雖然,號稱小康了,崛起了,但吞食“黃金宴”、品味“女體宴”、喝着“嬰兒湯”、包着“二奶”、買回30萬一盒月餅等等的小康,用200多億人民幣的投入換來32塊奧運金牌等等的崛起,不能不顯得東倒西歪、飢不擇食和慌慌張張。正如王怡所言:“看看在辛亥之後,歷史在每一條路口的張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辛亥年的張惶:憲政歷史的可能性》)

  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識分子通過網絡而現身,從六四屠殺的血腥中,他們覺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騙和殘忍中;從反抗奴役的民間維權中,他們逐漸獲得了內在的勇氣和明亮。在我而言,王怡們的崛起,絕非“後生可畏”,而是“後生可敬”:他們的才氣和學識不輸於其他知識人,足以作為攀權附貴之資,為自己掙得安全而體面的精英生活,而他們選擇的卻是“無權者的獨立思想”。“六四的孩子”必將在一種對峙中──與恐怖、與殘忍、與謊言、與犬儒的對峙中成長:

  “在我們心中,她們不僅是死難者的母親。她們也是天安門前整整一代人的母親,是在六四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母親,是這個在政治罪孽中沉淪的民族的母親。我們願意在此莊重的宣稱──我們是每一位“天安門母親”的兒子。我們為自己曾經的沉默和袖手而羞愧,我們願以眼淚、筆墨、肉身和良知,永不停歇的抗議這個政府對每一位母親的摧殘。”(王怡余杰:《抗議拘捕丁子霖等六四難屬的聲明》)

  一向溫和寬容的王怡,一旦表達起自由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來,我就能切實地看到他內心的火把,那種絕決的勇氣和自信被內在明亮所凸現:

  “我最後的想法是做一個批評者,一個永遠批判而不是讚美公共權力的知識分子。”(《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

  “民族主義不需要激情,也不需要調情。不需要義勇和虛驕的自負。民族主義歸根到底,需要的只是一種羞恥心。”“我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的那天,我想我有資格要求中共政府立即釋放蔣醫生和所有因言獲罪的同胞,我也有資格要求這個政府和我一樣去愛這個國家。否則,我唯一的良知,就是讓自己成為這個政府的敵人。”(《我成為民族主義者的那天》)

  “對一個專制社會中的發言者來說,‘隱晦’和‘直白’都是減少恐懼的兩種途徑。一種通過對自己言論的主動閹割來減免外在的危險,這種主動的自我設限不僅反映在言論上,對一個思想者和寫作者來說,對言論的閹割其實就是對內心的閹割。‘隱晦表達’的實質是把外在的危險看得比內心的恐懼更重要。而另一種言說方式恰恰相反,是把恐懼本身看得比危險更重要。這就是杜導斌所代表的那種言論方式,這種方式用直白的言說來克服內心的恐懼。”(《用言論克服我們內心的恐懼》)

  “‘天安門母親’成為被屏蔽的關鍵詞,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進入的另一個中文世界裡的聲音。道義被屏蔽,希望也被屏蔽。絕大多數中國人乃至絕大多數網民,依然對此一無所知。”(《“天安門母親”:一個被屏蔽的關鍵詞》)

  在仍然黑幕重重的恐怖秩序之下,要讓“天安門母親”不被遮蔽,要使小康了的身體不至於過於肥碩,把心臟和大腦壓迫出“高血壓”或“腦血栓”,唯有良知引導智慧的公開表達:把個人對重大公共事件的洞見和良知,舉到公眾都能看到的藍天下,哪怕只是一個細節的真相和一句真話!無數發自不同個體的洞見和良知之光匯聚起來,謊言和恐懼的陰霾就會散去,自由和尊嚴的陽光就會穿透雲層。

