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龍應台的「文化傲慢」 |
| 送交者: 程映虹 2004年11月09日22:56: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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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龍應台最近就台灣民主和海峽兩岸關係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的文章,在內容上回應了很多中國大陸和海外自由知識份子在一些大是大非問題上早就明確的觀點,因為龍應台本人在這些問題上過去並不是那麽立場鮮明,所以這篇文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筆者也認為龍應台的表態是適時的,但對她表態的方式稍有疑問。首先,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別人「對話」如何可能?你可以在文章中引述並評論別人的觀點,但卻做不到和對方「對話」。至於說與「華人世界」對話則更是讓人不解:一個人怎麽可能單槍匹馬和整個世界對話呢?再說,在「華人世界」中,不要說在有自由言論權的海外,就是在中國大陸,支持台灣民主、反對大陸獨裁的人也數不勝數。在台灣選舉之後,很多人,包括在大陸的不避風險的作者,都寫文章對台灣民主的發展表示肯定,因此「華人世界」有各種各樣的聲音。龍應台的發言在時間上晚於很多「為台灣民主辯護」的人,因此,如果說真要和「華人世界」對話的話,很多作者在她之前已經作了這樣的工作了。 龍應台的文章特意標明「作者按:本文在中國大陸、新加坡、吉隆玻、香港、台北同步刊出」。這是什麽意思呢?我記得只有大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整點重要新聞的預告才會有這樣的氣勢,但那也覆蓋不了海外華人世界啊。一個知識份子對社會政治問題發表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你可以挑選任何報刊電台電視台和網站在任何時候發言,你也可以同時在很多地方刊出你的意見,只要不涉及版權問題。至於你的意見是否重要,則完全由讀者來評判。特意告訴讀者你的文章在「華人世界」許多地方「同步刊出」,似乎並沒有這個必要。 看了龍應台的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了龍應台去年底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發表的關於全球化的演講(後來發表在新加坡的《聯合早報》上,現在網上還能查到)。這篇講話曾經受到一些大陸作家的批評(例如張耀傑)。筆者當時也寫了一篇文章投給《開放》,本來《開放》要刊登的,但後來事過境遷就沒登。張耀傑先生的文章已經涉及龍應台那篇講話中很多自由派知識份子不能同意的說法,我這裡不再重複。但對她涉及到美國的一些看法,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表示不同意見,因為那是她那次講話中最似是而非、最能混淆思想的觀點。這裡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關部分摘錄下來: 龍女士在發揮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國文化的傲慢」的觀點時,舉她自己的經歷為證。她說當她在台灣學英語時,美國老師「記不得幾十個中文名字」,於是要求每一個學生選一個英文名字,一下子「一整班的學生都變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後來當她來到美國教書時,「化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把(二三十個)人名和臉相配起來,認得了。於是我回想,為什麽教我的老師沒坐下來化時間,把我們的中文名字記住,反而讓50個人都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這難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嗎?」 這是文化的傲慢嗎?如果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美國人何必要跑到台灣去教英文,而不是讓願意學英文的台灣人自己化錢到美國來學英文呢?如果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剛剛在台灣學了英文的龍應台,就算是英文出眾罷,「文化傲慢」的美國大學又怎麽會讓這個台灣人去教美國學生英文寫作呢?這不是自打耳光嗎?至於美國教師給中國學生取英文名字,稍有語言交流常識的人都知道,這差不多是所有教中國學生英文的美國老師的常規做法,這當然有中文名字發音困難的原因,但也是為了創造語言環境,和「文化傲慢」風馬牛不相及。美國人當然有他們的文化傲慢,和任何民族一樣,但我想美國人的文化傲慢如果藉助這種方式表達出來,那美國文化也就沒什麽值得傲慢的了。 再說,很多學中文的美國人都樂於請中國老師給自己取一個中文名字。不但如此,他們還要千方百計讓這個名字體現東方文化色彩,有的還找人給自己刻中文名字的圖章或者把它印在自己的汗衫上招搖過市。