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中國與中國教會訪談錄（4）

四．關於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迫害

何：作為家庭教會的成員到底有多大的風險？
王：作為家庭教會的成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風險。
在第一階段，面對的風險就是主要是恐嚇和監禁；在第二階段面對的風險是監禁和死亡。在目前第三個階段面對的風險仍然主要是恐嚇和監禁，包括失去人身自由，財產被沒收，罰款，勞教等，但基本上已經沒有死亡的危險。當然，共產黨對人的監控似乎是無孔不入，共產黨對付人的手段不受任何道德規範的限制。因此，在中國家庭教會中服事，許多人為真道所受的苦楚，所面對的壓力，是身處歐美等自由社會的人很難體會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常新弟兄所著的王明道先生的傳記《又四十年》，像王明道夫婦這樣有一定名望的傳道人還受到這樣慘無人道，甚至讓人講來無法啟齒的殘酷迫害，就不用說一般傳道人和平信徒了。在文革期間，連劉少奇這樣堂堂正正的國家主席也被人用非法的手段秘密逮捕，虐待致死，更不用說普通中國人的人權保障了。幾千年來，不管是在皇帝的名下，還是在國民黨總統的名下，還是在共產黨書記或主席的名下，中國人民吃盡了專制和暴政的苦頭。

中國人長期處於專制與暴政的奴役之下，很多人對政府有根深蒂固的懼怕心理，施行暴政的人，那些為虎作倀的人，總是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名義，大肆施行恐怖主義，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殘酷無情地對待，從肉體和精神上殘害、打擊他們認為反對他們的人。中國教會也是一直處於這種專制恐怖的陰影之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他們更是打着“政治”的旗號，通過各種形式的運動，打擊異己。因此，長期以來，在中國教會中出現了一批“反政治”的基督徒，提起政治來就噤若寒蟬，不願意談政治問題。我自己見過坐監幾十年的老傳道人，正正經經地忠告我說：“千萬不要談政治的問題！”即使在海外華人教會中，很多人也有懼怕情緒，害怕大陸來的各種特務，動輒就懷疑別人可能是共產黨安插在教會中臥底的人。這是中國的悲哀，這也是中國教會的悲哀。“政治”本來是公眾的事務，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可惜那些施行暴政的人民公敵，那些逐臭舔瘡的政客們，使本來服務公眾的“政治”成為污穢之事，使本來保護人權的法律成為人民的網羅！另外，作為基督徒，我們也需要想一想，難道共產黨的特務不也是人嗎？他們不需要上帝的福音嗎？我自己也有同學和朋友在中國國家安全部工作，他們中間不乏有能力和品德的人。因此，我們不能根據政治背景對我們服事的對象有所取捨。惟願我們能夠“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2：5），對所有罪人都有憐憫之心，謙卑地向人傳講基督恩惠的福音，勸人與上帝和好，也彼此和好。

何：在中國確實有許多教會帶領人被國家逮捕嗎？

王：關於中國教會受迫害的情況眾說紛紜。從我自己律師執業、旅行布道和地方牧會的經驗來看，迫害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中國政府現行的許多法規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仍然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保護性的。但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人確實享有越來越大的宗教自由，這也是不爭的現實。作為中國基督徒，我們既不要迴避目前中國的現實處境，也不要忽視上帝對中國的恩典。至於基督教受迫害的情況，特別是關於許多教會帶領人被國家逮捕之事，合乎實情的少，以訛傳訛的居多。

