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一．個人歸正四階段

何：歡迎你們來到美國！我想就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情況，向你們提一些問題，請你們回答。我們要把有關的材料剪輯成電影，使我們加爾文大學的學生可以從不同方面了解中國。
王：謝謝何先生能夠為我們提供這樣的機會，謝謝你關心中國和中國教會，我知道你想儘量全面、客觀地把中國和中國教會的情況介紹給加爾文大學的學生，當然願意儘自己的力量。我所介紹的一些情況和分析，可能與一般中國人或美國人所介紹、美國人所了解的並不一致，我想關鍵還是本着心靈和誠實說話，實事求是，儘管每個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來的結論不同。

何：謝謝你這樣坦然相告。我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如何成為基督徒的？
王：我成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實際上，從任何一個方面來看，我都不可能成為基督徒，我自己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基督徒，而且得蒙上帝特別的呼召，參加教會的聖工和侍奉。我自己信主的歷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不知不覺的泛神論階段，二是被人灌輸的無神論階段，三是尋求信仰的探索階段，四是歸信基督教階段。

（1）泛神論階段：但我從記事以來，確實一直關注與宗教相關的問題。我出生於1966年，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開始。雖然成長在共產主義無神論的紅旗下，但在我很小的時候，我母親和鄰舍就給我講很多鬼神的故事，就像蒲松嶺在《聊齋治異》中所記錄的故事一樣。他們講得都是繪聲繪色，讓人相信確有鬼神。另外，逢年過節的時候，我母親都要祭拜天敵鬼神祖宗，還為我拜了一個“乾媽”，就是鄉村碾場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種泛神論的信仰，從小就很怕各種各樣的鬼。後來才曉得，其實鬼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

（2）無神論階段：說是“無神論”階段，其實並不是沒有“神”！毛主席就是我們的“神”！我從1973上小學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教育，成為一名“紅小兵”。如今記得當時所學的語文課本上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所學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當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時候，我們幾乎都不敢相信，毛澤東還會死嗎？是不是有人造謠？可見當時對毛澤東的迷信崇拜到了何等地步！毛澤東雖然死了，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和荒謬也逐漸暴露出來，但馬克思主義的殭屍仍然壓在中國人民的頭上，中國人仍然被迫接受無神論教育。這種無神論教育一直持續到高中階段，我自己總是提醒自己是個唯物主義者，接受的是唯物主義的教育。但在少年的夢囈和青春的嚮往中，總是把愛情和理想至於超越任何物質的層次，那時最喜歡的名詩就是匈牙利革命詩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其實，後來經過研究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所謂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當時所追求的最高價值也是自由，革命不過是獲得自由的手段。可惜，他們的無神論、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破壞了道德的根基，不僅不能使人得自由，反倒使人喪失了起碼的道德意識和社會常識，使得人性變得更加異化、扭曲，甚至使人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另外，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想起千古疑問：“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是誰創造了這一切呢？為什麼世界是這個樣式呢？這井然有序的一切難道真是出於偶然的進化嗎？雖然多年接受無神論的灌輸，但無神論始終沒有給我確信。把一切都歸於物質本源的唯物辯證法始終是無神論教育動用政治壓力硬扣在身上的殼子，隨着自我獨立意識的覺醒，這層殼子越來越令人厭惡反感，卻又擺脫不了。

（3）尋求信仰的探索階段：1985年，我開始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讀書。這時候，人生意義的問題空前地擺在了自己面前，所謂的共產主義理想已經成了昔日黃花，文化大革命的夢魘和有關的反思已經使人從根本上懷疑共產主義的合理性，改革開放的政策又使人看到所謂的歐美國家並不是腐朽的時刻就要滅亡的怪物。相反，在高舉“賽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文化大革命這樣盲目崇拜個人，大規模踐踏人權的醜陋現象卻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憂患意識的中國知識分子深深地思索呢？對於共產主義的殘酷，我自己和許多中國人一樣，不需要別人用理論來說服我們，別人再欺騙我們也欺騙不了。我自己的一個哥哥死於饑荒，我的外婆也是死於饑荒。我從小總是羨慕別人有外婆疼愛，常常向母親問起外婆的事，母親總是向我講起那辛酸的往事，不是發生在暗無天日的舊中國，而是發生在馬克思主義的紅旗下。農民喪失了土地，喪失了房屋，甚至連乞討的權利都喪失了，只能在家裡等着餓死，外出逃荒就是“盲流”，就要被攔截，被遣返，甚至被關閉到集中營里勞動改造！中國的農民所受的待遇連奴隸也不如。奴隸是別人的財產，還有人從財產的角度珍惜。而中國農民則一直是暴君們隨意殘害的對象，是他們各種怪誕念頭的犧牲品，在共產黨掌管中國之後，農民更是淪落到社會最底層，成為任意切割的魚肉，在社會地位上淪為等外的賤民。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的既空前怪誕，又空前殘忍的現象，在世界歷史上恐怕也只有共產極權國家才能創造出這樣的歷史來。因此，共產主義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曝光和反思就已經在中國死去了，除了那些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和被欺騙蒙蔽的人之外，再也沒有人主張共產主義是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到底人生的意義何在？到底真理的標準是什麼？在這個階段，我如饑似渴地閱讀各樣書籍，參加各種講座，研習宗教典籍。那時候最時興的就是“氣功熱”，形形色色的大師粉墨登場，聲稱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我對修習“氣功”的人表示尊重，這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同時修習“氣功”也表明他們也是有精神追求的人，這總比那些終日昏昏噩噩，以吃飽了為滿足的人要強，更勝過那些仗着手中權力欺壓別人，並以玩人害人自樂的害人精。但我一直反對各種形式的“氣功”。我從一開始就認為“氣功”是騙人的，表面上講練功，實際上背後各有自己的一套宗教理念，最後必然會發展成各式各樣的會道門，製造出各種各樣的新神來！

