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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中國教會訪談錄(7)
送交者: nngzh 2005年01月09日06:10:14 於 [彩虹之約] 發送悄悄話

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中國與中國教會訪談錄(7)


七.可愛的中國、光明的未來

何:基督教為什麼吸引中國人?
王:這是上帝對中國人特別的恩典。在今日中國確實有越來越多的人歸向基督教。而且今日歸向基督教的人具有新的特徵,原先歸向基督教的人士有“六多”,也就是農村人多,貧窮人多,老年人多,有病的人多,邊遠地區的人的人多,婦女多。現在城市中也有越來越多的人信主,律師、教師、企業家、藝術家等社會精英信主的人多,年輕力壯的人信主的多,北京、上海、廣州等現代大都市信主的人多,教會中弟兄的面目也越來越多。而且到北美、歐洲各地留學的人士中,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歸向基督教。如今,基督教在中國不再是“洋教”,也在逐漸擺脫“愚昧”的色彩,信耶穌成為民間最流行的事情,甚至有越來越多的共產黨員也因對馬克思主義的失望而轉向基督教,聖誕節也越來越成為中國民間共同慶祝的節日。基督教不僅成為苦難者的安慰,對於現代中國渴望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一代中國人而言,基督教成為自由政治、民主憲政、市場經濟的福音。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具有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基督教尋找安身立命、救國安邦的根基。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基督教必將成為中國的顯學,成為文化、政治、經濟領域中的重要力量,在社會和解、道德重建的過程中擔負起不可的替代帶領作用。

為什麼基督教在現代中國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我想從兩個角度來談這個問題。一是從聖經啟示的角度來看,一是從一般的社會分析來看。

首先,在聖經啟示的角度來看,從上帝的角度而言,天父上帝吸引人。主耶穌說:“若不是差我來的父吸引人,就沒有能到我這裡來的”(約6:44)。因此,讓我們把一切榮耀都歸給上帝。

其次,從社會分析的角度來看,在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在“宗教市場”上,基督教作為一種最富有競爭力的宗教重新出現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亞宗教,並不能夠滿足人心靈的需求。馬克思主義反對上帝的存在,把世界的存在定基於抽象的無情的物質,這並不能給人的感情帶來任何安慰。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為人提供一套絕對的標準,一切都是相對的,這就使得社會道德喪失了超驗的價值尺度。同時,馬克思主義也沒有提供天堂地獄之說,使人的靈魂沒有去處,人死就歸於物質,這根本不能滿足人生來就有的對永生的渴慕。因此,鄧小平先生執政之後,在意識形態領域一放鬆,各種各樣的民間宗教就以“氣功”的形式四處蔓延,填補人們在信仰上的空白。但是,不管道家“氣功”,佛家“氣功”,還是印度的“瑜珈功”,以及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新興宗教,都沒有基督教那樣擁有全方位的思想體系,也不擁有世界性的影響。伊斯蘭教雖然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響,但在中國伊斯蘭教基本上屬於少數民族回族的信仰,並沒有進入主流群體和主流文化。另外,在美國9•11恐怖主義襲擊事件之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義分子多數都打着伊斯蘭教的旗號,策劃了一些列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雖然這些恐怖分子都屬於極端的原教旨主義派別,很多伊斯蘭教信徒並不贊同他們的主張和作法,但這也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伊斯蘭教沒有好的印象,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憲政與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以保障公民人權、遏制國家權力為核心的憲政都是產生在以基督教為背景、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或意識形態為歷史背景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專制的導向。研究聖經的人都知道,惟獨在聖經啟示中,上帝與人的關係是一種約的關係,上帝賜給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責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歷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羅門總結說:“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傳12:13)。聖經把一切人都置於上帝所啟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與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讓人崇拜獨一的創造天地的上帝,明確指出一切人都不過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這就從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對個人的崇拜,還是對政黨、民族和國家的崇拜,在聖經啟示的大光面前,都成為醜陋的偶像崇拜。縱觀中國近現代史,中國憲政的發展是與基督教有着直接的關係的,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定意施行憲政的總統孫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民國元年的一次歡迎會上說:“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菲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讓我們拭目以待,二十一世紀必定有基督徒通過選舉出任中國的總統!

