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明道先生身边的日子(2)

——张桂炎弟兄生命见证

文/张桂炎

《生命季刊》第108期

请阅读本文上篇：

在王明道先生身边的日子(1)张桂炎弟兄生命见证

音频为李慕溪弟兄朗读：

四、我在1988年写的一封信

(艰难岁月中的见证)

徐姨竹筠女士：主内平安！

1988年10月16日袁相忱先生偕夫人由京来沪，当天住宿在王明道先生家里。晚上，袁伯伯要我次日与乔姨联系一下，告知她袁牧夫妇已到了上海。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有乔姨的电话号码。大约是袁伯伯年老眼花，他不知道纸上有您写的关乎我的一段话，您是这样写的：“到王师母处讲话得小心，王师母边上的张弟不可靠。”你的话很简洁，仍然称我为弟，我很感激。因为这一类话我听得太多了，有的甚至更离奇，更不靠谱，所以我从来都是见怪而不怪，没想到要为自己申辩。其中当然还有我天性的骄傲“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弟兄姊妹着想。因此这类话不会引起我的愤慨，我们都是主耶稣用重价宝血买赎的弟兄姊妹，其中还有我素来尊敬的长者，如你们教会负责弟兄王国显。（我一生推广的书籍除圣经之外，最多的是王明道先生的著作，其次则是王国显弟兄的著作。他在第七版《行过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显然有一段话是指向我的，我却仍然自费印刷了王国显的《在基督里的长进》三千本，积极的推广他的著作）更重要的是在这样背景下，王先生夫妇仍然对我无限的信任和始终不渝的情谊。

我在早年就阅读过王先生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自传《五十年来》，我爱戴和敬重他们。回沪以后，我从袁沐恩姨那儿屡次听到关于王明道先生的消息，袁姨和许姨怀珍中国著名女传道人，她们的家也是她们接待弟兄姊妹聚会的地方，离我家不远，上海陕西南路286弄X号，那是上海高档花园洋房，我在少年时曾去过。尽管我也知道王明道先生的住所离我不远，但当时我心中并无特别强烈的愿望去看望他们，毕竟过去我是从书本认识他们，并不熟悉。直到1982年9月，王先生要去广州白云机场接受奥菲斯国际飞行医院治疗眼疾，需要一位男子陪同，王忠孝于是介绍我去陪同王先生前往广州治眼疾（王先生与他儿媳乘飞机前往广州，我则是乘坐火车，那时在国内能坐飞机的人不多，要权力机构同意并出具证明文件方可买票登机）。广州之行治病因主客观众多因素无果后返回上海。而后在上海仁济医院二次住院开刀，均是由我去陪同护理的，从那以后，我就常去王先生家。起初，每周去一次或二次，陪同王先生在街心花园散步或帮助王师母买些生活用品和新鲜蔬菜等。1984年春天王先生的家由平江路迁到武康路，新居比过去房子大多了，离我家也更近了，随即在武康路新居开始聚会，随着王先生年纪越来越老迈需要的帮助也就日益增多，于是我去的次数也渐渐的增加，直到目前几乎每天都去。起初，我还在社会上找些工作以养生，随着王先生需要的照顾日益增多，我把世上的工作一件又一件地放下，直到如今完全地撇下。神恩待我，祂供给了我的需要。从我已走过的路，我十分清楚明白这是神的引导。既然是出乎神，由此，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于我有益的，为的是要试炼我造就我，使我更合主用。因此，尽管不断地听到种种传说，只是在我心中微微的激起涟漪和瞬间的波动，靠着主，很快的就归于平静。我没有委屈，没有怨恨，更没有愤怒，心中只是满了感谢和赞美，若没有神的保守，圣灵的提醒，也许我真的要比别人所议论我的更坏更可恶。

今天我基于信心写信给您，希望能写得详细，使您能明白在这特殊的年代，这些事情频频出现是有时代的烙印，不足为怪。

首先我要向您介绍王忠孝，因为是他介绍我去陪护王明道先生的，其次我认识王忠孝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传奇。