⊙ 給我美感的王怡

  我喜歡王怡,還有更個人的偏好,不僅因為“無權者的獨立思想”,更在於這樣的思想洋溢着美的魅力:幽默中透着對權力的鄙視,自我反省里沉澱着謙卑和苛責;他的一系列憲政文字,顯示出理性的從容和自覺的敏感。僅從審美的角度講,我最喜歡的王怡文字依次是:《烏托邦之廣播體操》、《在作弊中慢慢成長》、《“國家安全”是個套》、《美得驚動了中央》、《每個人的家鄉都在陷落》、《辛亥年的張惶:憲政歷史的可能性》……,在一個能讓人跪出愉悅甚至癲狂的國度里,在一種狂妄出空洞的天下主義的帝制傳統中,在一個野蠻得連順民都要滅絕的新極權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國民習性,只能把大話當自信、把作秀當典雅、把鋪排當禮儀、把矯情當浪漫、把隱諱當含蓄、把下跪當敬畏、把權勢當尊嚴、把裹腳當性感、把殉夫當忠誠、把砍頭當戲劇、把羞辱當享樂……也只能使審美局限於歌功頌德的載道巢穴,比如,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電視劇《雍正王朝》、電影《英雄》等;又至多是小康時尚的小品化幫閒情調,比如,美女作家的小說、電視劇《一個風花雪月的故事》和電影《手機》,各類晚會上常演不衰的小品和越來越多的商業性選美。

  對於這樣的大眾化情趣,王怡評論道:

  “而在我們生活中至今高聲頌揚的虛擬詞彙、虛擬的政治哲學和虛擬的集體主義激情,不僅包圍着每一個成年人;更尖銳和令人擔憂的,是這樣一種虛擬的精神世界籠罩着千百萬初到貴境的未成年人,籠罩着我們的整整一代子女。”

  “最突出的就是近年模特與選美比賽嚴重的‘幼女化’傾向。從18歲一路往下降,到2003年底時的一場選美,已經出現14歲的獲獎模特。成人世界公開‘消費’一個幼女的形體,幾乎是一個標榜時尚的時代最無恥的事件。”(《雙重“矩陣”:時尚與意識形態下的青少年雙重的虛擬文化》)

  王怡的文字經常基於憤怒而發,他所定義的“……憤怒是知識分子的一種高貴品質。不必劍拔弩張,也不必心跳加速。但公共知識分子正是憤怒與理性的一種結合。”(《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種罪》,轉引《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7月號)與那些對流氓政權做聲嘶力竭的聲討相比,王怡的才氣、美感和學養所孕育的文字更為尖刻,一種看透骨髓的錐子眼光,一種蔑視醜陋的辛辣幽默:

  “因此一個獨裁的政權對制服的需求,就像行淫者對安全套的需求一樣。行淫時戴不戴安全套,就和抓人時穿不穿制服是一個道理。……一個穿上制服才敢施暴的獨裁者,就像一個依靠槍桿子才能統治的政權,在其私人生活中將註定是一個性無能者,一個只有半個睾丸的傢伙。他手上不握一把滾燙的槍,不告訴對方自己是007或者三軍統帥,他就根本沒有辦法勃起。因為沒有真正的尊嚴,就沒有真正的性能力。……有一天,面向權力的民主憲政制度,能夠取代面向公民的‘國家安全套’,像獨裁者在農村結紮我的姐妹們一樣,把????獨裁者也給結紮了。”(《“國家安全”是個套》

  “這時候的三個代表云云,除了同義重複的說‘我是處女,我就是處女’之外,已沒有任何內容。……獨裁者早已經過了更年期,卻還要將“裝處”進行到底。”(《意識形態和“裝處”情結》)

  “所以雪夜閉門讀禁書,不要驚動日理萬機的中央。”(美得驚動了中央)

  “三分鐘之內,你若是還沒有心跳加速、血壓上升,臉面泛起初戀般的紅暈,──你娃也太對不起黨和人民數十載的苦心栽培了。”(《烏托邦之春節聯歡晚會》)

  王怡對封殺流行電視劇的中央,對這樣驚恐萬狀地濫用權力的政府,表達的不僅是厭惡,更是鄙視。而只有在審美上鄙視權力美學,才能在個體生命中拒絕權力的政治和道德。

  不記得在哪兒讀到過一則關於哈維爾的佚事:哈維爾出任捷克總統後,第一次走進共產極權時代的總統辦公室,令這位民選總統萬分驚詫的是:這個象徵着國家最高權力的房間,居然無法給人以一絲美感!