偶然的機會，使我認識了到中國傳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本來就對東方神秘主義想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為在二十世紀現代中國第一批修習印度教的奉獻者。吠檀多宗教哲學中“不一不異”、“即一即異”的哲理精神，和通過各種“瑜珈”而與至高存在達到神秘契合一的宗教修習占據了我大部分時間，中間又經歷了六＃四運動的洗禮，使我對現實政治更加失望、厭倦，同時也刺激我思想“自由”這一概念背後的宗教理念。若是沒有對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若是不以上帝的啟示為標準，“自由”不過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幟，最終占上風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一邊修習印度教，一邊反思中國問題，中間在北京大學攻讀法哲學三年，接觸各路高手，彼此切磋，這樣一晃就到了1996年。

（4）歸信基督教階段：我於1996年4月決志信主，同年10月受洗，1997年蒙教會呼召進入全職侍奉。其實，在此之前，我就已經讀過聖經，鑽研基督教神學，甚至在北京大學旁聽過一些神學課程，也和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談論，甚至到教堂里聽道，和牧師辯論，但這不過是我自己感興趣，還談不到信仰的層面。在十年修習印度教的過程中，我深深地意識到無法靠自己的修行克服罪的問題，那些所謂的“大師”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們刻意為自己編織某種神聖的光環，讓人頂禮膜拜，不過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沉溺在罪中之樂中，靠自己的一點小聰明不時尋找、製造、利用機會，使自己能夠在煩惱的人生中間得到補償，尋些樂子。不作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為安慰自己的口號。但罪中之樂，並不是真正的快樂。欲望得到滿足，剩下的就是空虛的無聊；欲望得不到滿足，剩下的就是煩惱的等待。以欲望為中心的生活，始終充滿了無聊和煩惱。

1996年，我和朋友在北京開辦律師事務所。有一次，客戶都是基督徒。在北京五星級賓館凱賓斯吉飯店裡談完了生意，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幾位基督徒徵求我的意見之後，開始向我講解他們信主的見證，然後問我是否願意接受主耶穌為自己的救主。當時，我就一口答應下來，閉上眼睛，跟着人作了認罪悔改並接受主耶穌的禱告，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樣成為基督徒的，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動工，使我不僅認識到自身的罪，認識到自己在罪中的無能和絕望，並且認識到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使我從此在心靈上得到了徹底的釋放：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為，惟獨信靠上帝為我們所預備的救主耶穌基督，在他裡面有完全的安息。一開始，很多人懷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這樣一位名牌院校畢業的年輕有為的律師，他既不缺乏工作的機會，一時也沒有需要醫治的疾病，難道他會需要主嗎？上帝是信實的，他絕不會放棄他自己的工作。他使我越來越恨惡罪，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斷對付自身的罪，追求聖潔的生活，但是因我自身的軟弱和敗壞，常常被罪勝過。另外，信主之後，我也走過一段彎路，莫名其妙地跟着極端靈恩派人士服事將近三年，後來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把我呼召到改革宗的旌旗之下，使我在他面前確實得着了滿足的喜樂。這使得我越來越認識到自身的不可信，世上教會的有限性，更加信靠獨一可信的救主耶穌基督，正如《海德堡教理問答》第一問所告白的那樣：“我無論是生是死，身體靈魂絕非己有，而是屬於我信實的救主耶穌基督。他用寶血補償了我一切的罪債，並且救我脫離了魔鬼一切的權勢；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賦允許，我的頭髮一根也不會掉下；他叫萬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藉聖靈也使我有永生的確信，並且使我從此以後甘心樂意為他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