左为王忠孝牧师/中为张桂炎弟兄/右为方诗恒弟兄

我是在1963年初由上海到安徽皖南军天湖农场的，同年冬天，又转到安徽省宿松县九成畈农场，那儿地处皖（安徽）鄂（湖北）边界，南边隔江与江西省彭泽县相望，这个蓄洪的湖沼地区非常荒凉，非常落后，到处可以看见前几年留下的坟丘和被洪水冲刷暴露的白骨。同年春天王忠孝也由上海来到安徽九成畈农场，第二年秋天我们被调在一起了。先介绍一下我们生活和劳役的环境，虽然不同的地域有其特殊性，但建筑模式和格局都差不多。我们这个单元大约长宽各三十五米，没有围墙，房屋就是围墙，朝外的围墙上是没有窗户，也没有电灯，用煤油桅灯照明。东西两侧是宿舍，分成九间，三扇门，没有隔墙，大通铺，面对面，两排中间是约宽1.5米的走道，平常起居尽在走道上。北墙是厕所，大门朝南，两边分别是值班室和仓库；医务室和理发室。供应饭食的食堂和管理人员因地势而异格局各不一样，与单元之间有个广场，供开大会所用。整个农场约有三十多个这样大小不等的单元，我们所住的单元大约有三百多人，算是比较大的。起先我并不认识王忠孝，他也不认识我。在单元中，人们不能随意的走动和说话，更不能轻意表达自己的信仰和思想。但不久有一件事奇妙的发生了。王忠孝有一位在上海贾玉铭灵修学院的同学陈敏澜的哥哥陈敏颖恰巧和我们同在一处，并且他和王忠孝是在同一个组里，在往返农田的路上及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他们谈到了但以理书里的预言和大像等，那位同学的哥哥不知是出于胆怯还是自愿，他将王忠孝和他交通的话语全都交出去了，于是接踵而来的就是批评和斗争，但就是这样，整个队里的人都知道王忠孝是个基督教牧师，大家对他益发尊敬。

一天趁着去田间干活的路上，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告诉他我也是基督徒，我从幼小的时候起就在李汉文先生那儿聚会。从此以后，我们或在去田间的路上或在回来的路上，便寻找机会谈话。冬训学习的时候上下午各有一次放风，届时我们之间也可以有一些交流。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对真理的认识和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肤浅和幼稚的。回想那时，他对我的帮助，对我以后走事奉的路是非常有益的。同时也因着他被批斗，神将他显明出来，他是神的儿女，并因着他对人的爱心和自身高尚的品质，有些过去没信主的人亦信了耶稣。当时我们队里还有一位内地会牧师因为关押的日子久了，缺乏家人和弟兄姊妹的扶持，在信心和行为上都软弱了（抽烟和说嬉笑的话语），借着和王忠孝的谈话心灵得到复苏，生活上也得到帮助，直到今天80多岁，还在为主工作，在安徽淮河流域一带，带领众多的弟兄姊妹，服事主且刚强勇敢大有能力。

我们先后服满了刑期，但还得继续留在生产队里（直到如今我的户口还在那里），但相对来说环境比以前稍自由一些，肢体间的往来比过去增多了，有时我们还可以在隐蔽的地方一起祷告。记得有一次王忠孝和我一起去看袁沐恩姊妹，那时正是盛夏酷暑，大部份人都在午睡，女工棚里不堪入目。我们三个人在一座废弃的砖窑前，我们一起交通唱诗，袁沐恩姨给我们唱了一首她刚作的诗歌“忠如摩西勇如但以理”，很多年以后神把我们各人带回了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我们又唱了这一首诗，唱毕以后，我们三个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谁都没有说话，但心里都是无限的感慨。

当时常有往来的除了王忠孝以外，还有方诗恒、管峻、陈醒秋、张汉忠等，姊妹有袁沐恩、郑慧端。有一天郑姊妹大约没有生产指标，只见她赤着脚，在远处一手扶着陡坡，一只手在水田里拔草，不久以后她就调到安徽宣城南湖农场去了。那时我们虽然都满了刑期，因为在文革中环境仍然是很险恶的，苦难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忽然临到，这里弟兄姊妹间虽不能说话，但有时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会带来莫大的安慰、喜乐、平安，因此劳动虽然十分繁重，生活也异常艰辛，但那种团契生活却是十分甜美的，我们的心在主里息息相通，融为一体。

说来使人痛心，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之间失去了那种彼此切实相爱的心，为工作、为名利彼此间起了纷争。在艰苦的年代中，弟兄姊妹的心非常单纯，甘愿为主献上一切，亦愿为弟兄姊妹受苦，甚而不顾惜自由和生命。

有一件事叫我特别难忘：方诗恒原来是安徽省芜湖聚会处的，是安徽省师范大学艺术系教师，因为坚决不参加“三自”被打成右派份子，后来又升级为反革命份子，他的一位同工张旨灵，原来是内地会的牧师，后加入聚会处，最后为主殉道。方诗恒刑满以后继续留在农场里，他仍然向别人传福音，一次当他得知同队的一位妇女在年轻时曾信过主，只是现在嫁了一位不信的丈夫远离了神，方诗恒心里有感动，为她热切的祷告，并决意去提醒她。临分别的时候给了她一本油印的张晓岚写的《到底有没有神》，并且给了她孩子一些上海精致的糖果。但当她的丈夫得知这一件事以后，逼迫他的妻子将书和糖果一起交到管教股，于是方诗恒立即被关押起来，连续不断地审讯和批斗并加以种种的体罚，使得他心力交瘁。王忠孝和我得知以后，我们为他祷告，也设法打听他的消息，当我们得知他关押的地方以后，我曾去看过他，那是一排建筑在堤坝上的仓库，在他所关的那间屋子窗户都钉上木板，几乎密不通风，有专人严加看管。虽然无法见到他，我装作是一个过路的人，大声唱着赞美诗希望他能听到得些安慰。方诗恒弟兄在关押期间受尽了凌辱和折磨，在他不堪忍受的时候，他对审讯他的人大声说：“只要我主的名得荣耀，我粉身碎骨也甘心。”当局对他无奈，关了很长时期把他放了，但仍要接受监督劳动。