  只要是獨裁者,無論是否受過教育,也無論其個人的知識素養如何,最終都必然敵視美,且會自以為滿懷高尚情操、滿心喜悅地去毀滅美。列寧着作等身,斯大林寫過語言學論文,希特勒擅長繪畫,毛澤東被奉為詩人兼書法家,薩達姆也愛寫小說……但他們都是最殘忍的殺人犯,也是人性及其人類精神遺產的最大破壞者。他們的唯一嗜好是獨裁權力,而獨裁權力天然地敵視人性,也必然敵視美。

  獨裁權力,在政治上是野蠻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在審美上是病態的,因為獨裁者“嗜好權力就像任何老人嗜好養老金或銀行存款。”(布羅茨基語)所以,獨裁美學不可能健康明亮,而只能潮濕陰暗,如同寄生於朽木中黴菌。獨裁美學是變態權力欲的結果,與權力無關的所有的道德和趣味,統統令獨裁美學不高興──無論是古典的高雅的,還是時尚的平庸的。當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提倡過大眾風格和通俗文藝,但那是一種為了權力而戰鬥的精神火藥或暴力美學,充滿了踐踏一切柔軟的咬牙切齒,四溢着詆毀一切精緻的粗俗。所以,看上去生性懦弱的沈從文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中,之所以曾選擇過自殺,與其說源於他的政治立場或道德選擇,不如說源於他在審美上與毛式暴力美學的格格不入。沈從文在審美上的敏感、細膩、雅致和憂鬱,如同湘西山間茂林中的溪流,有種清澈透明的深邃,根本無法忍受從紅色延安一路滾滾而下的暴力濁流。何況,那濁流不是黃河之水的天然渾濁,而是混合着獨裁者的殘忍和無辜者的血淚的渾濁。

  “你若不在文字上表示甘願犧牲生命,就要在考場上犧牲寒窗十年等來的高等教育機會。這已不僅是在鼓勵和暗示孩子犧牲自我而已了,這實在是一場明晃晃的道德綁架,一場以500萬學子的錦繡前程和一千萬父母十數年含辛茹苦的期待為質押物的道德綁架。”(《道德綁架和意識形態的垂直極限》)

  “我的母校和我的家鄉,在被整合進入這個革命政權之後幾十年的歷史,就是一個千百年間麻木沉睡而又一度被撩撥的自由精神不斷淪陷的歷史。60年代的一個冬天,台中內的草堂遺蹟被狂熱的學生盡數搗毀。一位被誣為和女學生苟合的原東大教師在宿舍後的一棵樹上上吊自殺。幾十年後,一位本校教師子女對圍在這棵樹旁的同學們描繪了當時的情景。”“無數與東大和川北大學淵源深厚的教師,在三十年的時間裡被批鬥、打翻、羞辱和殘害。斯文、謙遜、文化的灰燼,鄉土社會的秩序,都一去不返。”“如果我能在當時得知,自由與尊嚴的淪陷在一個革命者的學校里會來得這樣早泄和尿頻,我一定會在彼時的場合回答‘梭爺子,日你先人板板’(大意為????媽)。但我沒有這樣的勇氣和洞察力,且過於□腆,缺乏教育者的厚顏無恥。……我的師長們,我的大多數比我更可憐的師長,他們的音容笑貌在一個淵源深厚的城池內,在他們兄弟姐妹的子女們眼裡曾是一個代表着遙遠世界的意象。……這一意象的破產,在一個繼續淪陷的時代,甚至沒能夠保持住比官員們的墮落慢上一拍的矜持。”(《每個人的家鄉都在陷落》)