就經濟的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與基督教也有着直接的聯繫。當然,聖經中並沒有“市場經濟”這樣的詞彙。但聖經中的啟示確實奠定了私有財產制度,聖經中所啟示的法度也為市場經濟提供了遊戲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導所提倡的守約原則,也為人類從古代以身份為主的社會向以契約為主的社會提供了基本的法則。更重要的是聖經中所倡導的管家原則和恩典原則,使得有資本的人能夠從榮耀上帝、愛人如己的角度運用資本,而不是一方面自己吃喝玩樂,花天酒地,同時卻對工人殘酷剝削、瘋狂掠奪。而勤儉和知足的原則也使資本暫時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勞動,爭取發財致富,同時也滿足於自己現在的所有,不以各種手段劫奪別人的財富。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視人文教育和科學研究,創辦了許多大學和神學院,其中許多高等院校成為全世界頂尖的學府。另外,歐美基督教社會中的言論自由,使得學術研究和藝術創造保持持續的繁榮,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焚書坑儒,施行文化專制政策的國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發展呢?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深深地為歐美國家的文明所傾倒,這是有目共睹的。僅僅舉一個例子,比如說美國的快餐店麥當勞和肯塔基在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榮登中國餐飲業的榜首,使得以善於烹飪而自豪的中國人感到羞愧。其實,這些快餐文化還不算美國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對顧客的尊重、對質量的重視,甚至明亮的燈光,清潔的廁所,都成為中國餐飲業學習的榜樣。

何:對於中國的未來,你是樂觀的,還是悲觀的?
王:對於中國的未來,我是感到樂觀的。我之所以樂觀不是因為別的,乃是因為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對中國自有他的美意,這是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擋的。

當然,我也常常對中國感到悲憤,感到沮喪,特別是從各個渠道看到中國貪污腐敗的橫行,看到喪失土地的農民,看到喪失房產和工作的市民,看到各種各樣的社會弱勢群體冤屈無處申訴,內心感到非常傷痛。我自己一直是學習法律的,當初之所以選擇學習法律專業,就是想為民申冤。然而,中國司法制度的敗壞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個問題既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也與目前的政治制度有關。幾千年來,中國司法制度一直是民刑不分,法律上充滿了嚴刑峻法,實踐中充斥着刑訊逼供。中國共產黨公開宣布施行無產階級專政,用黨的政策取代國家法律,凌駕於國家法律之上,使得中國司法制度更加敗壞。英國基督徒哲學家培根曾經說,對司法公正的破壞,乃是敗壞公義的源頭,比其他具體的犯罪更可惡、更危險。長期以來,中國的司法機關一直是專政的工具,或者是皇帝手中施行暴政的工具,或者是政黨手中施行專政的工具。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冤假錯案不斷。中國司法機關的刑訊逼供是公開的秘密,各樣酷刑令人髮指。酷刑不僅是對個人的犯罪,是對人類的犯罪,更是得罪上帝,獲罪於天的大事!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從司法改良作起,廢除勞教制度,對監獄進行改良,清理警察隊伍,對法官和檢察官嚴格把關。最好的社會改良是從司法改良作起,必須制定好的“遊戲規則”,並且嚴格按遊戲規則進行裁判,才能使得遊戲能夠和平地進行轄區。否則,使人開心的遊戲就會演變為人人受害的暴亂,社會生活也是如此。當然,司法改革是無法孤立進行的。中國政府必須重視兩大政法原則: 一是劍橋大學教授阿克頓勳爵所強調的權力分離和制衡――“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二是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所強調權力公開與透明原則――“重要的不是嚴刑峻罰,而是使一切案件真相大白”。中國專制政府一向以嚴刑峻法來懲治貪污腐敗,這就是中國人常說的“治亂國,用重典”,但這並不是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中國必須施行真正的憲政,開放報禁、教禁、黨禁,確保言論自由,才能使所有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包括那些處於權力階層的人。