在當今中國教會中，烈士少，奸賊多，稀里糊塗的人最多。“烈士”是指真正明白真道，為真道勇於捨身的人。假如我們不明白真道，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燒”在上帝面前也沒有什麼價值（林前13：3）；甚至會做出一些得罪上帝、害人害己的蠢事來，像當初一些猶太人一樣，“他們向上帝有熱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羅10：2），結果把耶穌基督也釘死在了十字架上！“奸賊”是指那些欺騙上帝、欺騙教會、欺騙國家、欺騙輿論，從中獲利的人。像王明道、謝模善、林獻羔、袁相臣等這些老人家，都是上帝所興起的真道的見證者，他們既明白真道，又帶領教會，個人為人也非常正直，他們確實是上帝擺放在中國家庭教會中的明燈。但教會內也有很多奸賊，對內妖言惑眾，拉幫結派，迫害真心愛主的人；對外善於造勢，八面玲瓏，但在真理上卻是瞎眼的。當然，大多數人還是稀里糊塗的人。我自己曾經問山西家庭教會中一位六十歲左右的資深傳道人，問他根據他自身的經驗，在教會中真正“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誰”的占多大比例（提後1：12）。他認真地說：“可能十分之一也不到！”這就是中國教會的真實狀況。因此，有很多人說中國教會大有復興，我自己有很大的疑問。真正的復興必有真正的悔改伴隨，真正的聖潔出現，可惜海內外大言中國教會復興的人所主張的不過是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教會人數大增，二是神跡奇事不斷。這些都不是真正復興的標記。因此，我希望更多的有識之士為中國教會多多代禱，使中國教會能夠經歷到真正的復興。

在文革之中，確實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但在文革之後，因為傳播基督教的緣故而被判處死刑的人幾乎沒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到底中國教會有多少人真正為基督真道的緣故殉難呢？希望在一定的時候會有比較客觀的數據出現。就我自己而言，我所佩服的是王明道先生，他是上帝賜給軟弱的中國教會的一盞明燈。我不僅佩服他在多重誘惑和壓力下沒有向不信者屈服，參加官方操縱的三自會，更加佩服的是他坦然承認自己的軟弱和失敗，完全仰望上帝的憐憫。我想，王明道先生之所以成為中國教會的精神柱石，主要還是因為他並沒有隱諱自己的失敗，所以得蒙上帝的憐憫和人的同情。其實，他自己一被共產黨政府收審就立即屈膝投降，大量地編造謊言，連他自己也承認說：“共產黨不跟我講理，用一枝手槍就把我嚇糊塗了”（王常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102頁）。他的傳記作者記錄說：“他最怕無期徒刑，為了能判得輕一點，他就繼續大量地撒謊，除了把先前認過的罪又重認一邊之外，還說‘我出監以後要參加三自’”（155頁）。在神學上，王明道先生主張“基督徒不能參加戰爭”（124頁），“受浸是浸在水裡，受洗是後來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頭上點一點水，把原來那個意義改掉了”（214頁），在這些方面王明道先生的神學主張與宗教改革時期的極端派別再洗禮派類似。在靈修上，王明道先生1956年第一次被收審期間，他的信仰就產生了根本性的動搖：“我進監四、五個月了，天天禱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現在還沒有效驗。”（107頁）這就是王明道先生此時的心境，此時他已是56歲，開始宣教事工已經長達31年，已經是中國教會內公認的名牧，但他仍然對上帝全能的護理並不理解，很難信靠，他的禱告所注重的仍然是一時的“效驗”，也就是靈不靈。因為一時沒有效驗，信心就開始動搖！他講道的內容多是儒家勸人為善的說教，很少傳遞建立在正確解經基礎上的信息。連他自己也承認“耶穌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師。”（204頁）。王明道先生有他自己特殊的時代和背景，但他在見證和神學上的軟弱典型地代表了中國教會目前面臨的困境。