  獨裁者能從謊言中看出美,更喜歡從殘忍的屠戮里獲得愉悅,納粹士兵用人的頭皮做成精緻的燈籠,斯大林的克格勃最欣賞布哈林等昔日高官的尊嚴喪盡和低頭認罪,毛澤東的紅衛兵喜歡雙腳踏着“走資派狗頭”、用刀尖對準“敵人心臟”的漫畫,鄧小平的戰士喜歡享受開着坦克追碾徒手學生的快感,金正日的軍警喜歡用鐵絲穿透逃亡者的掌心,薩達姆的凱旋門用兩柄高舉的戰刀搭成,恐怖分子及其精神追隨者把紐約雙塔的轟然倒塌視為傑作……獨裁者及其打手們,不止是嗜血,更嗜好以一種興災樂禍的態度觀看由死亡所導演的恐怖戲劇,享受着人性在死亡的威脅下的種種懦弱和背叛,用被恐懼逼出的人性醜陋來滿足那種靠簡單的屠殺所無法滿足的邪惡快樂。這就如同觀看被逼得走投無路的父親強姦女兒,把仇恨的種子植於人性的最親密感情之間,進而徹底埋葬人性及其審美。

  此外,獨裁者們最喜歡大數字、大場面、大人群和大話,動不動就舉行盛大的膜拜儀式,向幾十萬、上百萬臣民發表煽動性的演講,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火把遊行”,斯大林的紅場閱兵式,毛澤東的天安門接見紅衛兵,金家父子和卡斯特羅的百萬人反美大集會……,奴僕們黑壓壓跪呈忠心,無數雙愚昧的眼睛向上仰視,如雨的熱淚攪拌着喊劈的嗓音,“萬歲!萬萬歲!”以至於,紅太陽的光芒先刺瞎所有人的眼睛,再刺穿所有人的心臟。

  進入小康時代的中國,令生命之樹枯萎的紅太陽隕落之後,????似乎被欽定為新一輪紅太陽。大陸觀眾每天都能看到中共傳媒巨無霸中央電視台的片頭,就是獨裁美學趣味製作出的典型標本:伴隨着氣勢恢宏的背景音樂,央視的台標????如同衝破雲層的太陽,光芒四射地運行在祖國的大江南北,從繁花鬧市到空曠田間,從滔滔江河到魏巍高山,從偌大秦陵到萬里長城,從漢族燈籠到少數民族的頭飾……????所到之處,不分黨、政、軍、士、農、工、商,也不分男、女、老、幼,所有人統統站成仰望的身姿。其中的一個畫面是:兩個穿着花衣裳、背着竹簍的少數民族姑娘,正咴諤錒∩希蝗槐淮猶於檔那抗饉鄭薔拖裰辛松衿嫻哪Хㄒ謊偈閉咀〔罰鄣納釙楹萬希分鸌盤舭閽誦械摹埃茫茫裕幀薄?詈蟮幕娓邪雲喝鮁鐾諾哪昵崛耍瘛埃茫茫裕幀敝獾耐隊埃⒃諞蛔繳稀?庾蕉溉話紋稹⒀杆偕擼芪У娜荷皆蛑樅幌陸擔鋇酵瞥觥盎岬繃杈ィ煥樂諫叫 鋇木辰紜?)

  到此,片頭結束。

  對於獨裁美學來說,這就是氣魄,就是奇蹟,就是最美。

  而在王怡眼裡,這樣的美無異於閹割:

  “好象是同一個人說的。那副腔調如出一轍,陳舊、克制,但略帶激情。仿佛五十年代建設工地上熱火朝天的高音喇叭。要不怎麼說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呢?在我們的童年,制服、大合唱、廣播體操和一周兩次的大勞動,構成了另一個烏托邦的活動桌面。……近千名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列成方隊,在每一個清晨第一堂課前十分鐘,準時進駐大操場。舉手投足,整齊劃一,頗為壯觀。遠遠望去,像一座被閹割掉的少林寺習武場。”

  “除非檢查評比,或跑出兩頭豬來在主席台上交配,大家一般都興趣闌珊。看見周圍有無數人與你惟妙惟肖,作出雷同的、剽竊的舉動,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以為你是誰?當你在人潮人海中融入相同的節拍和姿勢,進入預裝的操作系統,你還能妄自尊大的認為你是宇宙間獨一無二的個體嗎?你好大的膽子!”