我们听说他被释放了，就商议怎样能见到他，王忠孝将他家中寄来的贵重药物和食品托我带去给他，我们祷告以后，凭着信心，我直接上他劳动的果园去见他。说来真希奇，那天我去的时候竟没有一个人看管他，我们在果树下交通，我听他畅谈这些日子神怎么引领他。虽然受尽肉体的痛苦，但神始终与他同在，支持他激励他亦赐给他勇气和能力。他的内心因着神的同在无比的平静和喜乐。

在方诗恒出事以后，王忠孝在他的队里也受到审查，靠着主，他们没有胆怯，不约而同地都承认他们在基督里的交往。在我去看了方诗恒以后，王忠孝曾几次去看过方诗恒，每次去都有神的带领，第一次去的时候，是隔着铁丝网彼此交通的。

在离我们几十里路外的单元里，关押着一个从上海来的青年弟兄，他名叫蒋柱国，自幼随他父母在上海虹口守贞堂教会聚会。我们听说他很刚强，在单元里还大胆为主作见证，有些人因着他信了主。其中有一个名叫王明的，在刑满释放后将蒋柱国的消息传递给我，同时我们还听说蒋柱国看到的所谓的异象，这就使我们担心，所以王忠孝一面关心他的生活情况，通过王明弟兄给他送去食品，另一方面更关心他的灵里的光景，在真理上不断勉励他提醒他，一直到王忠孝回上海。不久蒋柱国也回上海，虽然这位蒋柱国弟兄以后走了极端灵恩派道路，偏离了真道，但王忠孝对他的爱是很使人感动的。

王忠孝与我在劳改营，或聚或离前前后后将近十五年的时间，回忆那段日子，我很激动，很难用笔墨把这段历史和我们主里的相聚，完全见证出来，但我可以负责地说王忠孝是神忠心的仆人，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爱他并且尊敬他。

1978年王忠孝因他的父亲病重回到了上海，以后与他同案的汪纯懿姊妹得到了平反，继而他和钱苹洲姊妹也先后平反，于是他的户口也迁回上海。王忠孝一回到上海，他在家中恢复了主日敬拜，最初参加的是他的母亲和其他家人，同时每星期五还有一个祷告会，以后闻讯来的人渐渐地多了，就形成现在规模的聚会。虽说这十年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但对家庭聚会一直是施加种种压力，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尽管没有内地和农村那样的逼迫，各方面的反对和阻挠仍然很多，王忠孝靠着主所加的力量一一顶住了。据我所知在上海十多年来没有停止过一次聚会的，除了王明道大约也只有王忠孝主领的聚会了。

有一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宗教管理部门邀请了一些自由传道人和信徒开座谈会，王忠孝一面以他母亲病重为理由声明不能每次都来参加学习，另外针对要求停止家庭教会和参加三自，王忠孝还义正词严地表明在家庭中聚会是圣经中的真理和教会的传统，不能取消家庭聚会。他作为一个家庭教会的负责人，不能拒绝任何要来参加聚会的人。同时还声明不和“三自”有任何来往，也不参加有他们在场的任何活动。

王忠孝弟兄除了主领在他家中的聚会以外，神还给他有特别的托付和恩赐，他能写一手漂亮而工整的字，早在他入狱以前，他曾与汪纯懿、钱苹洲姊妹一起翻译慕安德烈的“The Prayer Lite”。王忠孝负责中文誊写，回上海以后，他继续从事文字工作，他选材严谨，针对和关心农村青年工人的普遍需要，我是他始终不渝的同工，印了许多像《真道问答》、《圣经要旨》、《祷告的生命》、《简易祈祷法》等书，供应到有需要的地方，有些书被人带到海外铅印成书辗转回国。在文字工作上，我与王忠孝同工，负责印刷和装订，技艺有长足进步。

综观1978到1986王忠孝弟兄的工作，他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与同工们互相搭配十分和谐。1987年初，一位王忠孝灵修院里的老师，将徐姨您介绍给王忠孝并要求王忠孝让您在王忠孝的家里聚会作见证，那天我也在。

你的晚辈张桂炎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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