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中國與中國教會訪談錄（6）

六．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

何：中國政府對教會有什麼擔心？
王：在目前階段，中國政府所擔心的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基督教，而是已經蛻變為民間密教組織並有政治導向的所謂的“基督教”團體。他們人數龐大，缺乏明確的系統的教義，但其帶領人卻是韋伯所說的“卡里斯馬”（charismata）式的人物，也就是頗有“靈恩”的人。他們在其組織內部享有極大的權威，動不動就以上帝給他的啟示或異象來抬高自己，蠱惑群眾，壓服對手，並且與某些不明真相或別有用心的海外組織聯合，得到資訊與資金方面的支持。從國家安定的角度出發，這樣的團體當然是中國政府關注的主要對象，這是具有基本政治常識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歷史上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以基督教的名義發動的，洪秀全是不折不扣的異端分子，但他確實打着基督教的旗號發動起義，蠱惑人心，攻城略地，建立政權，戕害民眾，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太平天國起義平息之後，中國的人口從四億之多降到三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死於戰亂。

當然，中國政府也應當反思，為什麼太平天國這樣的農＃運動會發生在中國？因為長期的專製毒害已經使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被壓迫的人總是在尋找一定的理論和名號來為自己的運動造勢，或者是白蓮教，或者是＃＃功，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馬克思主義，對於他們而言，並沒有根本的區別，只要能夠發動群眾就好了。暴政為暴亂預備乾柴，是一切社會問題的罪惡魁首；而暴政的表現就是侵犯、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赤裸裸地用暴力施行統治，用謊言加以粉飾暴政。最需要對付的不是宗教，更不是人民，而是暴政本身。自古以來，暴政就是中國人民的公敵，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經感嘆“苛政猛於虎也！”對於吞噬百姓的暴政惡虎，人人都有責任起而誅之，不需要作為稀有動物加以保護，這樣的惡虎還是早日滅絕好！

因此，國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的責任絕不是直接動用國家機器鎮壓某個宗教或教派。這樣的鎮壓不僅沒有什麼作用，反倒為宗教製造一批英雄和殉道士。在一個專制橫行，真理不障，缺乏英雄的時代，一些為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人士會就會成為真理的鬥士，在民間贏得巨大的欽佩和認同。一旦他們轉向政治，若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就有暴力的傾向，則會成為危險的人物。即使沒有暴力傾向的宗教或主義，經過一部分人的錯誤闡釋之後，也會成為支持暴力革命的工具。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的共產主義是在生產力極為發達的國家實現，而且主要是通過議會道路實現。但在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手下，“共產主義”卻在歐洲最野蠻的國家俄國、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中國首先實現，而且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這顯然也是對原初的馬克思主義的扭曲和利用！

對於國民政府和國家領導人而言，最重要的並不是防範和鎮壓宗教，而是積極地認真地面對民間的疾苦，還政於民，執政為民，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切實尊重人權，確保社會公義和次序，剷除孳生仇恨和叛亂的土壤，使民間的冤屈有正常的宣泄和解決的渠道，才會使國家長治久安。

就宗教而言，中國應當修訂有關宗教法規，與國際人權法接軌，開放教禁，以法治國。如此以來，就會使某些陰謀利用宗教達到個人政治野心的人失去市場，使名正言順，利國利民的宗教得以暢行無阻，使瀕臨崩潰的中國文化與道德得以重建。如果一小部分人繼續以國家或政黨的名義凌駕於人民之上，假借法律這一工具，施行防民、偏民、壓民、害民政策，繼續對正常的宗教活動進行圍追堵截式的打壓，不僅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不斷成為被人控告的對象，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恥辱，也必將加劇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為社會增加不穩定因素，使社會陷入新一輪的動盪之中。

