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真道—— 简介中文圣经译本
作者：慕贤思
最多人读的一本圣经

于世界上运用中文的人口比例众多，阅读和使用中文圣经的人，数目相对庞大。中文圣经，很有可能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圣经之一。

今日在中国、香港、台湾乃至欧美各地华人的信徒中，最普及的中文圣经，可说是《和合本》。在一般教会崇拜中，或信徒灵修、背诵金句时，大部份都运用《和合本》圣经。但不少初信主的信徒，或接触基督教不久的朋友，都会感到这本中文圣经很不好懂！而有时我们向一些亲友传福音，鼓励他们尝试阅读圣经，就会听到一些回应说看不明白。

五四运动同龄作品

这情况实在一点不稀奇。试想想，如果今日有人把严复先生近百年前的译作《天演论》摆在你面前，你能像读今天的报纸一样容易明白吸收吗？大概是不可能了。今日我们手上有的《和合本》圣经，情况也相似。原来，《和合本》圣经是与五四运动同龄的，当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时，就会想到《和合本》圣经原来也已面世八十二年了！

其实，1919年《和合本》圣经面世时，中国才开始白话文运动，胡适还引用《和合本》圣经作为范例，向人推介白话文。在当时，《和合本》圣经实在是一本走在时代尖端的作品，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项非凡的成就！为甚么当白话文运动还没有展开，中国人就已经有幸读到一本译成白话文的圣经呢？

早期的文言圣经

这就必须重温一下中文圣经译本的历史了（注一）。马礼逊从1807年来华，就开始将圣经译为近代中文，第一卷使徒行传于1810年译成。他在1819年把全部新旧约圣经译出，1823年出版，名为《神圣天书》（注二）。后来，来华的宣教士增加了，也分别翻译或修订了不同的中文译本圣经，例如《新诎遗书》、《委办译本》等，后者文笔流畅，对中国读书人很具吸引力。这时期的圣经，都是用文言翻译的。

到满清末期，由于对外开放，中国的语言文字已产生了一定变化，一般写作已趋向使用较通俗的浅文言，于是有西教士便开始用浅文言翻译圣经，例如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注三）等。

官话圣经的出现

官话（今日称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了切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宣教士便尝试用这种普及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参与翻译官话圣经的，多半是曾翻译一些文言译本的宣教士；他们合力把一些文言译本重新修订，其中有麦思都、施敦力把《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改写成官话，于1857年出版。后来，由五位北京及华北地区的英、美宣教士 —— 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根据麦思都、施敦力的官话新约，合作译成《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并再由其中一位成员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 就是《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译者译出旧约，至1878年与新约一同出版。这是和合本面世以前，华北各省流传最广的圣经。

不过，由于苏格兰圣经公会认为《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带有北方口语，不易成为全国性读物，遂邀请杨格非另译一部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圣经，于是杨格非把他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改写成官话文体，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

由马礼逊的《神圣天书》出版至十九世纪末这六、七十年间，中国南北各省通行的中文译本圣经已有十多种；连地方语言计算在内，更有三十多种，这并非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因此，1890年欧美各差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要进行《和合译本》的翻译，务求让未来的中国教会能拥有一本划一和标准的圣经。

参与此项工作的，共有七位西教士，但1906年完成新约时，一人已去世，另一人退休。馀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 C.W.Mateer）、富善（ C.Goodrich）、欧文（G.Owen ）、鲍康宁（F.W.Baller）和鹿依士（ S.Lewis）。但到1919年二月《官话和合译本》（后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正式出版时，就只剩下富善牧师一人仍健在，能亲眼目睹这译本面世！

除这群西教士外，还有不少协助其出版工作的中国同工，他们的努力实有延绵久远的价值。这译本面世不到十年，销售量已超过了其他所有中文译本圣经。而往后数十年，由于中国经历了种种翻天覆地的战争、动乱，社会急剧变化，教会已无法顾及译经这种需要庞大资源和人才协调的工作了。神彷佛早已预见这一切，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本统一的圣经，让战火浮生下颠沛流离的中国人，能看见生命的真光！

