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差一輩子
當《復旦MBA起薪平均19萬》和《福布斯2004中國富豪榜今日公布》之類新聞充斥媒體顯要位置的時候,讀《低保戶買條魚給兒補鈣受指責》,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很難受,很壓抑。
南京的朱先生“花3塊錢買了一條鯽魚,準備回家給3歲半的兒子吃”,被知情人詬責:“你這吃低保的人,還買魚吃啊?”而朱先生膽敢動用大額資金購買“一條鯽魚”,不過“想回家給兒子增加一點營養”,而有此過分想法,則是“嚴重營養不良,缺鈣,兒子經常無緣無故地跌倒在地上,身上到處是傷痕。”低保家庭極度缺乏營養的孩子,有無權力吃一條三元錢的鯽魚,應該是御用學者們研究的“國家級課題”,我沒能耐釐清,但我明白,雖身在金陵,對朱先生而言,三元錢的確是“大額資金”,因為朱先生“一家三口每天五元伙食費”“家裡吃的基本上都是素,難得吃葷。”“一家三口每天五元伙食費”,人均、“頓均”(三餐)下來,數字是很可怕的,與GDP1000美圓,與處級幹部月車補3000元不知道有什麼關係,更不清楚與張宗海陸德明為代表的官商媒學厭倦山珍海味之“吃喝”,開始“金色”刺激之“嫖賭”而且還是狂賭濫嫖有什麼關聯。
朱先生落得今天的下場,還得感謝陸德明之類黃色經濟學家左右的張宗海們的“紅色政府”推行的改革與改制。
史無前例的“改革”,砸爛了勞苦工農的“大鍋飯”,把《改制與瓜分》劃等號,一輪輪巧取豪奪後,利益階層的“小灶”越發豪華奢靡,改革的災難則完全轉嫁給無權對所謂“改革”說“不”占中國人口絕對多數的勞苦工農。改革改制進入九十年代,“大鍋飯”的沒落與“小灶”的興旺已經形成鮮明對比,南京的朱先生“1995年,從單位下崗,每月領取150元生活費”,而1993年,不具備法人代表資格年僅14歲的深圳“女丑”李倩妮,已經能夠出資350萬元成立公司,到朱先生公然“花3塊錢買了一條鯽魚”給3歲半極度缺少營養的兒子增加營養的2004年,營養過度的“女丑”李倩妮則在瀟灑自如地耗用2100萬元“玩票”了。“朱先生3歲半的兒子非常乖巧,現在正在幼兒園上小班”,家有貧父與家有官爹到底不同,與“財女”李倩妮相比,三歲看大,朱先生3歲半的非常乖巧的孩子的前途已經可以限量,“大趨勢”應該與留學、開公司、千萬元“玩票”無染。出生決定一切,根邪苗黑者稱霸中國的時代, “花3塊錢買了一條鯽魚”引來詬病,我能嘆的,可憐天下父母心;放縱350萬到2100萬元的揮灑,我能罵的,可恥“家天下”父母心!
此外,畜生決定一切的世道,我能做的,便是以“對比手法”安慰朱先生,比不了深圳的李倩妮,長江尾回溯長江頭,一筆寫不出兩個李字,與我省同齡孩子李思怡相比,朱先生 3歲半的兒子還是幸運的,“ 3歲的小思怡常和母親一同挨餓……李桂芳為了給孩子補充營養,經常到超市或雜貨鋪去偷麵包和豆奶,被人抓住了她就哭着求饒……”“李桂芳很另類地詮釋了‘倘是女,嚴閨門’和‘瓮牖繩樞’……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恨天下父母官,一聲聲,一天天,在飢餓的煎熬下,在死神的逼視下,小思怡對媽媽的呼號徹底消失了……”(《關注李思怡之死(三)可恨天下父母心》)餓了或許十幾天,3歲的李思怡最終被活活餓死了,與小思怡相比,朱先生3歲半的兒子到底還有“花3塊錢買了一條鯽魚”的待遇,作為父母,確乎應該自我“提醒幸福”了。提醒是必要的,通過提醒,自我安慰以精神勝利的同時,免卻了自責——誰讓自己卑賤窩囊而貽害下一代呢?
朱先生也好,李桂芳也罷,在畜生們的威逼欺凌下,窩囊與卑賤着,並且貽害下一代,當此,朱先生、李桂芳與李意珍、張宗海、陸德明相比,朱先生的兒子、李思怡與李倩妮相比,沒有“代溝”可言,有的只是時差至少一輩子!時差至少一輩子,可憐的朱先生的兒子與李思怡要真切的感受幸福,在中國的土地上,惟有寄希望下一次投胎了。投胎於副市長、副省長乃至副……之家,幸福絕對不是毛毛雨,絕對不至於到雜貨鋪去偷麵包和豆奶,絕對不至於因3塊錢買了一條鯽魚遭致詬病……李倩妮一次性接受“零轉讓”269萬元,朱先生的兒子與李思怡能算得清楚,是多少麵包、豆奶和鯽魚呢?
天堂里應該沒有時差,小思怡或許正在體驗短暫的人生從未體味過的幸福;現實的中國,農工階層與官商媒學的“生態時差”卻越發地拉大拉遠着,而正因為此,可以預料,即便能夠僥倖地生存下去,“金色童年”已經“嚴重營養不良,缺鈣,經常無緣無故地跌倒在地上,身上到處是傷痕”的朱先生的兒子定然無緣幸福——今後苦難在等着他。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大家庭,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說什麼呢,辛苦五十年,時差一輩子,這個所謂的……是應該詛咒的,是應該到頭了。
200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