何：你認為今日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王：信仰的問題。信仰是人的本質，人都是宗教性的，都有一定的信念。但目前中國在信仰問題上處於一個歷史上非常奇怪的階段。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社會理論，為人提供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模式。雖然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藉助武力恐嚇與輿論欺騙，把馬克思主義演變為一種全方位的信仰體系，但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人生的意義問題，只能激發處於困難之中的人的仇恨，卻不能為他們提供絕對的真理和真正的安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成為昔日黃花，六＃＃＃＃＃四slaughter更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結局按上了一個歷史永遠不會忘記的血印。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而言，雖然一直有不法的政客在借屍還魂，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確實已經成為一具無人理睬的殭屍，就是在共產黨所控制的報紙上，幾乎也沒有什麼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確實在中國已經被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在今日中國，若有人在私下場合聲稱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不是被人視為怪物，就是被人認為在搞政治騙局。但是，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勇敢地面對這一問題。他們一直試圖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等遮掩自己在信仰問題上的尷尬和貧乏。其實，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不過是根據一定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而結合起來的鬆散的政治群體，和個人的信仰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正如在美國一樣，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人，可能參加共和黨，也可能參加民主黨，或者支持其他獨立的政黨。而且，這些政黨只有在選舉議員或總統的時候才活躍起來，絕不會試圖全面地控制家庭、教會、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而中國共產黨則是受當初蘇聯共產黨的影響，在社會中上搞一黨專政，在黨內又搞一人獨裁，形成一種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金字塔式的極權政體。今日中國共產黨在實際生活中已經不再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在意識形態上，仍然掛着馬克思主義的虎皮，這使得中國共產黨陷入一種信仰與行為分裂的狀態。這種狀態使得中國共產黨的言行不能保持一致，同時也給廣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帶來了良知上的分裂和痛苦。因此，中國共產黨本身也面臨着深刻的信仰危機。

同時，中國共產黨也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信仰的問題最終必然會影響到政治勢力和政治格局。如果真的有那麼多的基督徒，他們一旦具有政治上的自覺性，必定會形成一種影響社會的力量。因此，我們奉勸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有識之士擺脫自身“政教合一”的桎梏，改組成為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真正尊重中國人民在信仰上的自由，通過合法選舉的形式使自己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只是中共產黨一旦放棄“槍桿子”和“筆桿子”――武力上的脅迫和輿論上的欺騙，就極有可能遭到人民的清算，許多人要為自己奴役百姓、侵犯人權而受到歷史的審判。基督教應當作好準備，傳講耶穌基督和好的福音，使得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夠謙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認罪，互相饒恕，同心合意重建中國。否則，中國社會就會重蹈以暴易暴、以惡勝惡、互相報復的惡性循環，使得中國再次淪落到軍閥混戰的局面。

何：中國人作為一個整體，是否存在道德普遍缺乏這種情況？
王：我旗幟鮮明地說，中國道德狀況提高了！我的這一說法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因為有許多人抱怨中國社會現在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價值凋落，道德崩潰，有許多基督徒也隨聲附和，仿佛中國現在就成了人間地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許多人要有意無意地唱衰中國，這是讓真心熱愛中國的人所感到心寒的。

中國社會目前的道德水準確實不高，但與文化大革命這瘋狂的時代相比應當是大大地提高了。當時，甚至有的母親不給剛生下來的孩子餵奶，因為自己的丈夫是右派，所以旗幟鮮明地站在黨這一邊，“不給右派崽子餵奶！”在這種連天然的母子之情都被掃蕩，都被扭曲的時代，人們的道德意識幾乎是蕩然無存。文革之後，中國人民逐漸從文革的創傷中恢復過來。當然，和平請願式的六＃＃＃＃＃四運動被鎮壓，也給中國人民的道德情感帶來了巨大的創傷，使得許多掌權者更加肆無忌憚地放縱自己，許多百姓也放任自流。但總體而言，中國人民的道德狀況並沒有降低到文革紅色恐怖時期人人自危的處境。

現在，在中國有很多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的人身體力行地提倡傳統美德，有大量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工作生活，有上千萬的人員在外資企業上班，也有無數中國人的民族工業在發展壯大。更重要的是，有四千萬、五千萬，甚至八千萬的基督徒在中國，有國際上無數基督徒在為中國禱告。綜合以上因素，難道中國社會的道德狀況反倒下降了嗎？難道只有那些貪官酷吏、下流文人才能代表中國人的道德狀況嗎？因此，我們對目前中國的道德處境當有合乎中道的看法。

當然，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道德危機也更加明確地顯明出來。這種道德危機並不是改革開放本身所導致的，而是以前教育上的奴化教育、媒體上的欺騙宣傳、政治上的無情壓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奪而導致的，我們必須明辨其中所存在的時間先後與因果關係。同時，我們也不能否認，在改革宗開放的過程中，由於鄧小平先生一開始就提倡“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這種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貓論出發，注重的是經濟建設，把經濟增長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試圖轉移人民對政治生活的關注，並沒有把道德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無疑也加劇了中國社會已經存在的道德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