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應如何面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

蔡少琪

「凱撒的物當歸凱撒，上帝的物當歸上帝。」（路二十25）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彼前二13-14）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二17）

「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事奉你的上帝，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18）

 前言：從「鼓勵貢獻」，到「借法設防」

 習近平執政後，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氣氛，特別是對基督教的態度，很明顯地從胡溫時代的「謹慎管理、鼓勵貢獻、探討登記」的執政心態，改變為「高度關注、提防獨大、借法設防」的執政心態。不少境外的評論認為中國的大氣候往左傾，甚至有人以「亞文革」來形容這左傾。不少基督徒對前景有憂心，擔心基督教的發展，擔心會否有逼迫時代，並對國家發展路線有憂心，盼望這種左風只是短暫並有理性的節制性。本文嘗試從「習近平時代左傾的大氣候」、「提防基督教會否『一教獨大』的熱論」、「政治和行政干預無效：基督教仍有相對的先進性」去探討基督徒應如何面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文章指出，中國宗教政策不能再回頭走「政治掛帥、藉口法治、行政鉗制」的文革老路，而必須走「政教分工、合理立法、尊重信仰、鼓勵良善」的合情合理合憲法的現代化正路。基督徒要「尊重政權、信靠真神、堅持傳道、愛國愛民、持守良善」。若是可行，基督徒應儘量與眾人和睦，包括與政府和睦。此外當我們的政府短暫走偏差路的時候，我們要學習「和而不同」、「尊而不從」，因為我們必須持守良善，我們必須聽從神。

 中共歷來對宗教發展，特別是基督教的發展，都採取謹慎管理的態度。但在胡溫執政的中期，中央曾探討「通過改革，到二○二一年時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和法治的現代化國家。」1 那時，中央政府以「謹慎管理、鼓勵貢獻、探討登記」的方針去探討用較為合憲、合理和現代化的法治方式去處理宗教問題，曾積極鼓勵宗教群體和民間組織參與社會建設，並探討能否讓家庭教會登記。 2

 自六四之後，中國基督教除了在農村有長足的發展，在城市、學界和商界也有明顯的突破。在「時緊、時寬鬆」的環境下，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一樣都有發展，對社會都有積極貢獻。 3 在習近平執政前，宗教政策是朝向正常化、公開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的方向進發。二○○七年十七大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指出：「從政治角度看，中央發展民間組織的導向已經十分明確。當前，發展民間組織，面臨着難得的機遇和條件。總體上看，宗教在社會建設中的消極作用在減少，積極作用在上升。」4

 這政改報告和其後舉辦「基督教與社會和諧研討會──中國家庭教會問題專題討論」的努力，讓教界和學界有所憧憬，期盼家庭教會能合法登記，並讓基督教能對社會作出更多貢獻。 5 報告也提出讓更多民眾非政府組織成立的大方向。報告說：「發展民間非政府組織，初步形成公民社會，並更大程度上發揮宗教在建設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報告提到「放寬准入」：「就是降低民間組織成立的標準，允許和提倡成立各種不同類型的民間組織，推動民間組織的多元性和多樣化。」並要「完善立法，確保民間組織的法定地位。」這報告隱含了「政教分工，互不矛盾，政教分離、互重合作，充分發揮、立法保護、增進和諧」的宗教政策方針：

 合理把握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關係，既要堅定共產主義的政治信仰，又要承認社會普遍認同的世俗化的宗教信仰，依法尊重和保護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二是政教分離，宗教不能干預政治。社會治理結構調整，既是國家、政府和社會關繫結構的調整，又是社會內部各分層結構關係的整合。從現代國家管理的角度講，必須既堅持政教分離的原則，宗教不得干預國家權力，又充分發揮宗教的基本功能，使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會和諧因素。三是完善宗教立法，對宗教實行依法保護和管理。要制定宗教法，按照「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要求，明確政府與宗教的關係，將國家對宗教的管理寫進法律，維護宗教組織的合法權益。 6

 當時學界對宗教能良性發展充滿期待。以李向平為例，他指出：「當代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國宗教從『精神鴉片』轉變為『社會資本』。」「在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公民社會與公民信仰之間，呈現一種良性互動的景象，使『宗教危機』成為『宗教轉機』。」他建言說：「執政黨擔起了行使公共權力的責任，和政府有了共同的目標，即整合國家和社會，並推動其發展。其一，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里強調階級調和、社會合作；其二，通過社會合作，擴大黨的階級基礎和合作基礎；其三，意識形態上逐步開放，信仰上傾向於多元化。從而把各種社會力量凝聚起來。」 7 他建議設立法「使信仰的表達與實踐具有合作、合理、合法諸社會特徵。」他也警告說：「信仰如無實踐，宗教就形同虛設；信仰如無法律，精神必定走私。」8