我想強調的是:
中國人民絕不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種,雖然中國人也都是罪人!
中華民族絕不是世界上最無能的民族,雖然中國目前遠遠落後!
不要把中國妖魔化,尤其是與教會有關的人士,更不要追逐一時政治的潮流,根據政治的需要說話。中國人絕不要靠醜化中國來募集資金!最重要的還是為中國禱告,並根據上帝擺放在我們眼前的處境努力做工,積極促進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我認識一個弟兄,他本人並不是律師,但他卻利用自己所學的法律知識,幫助一些基督徒和教會處理問題,多次和公安局打交道,公安局都做出了合理的讓步,該退錢的退錢,該放人的放人。我們必須幫助執法人員提高執法意識和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尊重他們人格和職務的前提下,根據人情、法理和聖經進行交涉。僅僅是謾罵他們,醜化他們,並不能解決問題,他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所面對的工作壓力和家庭顧慮,也是教會傳福音所面對的對象。

我之所以對中國有信心,不僅是因為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們信靠上帝。先知以賽亞預言:“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賽11:)。這當然也包括中國!“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啟11:15),這當然也包括中國!因此,二十世紀中國教會蓬勃發展,中華大地忽然之間成立全世界基督徒增加最快、最多的地方。二十年前,在我老家山東西部,幾乎見不到教會,如今幾乎村村都有基督徒聚會的地方!進入二十一世紀,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徒不僅會有數目上的增長,還會有質量上的飛躍。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國內教會所面臨的問題,我想從以下四個角度來談:

1.無神論政府的擠壓:就教會外部而言,來自無神論政府的擠壓,仍然是中國教會面對的最大的挑戰。仍然有極左人士把基督教視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獸,必欲除自而後快!對於這一問題,僅僅是指責並沒有多大的用處。中國教會需要一大批早期教會中游斯丁、愛仁紐、俄利根、特士良、亞他那修這樣的護教士,堅定地站在教會的立場上,向執政者駁斥謬誤,闡明真理。

2.家長制傳統的殘餘:就教會內部而言,當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面的匱乏,這集中表現在教會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會,尤其是源自農村背景的教會,仍然缺乏合乎聖經的管理教會的規章和制度,一部分年長者憑藉資歷保持教會,教會像社會上一樣論資排輩,年輕傳道人沒有地位。對於這一問題,中國教會必須注重教會的治理,考察聖經和歷代教會的傳統,制定自己的信條和憲章。

3.民間野心家的危險:就基督教發展的方向而言,中國國內有些宗派有向民間秘密會社的方向發展的傾向,這樣的教會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間野心家利用,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並不是任何教會,乃是執政黨本身的腐敗。要防範民間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憲政,確保公民自由和社會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雜草。

4.宗教巫術化的傾向:就基督教的教義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擔心的是把基督教巫術化的傾向。中國文化向來以功利為導向,所以觀音從印度到中國就從男士改裝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繪的聖母馬利亞懷抱聖嬰的畫像也與中國佛教所畫的送子觀音類似!中國許多傳道人相信並傳播禱告的靈驗,試圖用神跡奇事來吸引人信耶穌,把基督教禱告變成了異教的魔術性念咒。要擺脫這種危險,中國必須培養自己的正統神學家,十六世紀加爾文在日內瓦牧會的時候,日內瓦才有一萬多人口。中國十三億人口,需要多少加爾文這樣的神學家和牧者啊!願上帝憐憫,在中國興起更多的合乎他的心意的僕人來!

何:王先生,謝謝你為我們提供這樣有深度的信息,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和中國教會。你還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王:何先生,也謝謝你,因為你所提出的這些問題很有代表性,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反思中國和中國教會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民,我愛中國教會,因為上帝先愛了我們,也讓我們用他所賜給我們的愛來愛我們的鄰舍。我想藉此機會,對中國人民、中國教會、中國政府和外國宣教組織提出以下忠告。使徒保羅承認自己在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1:15),但他因為信靠上帝,仍然因着信而說話。中國愛國詩人陸游曾經以詩言志:“位卑未敢忘憂國”。我自己也是如此,雖然自己仍然不過是一個有限且有罪的人,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但我願意本着敬畏上帝,愛人如己的心態提出以下的忠告,其實也是我自己的憂慮。希望有更多的人士了解我們今天訪談的內容,可以拋磚引玉,引發大家的思考。