《国语和合译本》后

不过，仍然有一些个别的有心人士，为求能在更信、更达或更雅方面，有更突出的水准而致力译经。例如曾协助狄考文的王宣忱，本身也是一位中英文造诣甚深，且懂圣经原文的中国学者，他在1933年独力译出一本《新约全书》，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是第一本由华人自己译出的中文圣经。

后来又有朱宝惠与美籍宣教士赛兆祥（A.Sydenstrike）合译的《重译新旧约全书》，在1939年出版。郑寿麟与陆亨理（H.Ruck）宣教士合译的《国语新旧约译本》，新约附诗篇合订本1958年在香港出版。萧铁笛1959年开始翻译，在赵世光牧师协助下完成《新译新约全书》，1967年由香港灵粮出版社发行。吕振中则于1940年开始在北京译经，以希腊文版本圣经为根据，在1952年完成新约，又经十多年努力，至七十年代才完成旧约。

现代语文中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是Today's English Version Bible的中译本，七十年代由香港和台湾两地圣经公会，联同联合圣经公会的学者译成的。翻译过程中特别著重「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著重意义而非字义的翻译，在1979年面世，刚好是和合本完成的六十周年。

另一本现代语文的中译本是《当代圣经》，乃以美国神学家戴肯尼博士（Dr.Kenneth Taylor）出版的Living Bible为蓝本而翻译的中文圣经。戴肯尼博士在其家庭崇拜中诵读《英皇钦订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时，孩子都不了解经文的意思，他遂刻意把经文白话化，得到热烈反应。后来他致力用浅白的文字改译圣经，使它可作为传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的优良媒介。中文《当代圣经》也在1979年面世。

《中文圣经新译本》则是七十年代开始，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推动及资助，由一群华人的圣经学者根据原文圣经译成的译本，在九十年代中完成新旧约，由香港天道书楼出版。其特色是力求忠于原文，文句和格式结构，都保持与原文一致，但亦力求符合现代语体文的习惯，切合时代需要。虽然这译本在文法结构上会受到原文一些束缚，读来不及《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流畅，但对传道人释经或信徒明白经义方面，则提供较确切贴近的信息。

多元化的圣经

一口气对中文圣经译本的源流作了简介，我们就可知道，今天能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是很多前辈神仆努力的成果。虽然时至今日，中文圣经仍有很多地方可译得更好（注四），但我们今日既有的译本，已足以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了。不过为更深刻了解经文的原意，或为让初信者、慕道者更明白经文的信息，我们何不多买一两个译本来读，或给未信、初信主的亲朋好友送上一本《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呢？我们甚至可考虑每年用不同的译本来灵修。能看英文的读者，亦可选择用英文圣经译本研读某一书卷。

事实上，在今天多媒体流行的年代，我们还可以购买一些「听得到」、「看得见」的圣经——圣经录音带和电影光碟，前者国语、粤语、英语都有，后者暂时有英文New Internation Version Bible的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逐句经文配合录像画面）。吃早餐或开车上班时播一段诗篇，可帮助我们从早晨开始得力。也有电影版圣经，孩子放假在家，除了看卡通片也可看到一位亲切、常带笑容、与人接近的耶稣。笔者试过在病倒情绪极低时，看了电影版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得著很大复兴。无论用什么方法，总意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注释

注一：资料取材自《圣经新辞典》，「中文圣经译本」条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天道书楼，1993），页249至253。另参考赵维本：《译经溯源》，（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注二：由于满清政府的禁制，《神圣天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刷出版。

注三：《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因译者施约瑟主教后来中暑瘫痪了，只译成旧约；而且这部份也是他在休养期间，用两只手指打字，逐字以罗马拼音译出，后来再把译稿写成中文；因此他本人戏称这本圣经是「两指版」。

注四：在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国际圣经协会」已开始了另一译本：《现代汉语译本》（暂名）的翻译工作，务求为下一世纪的华语世界译出一部更能忠于原文、亦力求畅达的华文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