 習近平的時代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開始。起初，不少人改革人士對習近平抱有希望。 《紐約時報》的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二○一三年一月五日發表〈習近平是改革派〉的樂觀推測：「關於中國，我有如下預測：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將重啟經濟改革，而且很可能在政治上進行一定的鬆綁。在他任期之內，毛澤東的遺體將被運出天安門廣場，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將獲得釋放。」9 但不久後，整個意識形態大氣候就明顯地左傾了，政府對民間敢言人士、對追求憲政的公知、對中國基督教（包括三自教會）採取了「高度關注、提防獨大、借法設防」的執政態度。最為詬病的是對維權人士的拘捕、對言論空間的收緊、在溫州等區強勢拆教堂和拆十字架的運動並對香港收緊了普選的承諾。

 二○一四年溫州三江拆教堂事件標誌着中共管理宗教的態度會從「謹慎管理」的心態，演變為「威權設防」的心態。坊間盛傳浙江書記夏寶龍曾說：「這是十字架的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10 這似乎突顯了不少政界對基督教的發展採取了「提防、防衛」的態度。不少政界人士的心態從鼓勵基督教對和諧社會有貢獻的積極鼓勵態度，改變為設防，甚至敵對態度。 11 這除了與中日美角力、中國的相對強大，境內維穩需要，並因抓貪腐產生的兇險鬥爭有關之外，背後也有政界、軍界、文宣界和左派人士擔心基督教會否「一教獨大」有關。近年來，不少政界和文宣言論提到要提防西方借着基督教思想和發展作出宗教滲透。

 

一、習近平時代左傾的大氣候

 防止宗教滲透、禁戒西方價值觀的傳播、限制言論的空間和拘捕敢言分子是習近平時代的左傾的特色和國家安全策略。自中亞和東歐的顏色革命後，中共就非常提防美國利用「宗教滲透」作為顏色革命的手段。 12 二○一四年十二月廿五日，《環球時報》刊登了王小石的〈美國欲「扳倒中國」已亮出三種武器〉文章，提到要提防西方借着基督教傳教活動和披着基督教外衣並與境外勢力勾連的NGO進行政治洗腦和意識形態滲透，與國家政權明目張胆地爭取民心。文章譴責普世價值和憲政的觀念的傳播，並點名一些基督徒名字。文章說：「這第三種武器刻意與宗教領域沾邊，以宗教信仰自由做擋箭牌，其實並非單純的宗教信仰行為，而是依託基督教傳教活動做政治觀念洗腦，意圖顛覆廣大民眾對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認同。」 13 在《國家安全法（草案二次審議稿）》裡，在草案的第廿二條就強調：「防範和依法懲治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反對境外勢力干涉境內宗教事務」。 14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二○一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強調：「基督教方面，要繼續推進神學思想建設，發掘基督教教義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通的內容，堅持三自原則不動搖，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基督教對我進行滲透活動，積極開展公益慈善事業，團結引導信教群眾為實現中國夢貢獻力量。」15

 習近平時代加強了對西方價值觀的滲透的戒心。二○一二年十一月廿九日，習近平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16 敏銳的學者對「空談」的定義有憂心。二○一三年一月五日，習近平提出了「兩個不能否定」的講法：「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17 這講法安撫和團結左派人士，但卻揭開了一些極左思想復辟的序幕。隨後習近平的新南巡內部講話的廣泛流傳更讓盼望中國有憲政民主的人大失所望。程翔於二○一三年一月卅一在《信報》發表〈對習近平政改抱希望者可以休矣！ 〉，指出：「大陸內外對中國新領導人推行政治改革的熱切期待，從此可以休矣！」習近平在新南巡內部講話里否定了意識形態的改革，他引用了前蘇聯崩潰的例子，提到：「最後戈巴契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習近平清楚表達了不會朝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進行改革：「有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則就不是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曲解我們的改革。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8

 不久後，「七不講」和「9號文件」的流傳為習近平時代的左風定位了。按《明鏡月刊》的披露，於二○一三年四月廿二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非公開發表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張雪忠於二○一三年五月在新浪微博最先提到這「七不講」的命令。境外的一個簡介是：「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不要在教學中提及。」19 左風開始進入了中國高校校園。隨後，楊曉青發表了「憲政屬資論」：「作為西方現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構，憲政的關鍵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專政，而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20隨後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21 和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發表一個「絕不能」和三個「決不允許」的言論。他說：「高校教師必須守好政治底線、法律底線、道德底線。」他指出：

 《意見》的貫徹落實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管理，特別是加強教材建設和課堂講壇管理。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決不允許各種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言論在大學課堂蔓延；決不允許教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把各種不良情緒傳導給學生。 22