首先,是我對自己祖國人民的忠告,我至今仍然記得林雨堂先生所寫的《吾國吾民》一書,有誰不願意自己的祖國和平興盛呢?不管我們身在何地,我們都不能忘記生養我們的祖國。

(1) 不要崇拜任何個人,對任何人的崇拜都偶像崇拜,最終是自欺欺人。中國人向來有拜人的習慣。其實,不管是農民起義的領袖,某某黨的創始人,某某功的大師,某某團契的大叔,都是和我們一樣有限且有罪的人。根據他們的言行,對他們有適當的尊重是好的,但是,如果對他們進行頂禮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們的身上,這就是“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羅1:25),最終必要失望蒙羞。

(2) 不要信賴任何政府,當積極地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確保自己的權益。任何政府都有濫用權力的傾向,人民必須學會用法律和各種手段限制政府的權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準,同時加強制度層面的建設。那些攫取人民權力,壓制人民自由,吞噬人民生命的人,也是在家庭和社會中逐漸浮現的,必須藉助道德和制度的建設,消除產生這種權力怪獸的土壤。

(3) 不要依賴外國組織,當進一步發揚中國人民自古以來自立、自治、自強的精神。一個缺乏自省的民族乃是可悲的,總是把罪責推在別人身上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我們中國人當切實地省察自己。把自己的落後推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的身上是容易的,但這無助於改善中國的狀況。攻擊美國的人權狀況,也不意味着我們的人權狀況確實改善了。中國當與世界各國建立健康的合作的關係,但絕不要形成任何依賴性的關係,要努力發展我們自身的力量。

(4) 正確對待共產黨和共產黨員,爭取社會和解。共產黨不可能總是執政,直到永永遠遠。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發展,共產黨必定會主動放棄或被動喪失執政黨的地位,如何對待共產黨和共產黨員,會成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把我們中國現在一切黑暗完全推在共產黨身上也是容易的,但共產黨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共產黨是在我們中間出現,在我們中間存在的,我們周圍的很多親友,甚至我們自身,就是或曾經是共產黨員。中國有五千多萬共產黨員,涉及到千家萬戶。共產黨和黨外人士必須真誠和解,同心合意地建造中國。當然,這種和解只有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5) 不要以為教育發達、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就能解決一切,也不要認為民主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能良藥。十九世紀初期,歐洲的德國、亞洲的日本教育發達、科技進步、經濟發展都躍居領先地位,但這兩個國家卻成為發動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德國還是基督教國家,是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的故鄉,但是德國教會為新派神學占領,使教會墮落為希特勒專制政權的鷹犬。因此,雖然說道德是立國的根基,宗教則是道德的根基,但並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促進民德,也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派別都能促進自由和憲政。比如俄羅斯也曾經是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斯大林原來就是一個學習神學,準備作神甫的人。但東正教趨向神秘主義,根本不能治國安邦,最終被踐踏在共產主義的鐵蹄之下。因此,中國有識之士轉向基督教尋找安身立命,治國安邦的根本時,必須進行仔細的考察,要曉得惟獨在改革宗神學和教會中,基督教真理的大光才最為璀璨地發揮出來,重建個人道德,重塑民族精神,使社會轉向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為根本的自由法治社會。

我經常對基督徒說,中國社會的問題並不在於社會,而是在於教會。如果教會不興起發光,哪裡還能找到光呢?傳講真理,拯救靈魂,是上帝特別賜給教會的使命,但世上的教會往往並沒有很好地擔負起這個責任來。與歐美很多教會相比,因為各種歷史因素,中國教會更是軟弱。聖經上說,審判要從上帝的家開始,教會作為上帝的家,必須自己首先省察自己,潔淨自己:

(1) 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為惟一的元首,以聖經為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標準,支持、放縱、容忍任何個人、組織、國家凌駕於教會之上的做法,都是對耶穌基督主權的公開的背叛和挑戰。

(2) 教會必須放棄反律主義與反智主義的傾向,以上帝的聖言裝備自己,建立全方位的世界觀,重視發展基督教教育,為中國社會的轉型與發展提供人才上的儲備和真理上的指導。