  “一種統一的姿勢可以帶來漸漸聚匯、直至吞噬一切的偉岸力量,並使你產生自棄的衝動。好象初中物理老師所講,一隊喊着口令、操着相同步伐的士兵,竟可以把一座大橋活活操跨!”

  “操完了,通常還要受訓。”(《烏托邦之廣播體操》)

  “意識形態話語的虛擬性,體現在它使用‘大詞’,訴諸於集體主義和利他主義的價值灌輸,抑制甚至扼殺了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個人主義和真正的浪漫主義。”(《雙重“矩陣”:時尚與意識形態下的青少年雙重的虛擬文化》)

  獨裁美學的廣場效應如同希特勒演講時的擴音器,歇斯底里的叫囂塞滿了所有空間和所有耳朵,聽講的人們用狂熱的歡呼呼應着非人性的嚎叫。權力金字塔的尖頂之所以顯得高不可攀且閃閃發光,是因為人性已經遠離了個人審美,遠離了精神性的獨創,而被融入被操控的烏合之眾的癲狂,在精神上被加工成型號同一的傳聲筒,與覆蓋廣場的人工草坪或水泥地面毫無區別。權力的聲音籠罩人群並通過萬眾歡呼來傳遞,如同權力的皮靴踐踏草坪。

  那個開創中國大一統獨裁體制的秦始皇,他在死前就已經為自己營造好了壯觀墓穴美感──死屍也要檢閱一排排象徵秦王朝百萬雄師的兵馬俑。令世界嘆為觀止的陝西秦陵,大概是中國獨裁者的廣場暴力美學的最早表達:秦始皇初即位就開始修建陵墓,從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入葬,修建期長達37年,用工最多時高達70余萬人。秦陵園面積56·25平方公里,陵墓本體的封上呈平頂的四方錐體,底部南北長515米,東西寬485米,高115米。陵墓的周圍有內外兩重城垣,內城周長3875米,外城周長6210米。內外城四面都有大門及門網建築。園內外也都有各種陪葬坑、陪葬墓及修陵人員的墓葬500余座。陪葬坑中比較重要的有:兵馬俑坑、銅車馬坑、馬廄坑、珍禽異獸坑、石鎧甲坑、百戲俑坑、文吏俑坑、青銅水禽坑,以及各種附葬坑等。還有寢殿、便殿、園寺吏舍等大量的宮殿建築遺址。它是中國歷代帝王陵中規模最大、埋藏物最多的一座陵園。

  秦陵所展示的權力美學,核心意象便是秦始皇生前統治的地上王國的再現,他活着的時候所統治的一切,要盡最大的可能皆備於地下墳墓。秦始皇當然希望、也真的相信:即便在幽冥王國之中,他依然是“朕即天下”的至尊帝王,仍然可以通過號令千軍萬馬來奴役天下百姓。毛時代的中國,最欣賞秦始皇的極權者毛澤東,把宏大的秦陵兵馬俑列陣轉化為頻繁的大型團體操和廣場閱兵,以及一系列追求宏大場面的慶典、集會、儀式;後毛的時代中國的秦陵美學,先變成鄧小平和江澤民的閱兵式,再升華為張藝謀的視像《英雄》,聲光高科技對權力美學的包裝,製造出整齊劃一的活動兵馬俑方陣和眾箭齊發的天下主義的畫面。這是對秦陵美學的後現代回憶,也是對毛時代的團體操美感的賀歲卡式的展示,或是對北朝鮮更為整齊的大型團體操的潛意識模仿,頗有些廣場暴力美學的競賽味道。