當然，中國教會在文革時期所經歷的迫害勝過當初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戕害，中國人自古以來就特別善於運用權術和酷刑迫使對手屈服，因此，中國人在權術上的狡詐和刑罰上的殘酷，可以說是在世界歷史上也都是及其罕見的。惟願上帝憐憫中國，通過基督教在中國的廣傳，使中國的政治和司法都能得以改良，使中國人可以保持起碼的自由和尊嚴！雖然中國教會熬過了文革時期專制政權無法無天的荼毒，可惜在真理上的認識和見證卻是脆弱的。趙天恩先生總結說：這一時期的中國傳道人之所以“大多數傳道人都簽了名（簽名加入三自籌委會），控訴了同工，也加入了三自”，“主要原因是他們多數對政治，特別是中共的統戰理論一無所知，使他們很容易跌入陷阱。第二個原因是他們被懼怕所控制，以致走妥協的道路”（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頁）。現代中國教會歷史確實是一段充滿失敗、恥辱和醜陋的歷史。今日中國傳道人必須明白純正的神學，只有建立在對真理的確信基礎上的信心，才能在試煉的烈火到來時仍然站立得穩。同時，基督徒必須有合乎聖經的世界觀，包括對政治要有清醒的認識，才能全方位地見證上帝的真道，全方位地影響周圍的世界。否則，不僅不能在真理上為現實政治提供合乎聖經的引導，也會因為自己在政治上的無知和幼稚而使自身和教會遭受巨大的虧損。

另外，就教會自身的角度而言，也有許多破口。比如，許多所謂的教會帶領人培訓未成年人，未經其父母同意就派出宣教；有的帶領人狂熱地宣傳末世到來的信息，勸人停止正常的工作和學習，甚至離棄家庭，外出宣教；更有的帶領人假借各種名義與異性亂交。這些做法既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也不合乎中國人的習慣和國家的法律，因此而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是理所當然的。若是因為上述原因而受到中國政府的制裁，就談不上是受迫害。可惜，因為中國政府仍然不是法治政府，犯罪嫌疑人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審判，司法程序也缺乏輿論的監督，哪怕是處罰應當處罰的人，往往也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習慣了司法公正和輿論自由的歐美國家，對於政府的一些秘密抓捕和審判更是不能首肯，因此，就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屢屢發難，指責中國“侵犯人權”，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面對國際社會的指責，中國政府應當積極地進行政治和司法改革，切實改善人權狀況。一個連起碼的輿論自由都不存在的國家，反口攻擊歐美國家的人權狀況，就使自己成了國際上的笑柄！

還有，許多農村教會的傳道人，一聽見公安或安全局人員到來的消息就很懼怕，甚至對其他同工不管不顧，自己偷偷地躲藏在廁所里，仿佛作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這都是筆者親身經歷的事情。像這種情況，自然會引發公安人員的疑慮，從而進一步介入調查。更有的傳道人動不動就利用海外媒體抄作，說是中國政府又在迫害教會！其實，中國有無數弱勢群體，有少數民族的問題，有義務教育的問題，農民失去土地的問題，拆遷造成的問題，計劃生育的問題，正直官員受排擠的問題，金融危機的問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男女比例失掉的問題，國家統一的問題，等等。沒有見到任何一個中國教會的傳道人為這些社會問題大聲疾呼，卻是天天將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想方設法突出自己！這種以自我為中心所謂的中國教會實在令人羞愧！
我不止一次聽到外國教會組織的帶領人私下向我抱怨，說中國家庭教會傳道人傲慢自大，總是伸手要錢，也沒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一有人問起，就是這錢是從上帝來的，我們向上帝交帳！我也不至一次地聽到所謂的中國教會的帶領人吹噓自己所見到的異象，誇耀自己為主所受的苦楚，自己所行的神跡奇事，但是幾乎沒有人闡明真道，更沒有人為真道辯護！遠志明所拍的《十字架》這個片子就頗能反映這種傾向。這個片子從頭到尾都沒有強調上帝的真道和基督的十字架，反倒一味強調個人所受的苦楚，同時也把重生派、呼喊派等一些異端派別與正統教會人士攙和在一起，不辨真假，只講數目，大造聲勢，仿佛基督教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治運動！David Aikaman所寫的《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3）也是如此。書中一邊說“中國三自教會的福音派人士如世界各地的福音派人士一樣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聽到並接受基督教的信息”（英文137頁），一邊說：“中國三自教會的牧師和官員身為地下黨員是相當普遍的，這一現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來”（英文145－146頁）。可見，他對三自教會的認識相當混亂。而且還把一些異端分子列為中國家庭教會的代表。這些人所注重的往往是輿論上的抄作，對於上帝的真道並沒有多大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