這只要問一問那些在不但在中國、也在美國教美國學生的中國老師,相信不難找出一大堆事例來。學哪個國家的語言,就在課堂上用哪個國家的名字,這有什麽大不了的? 龍女士接下來的「文化傲慢」說更是離譜。她說當她認識到這是「文化傲慢」之後,她在美國便不再用SHIRLEY」,而是改用她的中文名字,並且是「龍應台」(Lung Ying Tai) 而不是應台龍(Ying Tai Long),即按照中國習慣把姓放在名的前面,而不是象西方習慣那樣倒過來。她說「23歲的我覺得,你美國人可以學著發中國名字的音,你可以學著去記中國人的名字和他的臉,你也可以學著知道中國人是把姓放在名字的前面的。1975年,我還沒有聽過‘全球化’這三個字,但是對於所謂文化‘交流’事實上是‘流’而不‘交’的現象已經覺得有點懷疑。」 為什麽說龍女士在這裡更是離譜呢?因為如果你去美國短期訪問或者探親,沒人會要求你把姓放到名的後面。如果你要在美國上學、租房、申請駕照或者在銀行開戶等等(更不用說長期居留甚至入籍),你就必須按照美國的規矩辦,因為你進入了這個社會,和這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律和政府的文書系統發生了聯繫。如果你堅持你原來那個國家的習慣,讓美國上下遷就你,時刻要記得你金雞獨立,姓在名前,那麽究竟是誰在表演「文化傲慢」呢?如果改變姓名前後的順序就和「文化傲慢」有關,那麽「李約瑟」呢?「費正清」呢?「白求恩」呢?你龍應台能說這些外國人(更不用說今天在中國和台灣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和中國人打交道的那些西方人)在中國按照中國習慣用的這些中文名字也體現了中國的「文化傲慢」嗎?我不知道龍女士在美國學習和工作期間是否真的象她說的那樣一直讓美國人叫她「龍應台」而不是「應台龍」,而她在美國所有的證件上和檔案里也都是姓在名前。如果真的如此,我想這是美國人多麽謙虛禮讓地對待一個「文化傲慢」的人的例證。如果不是這樣,那麽龍女士為什麽編造這個故事呢?難道是為了讓我們相信她早在「全球化」這個詞出現之前就敏感地發現了這麽個重大的「文化傲慢」問題嗎?龍女士強調說她有這個想法是在「1975年」,當時她「23歲」。這是在提醒我們將來寫有關全球化的歷史時不要忘了給她還是個小姑娘時就大無畏地反「文化傲慢」的壯舉帶上一筆嗎? 在龍女士關於全球化的描述中,人們看到的是對雖然高檔但卻單一的生活和審美方式的炫耀和抱怨,聽到的是對西方——尤其是美國——文化入侵的焦慮和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批判。但這還不是全部。龍女士還以「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身份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發言。她說全球化既讓人歡迎又讓人不安。「文化,還有人們安身立命的價值,都和商品一樣一卡車一卡車卸貨,直接送入家門,歡迎,因為我們突然多了選擇,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還是政府的形態;不安,因為這種選擇往往是強迫性的——雖然我們並不感覺,只不過是強勢推銷的產品,不見得是對我們最好的;更因為,選擇往往破壞了家裡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歡迎美國士兵帶進來的文化和價值觀呢?為什麽又要又不要呢?這種不安對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是很熟悉的。」她說和很多第三世界知識份子一樣,她年輕時也是美國新聞署的受惠者,「在那個物質與精神都匱乏的年代,美國政府通過組織和金錢,有計劃地將美國的價值觀全球輸出。你說它不好嗎?對於我們民主開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貢獻的;說它好嗎,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龍女士這裡是在說民主往往是西方用剝奪其他政府形式的手段強加在非西方頭上的,就象西方強加給非西方那些文化形式和商品一樣。實際上政府形式如同洗衣粉,有不同的牌子,你不用這一種可以用那一種,不見得非要「民主」不可。不但如此,這種由外部「強加」的民主,還「破壞了家裡原有的秩序」。龍女士回顧歷史,說過去我們年輕無知,受了美國新聞署(我想是指美國之音和所有由美新署主持的文化交流項目吧?)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論的影響,今天回過頭來看看,才知道美國政府的深謀遠慮。這種影響直到今天還「限制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對比龍應台幾個月前在北京的這些言論和她現在為台灣民主——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民主和美國影響之間的關係吧?——所作的雄辯,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原載《觀察》, 作者任教於美國德拉華州立大學歷史系;原題「也評龍應台」) 2004-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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