(3) 教會必須放棄任何秘密會社的組織形式,明確制定、公開自己的信仰告白、管理制度和聖職人員,歡迎輿論界人士和國家有關人員列席教會內部的重要會議,使社會對教會有正常的了解和監督。

(4) 實行合乎聖經的政教分離原則,教會不得直接參與政治和經濟事務。但是,不管是聖職人員,還是平信徒,作為個人,基督徒應當積極地關心、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努力使中國社會更加合乎聖經中所啟示的公義原則。

國家也是上帝設立的,執政官是上帝的僕人,只有好壞之分(羅12)。執政官最後匯報一生的對象既不是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列寧,當然也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而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法無天,招惹天怒的人,最終必將受到上帝公義的報應。

因此,我們不能給中國政府貼上一個“極權政府”的標籤,然後就一棍子打倒,要知道組成中國政府的也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我自己的很多同學和友人就在中國政府體系內工作,他們中間不乏愛國愛民、光明磊落的耿介之士,當然也有很多人為保持自己在官場中的清白而苦苦掙扎。作為一個基督徒和中國公民,我對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忠告:

(1)提高思想認識,曉得無神論對道德和社會的巨大危害,正確認識基督教的積極作用。比如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先生就曾經撰文指出基督教與憲政的積極關係,因此,在中國學界,已經有越來越多有膽識的學者認識到基督教的積極作用。

(2)尊重人權,進行司法改革,修訂現行法律,與國際人權法規接軌。主動進行司法改良,乃是付出代價最小,獲益最快、最大的社會改革。因為孫志剛被害案件的曝光,溫家寶先生一舉廢除收容制度,贏得了親民的名望。但是,中國仍然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司法制度,應當儘快檢討、修正。

(3)開放教禁、黨禁、報禁,還政於民,正本清源,才能真正地執政為民。中國共產黨敢於提出“三個####代表”這樣的口號與理論,既然有這樣的信心和魄力,為什麼不開放教禁、黨禁、報禁,把信仰自由、結社自由和言論自由還給民眾,誠實地公開地讓人民檢驗、判斷到底誰是真正的代表呢?!

(4)二十一世紀是信息化與全球化的時代,也是高舉人權的民主化與多元化時代,任何個人、政黨、民族與國家都不能自行其是,必須尊重達成全球性共識的基本倫理概念和遊戲規則。冥頑不化,倒行逆施的人必然要受到世界人民的唾棄和上帝公義的審判。

不可否認,近現代以來,基督教主要是從歐美國家傳來的。從二十世紀末開始,韓國也成為對中國宣教的重要國家。我自己支持外國宣教士到中國宣教,中國人也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國宣教,甚至共產黨員也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宣傳共產主義這個信仰,當然不要以暴力革命或恐怖主義的形式進行。為什麼允許好萊塢影片為代表的世俗文化橫掃中國,卻不允許與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相合的基督教到中國一游呢?中國、中國人民、中國政府、中國教會應當有大國的胸襟,不要繼續抱着閉關鎖國,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隔都心態。當然,外國和外國宣教組織非常複雜,他們和中國以及中國教會的關係也非常複雜。但我們不能因為高科技的複雜就放棄高科技,對於宗教問題也是如此。我自己從1986年以來就是形形色色的外國宣教士打交道,根據自己的體會,對外國和外國教會宣教組織提出以下忠告:
(1) 不得以任何形式凌駕於中國和中國教會之上;
(2) 不可因自己資源優勢而使中國同工淪為僱工;
(3) 當與中國教會建立平等的夥伴式的合作關係;
(4) 堅持聖經啟示的原則,尊重中西文化的差異;
(5) 積極為中國教會培養高級教牧和神學研究人才;
(6) 積極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譯介正統神學書籍,成為真理的使者和文化的橋梁。

最後,我再次呼籲中國認識基督教真理的寶貴;我呼籲中國教會重視神學建造,全面研究、推行高舉上帝主權、注重個人責任的改革宗神學。我呼籲海外改革宗教會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國宣教,為中國教會培養改革宗神學人才。惟願上帝施恩,使中國也成為一個愛好公義與和平的國家,成為山上一座閃光的城,吸引萬國的人前來,為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常存。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3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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