⊙ 在幽默中為獨裁美學送終

  當下中國,似乎直接進入了後現代的消費性休閒的時代:令世人驚嘆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小康式的衣食無憂,北京長城飯店的着名夜總會“天上人間”中的高消費糜爛,長安俱樂部的雍容華貴,三里屯酒吧一條街的喧鬧夜生活,電視中沒完沒了的肥皂劇、各類晚會和選美競賽……,然而,在曾經被現代共產極權徹底踐踏過的地方,至今還沒有經歷過成功的自由主義啟蒙,也沒有自由制度中的個人ɡ?希裕飫鋟⑸拿懇淮偽浠瓷先ニ坪醵際俏拿韉慕劍導噬銜幢鼐筒皇竅蚋嘸兌奧牡雇恕1熱紓諶勻徊蛔鷸厝說墓壤錚從性嚼叢蕉嗟鬧脅琢旌蒙狹嘶繁#嵌遠鍔⒒ú菔髂鏡目湔耪滸肫潿宰魑嗟吶┟窆さ募似縭櫻鈎閃酥泄蟪鞘兄械撓邢薪撞愕摹奧躺饈丁保ㄎ業比恢С只繁#娑閱踴救巳ǘ厥傭鍶ɡ幕繁#曳塹Σ懷隼矗炊械揭恢直淶母接狗繆牛9說奈鎦噬盥蹕蛐】檔耐保說木襠鈁諞願斕乃俁鵲雇嘶匾奧沂巧バ牟】竦南砝只們榛奧?紗司妥慵觶罕幻教迦瘸吹拇蟪鞘兄脅櫚鰨恢喚盤ぷ琶菜葡執拿韉母嚦萍幾呦眩硪恢喚湃床茸嘔跽婕凼檔那跋執奧?)

  不知為什麼,王怡在談論極權統治時的幽默感,讓我想起了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在東歐各國中,捷克的共產極權之崩潰,可算得上最具“天鵝絨”性質的革命,自發上街的徒手民眾,僅靠普天蓋地的口號和標語,就埋葬了不堪回首的恐怖時代。那個沒有任何美感的胡薩克博士(前捷共總書記),早已在捷克人的視覺趣味中腐爛。

  反抗極權的抗爭,是米蘭·昆德拉的拒絕遺忘,也是哈維爾式的“生活在真實中”,更是哈維爾的拒絕醜陋。同時,現代捷克知識分子的靈魂,也深植於更久遠的卡夫卡式的悲觀和哈謝克式的樂觀之中,即便是卡夫卡的絕望感和無力感,也表達着更本然的掙扎和更深層的幽默。哈謝克的帥克喜歡開玩笑,所以他才可能是“好兵”。這是鄙視權力美學的玩笑所留下的精神遺產──當舊制度的全面崩潰無聲地降臨之時,捷克人不是以興高采烈的歡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為它送終。

  獨裁的準軍事化審美必然飾以同一顏色的裹屍布,沒有微笑、沒有愛、沒有美,點亮個人的尊嚴和趣味的火把,不僅需要勇氣和韌性,更需要一種豁達而智慧的幽默。

  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心向自由的民間力量對獨裁制度的反抗,從每一個個體“活在真實中”的意願及其踐行出發,讓無數個體的拒絕謊言匯集成民族的真實記憶,讓拒絕強制統一的權力美學的多樣化的個人情趣來恢復國人的審美敏感。我們需要哈維爾的良知,也需要哈謝克的幽默。一旦大多數個體具有了足夠的內在自信,民間力量就能以玩笑來鄙視官權的醜陋,在苦難深淵中學會微笑,對恐怖的威逼報以幽默,中國獨裁制度的崩潰,也就很可能循着東歐模式:

  不是“轟的一聲巨響”,而是“噓的悄然倒下”。

2004年9月17日初稿,10月6日修改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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