 有趣的是網民發掘了在二○一一年三月七日，袁貴仁曾以〈引進更多國外教育不怕西化〉為題鼓勵人不怕意識形態禁忌，勇敢吸收西方先進知識：「更多引進外國資源都沒風險，因為在中國的土地上，有黨的組織，有中國的優勢。」他強調：「我們學習國外，不論是窮的富的，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有利我們建設的，都可以學。」當時候是要放權，不是收權。袁貴仁當時說：改革歸結為三句話，首先是中央向地方放權；第二是政府要向學校放權；第三是要完善大學章程。 23 三個「決不允許」的言論標誌了左風已經深深影響學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袁貴仁的這種觀點很難被高校接受：「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因為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引進西方價值觀，西方制度到中國的過程。無論是民國期間的西方主流價值，還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社會主義觀念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我覺得已經到了廿一世紀，突然冒出來要抵制西方觀點的說法，我覺得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24

 「9號文件」的摘要版本在二○一三年八月被《明鏡月刊》披露，25 標題如下：

 一、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26

二、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三、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四、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五、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六、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七、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儲百亮（Chris Buckley）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中央秘密文件視憲政與人權為威脅〉文章，指出這文件「標誌着中共轉向更為保守的傳統左派立場」。 27 在這前後，有維權律師、記者和輿論人士分別被拘捕，海內外不少人更深感受到整體大環境的收緊和意識形態的左傾。許志永（二○一三年七月十六日）、高瑜（二○一四年四月廿四日）、浦志強（二○一四年五月六日）等有名人士，分別被拘捕。 28 一些評論家用「亞文革」來形容這左風。 29

 基督教在二○一四年浙江拆教堂和拆十字架事件開始濃烈地感受到這份作風，並對政府以「依法治理教會」為名，以強悍行政手段去管理基督教的態度，非常反感。這次地方政府強悍的作風，不單強勢拆了一些合法的十字架，也不單讓很多家庭教會憂心，更傷透了眾多三自教會的心。海內外有不少教會界的譴責或質疑的聲明。政府的強悍讓很多三自教會與政府離心離德。全國兩會罕有地發表了「這樣做是極不妥當的」的聲明：

 在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尊重信徒宗教情感的前提下依法妥善處置。個別地方出現因強拆而發生影響社會和諧的情況，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現了教堂的十字架陸續被拆除或移位的情況，令人不安。眾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標誌之一，凝聚着信徒樸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沒有超越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標準、也不存在安全隱患而被隨意地強行拆除或移位，我們認為這樣做是極不妥當的，應當立即停止！ 30

 金陵神學院常務副院長陳逸魯更用嚴厲的表達指出：「強拆三江教堂十字架事件，可以說是建國以來，使政府和信教群眾處於對立狀態的最嚴重的事件之一，嚴重損害了黨群關係、政民關係，其政治損失不可估量。」他譴責當局的做法有「株連九族」的味道：「據說，浙江政府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威脅宗教團體負責人、威脅守候在教堂里信徒的家人，這違反現代法律的精神，這種做法有『株連九族』的味道，是對人權的粗暴踐踏。」他說：「如果說，他們是想解決違建的問題，他們卻已經違規和違法了。他們的做法除了給人感到粗暴和強硬之外，毫無現代管理智慧可言，希望中央政府儘快介入，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他分享到這次事件已經對三自教會產生極大的傷害：

 「三江事件」使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和基督教兩會深受打擊，由於當地基督教兩會不能發揮作用，許多信徒不會再團結在基督教兩會周圍，「兩會」變成「兩不會」：既不能溝通政府又不能團結信徒，你想，基督教兩會的損失有多大啊！總之，「三江」已變成「三僵」：事態僵局，方法僵硬，關係僵化。已經沒有了贏家，如果現在還不啟動危機管理，不及時追究政府中的決策者和組織者，以平民憤，及時扭轉局面，無論是政治損失、社會損失、財產損失都很嚴重！ 31

 習近平時代的左風遍及輿論界、教會界和學界。

 

二、提防基督教會否「一教獨大」的熱論

 習近平在二○一五年五月十八至二十日舉辦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發表了關於宗教政策的「四個必須」的重要講話：「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32 習近平提出的「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的潛台詞，若參照官方就「宗教中國化」的言論，是側重於要宗教人士擁護和順服於共產黨的領導，要避免基督教「一教獨大」。

 自二○○八年後，就基督教會否「一教獨大」成為學界、政界和教界的熱論。馬虎成的〈基督教在當今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原因辨析：由「宗教生態失衡」論引發的思考〉是標誌性的產品。某些學者溫和的建議沒有被政界採納。杭州市基督教會李美雙牧師在杭州市基督教兩會網站發表〈基督教中國化過程中遇到的若干困難〉，談到她的擔心：「馬虎成的觀點和擔憂也代表中國政界對基督教的普遍看法，基督教的發展在中國政界是不被祝福的。」33

 張志剛在〈「基督教中國化」三思〉清楚介紹了二○○八年段琦的宗教生態失衡論所引發的熱論過程。文章的第二大段的標題是「『一教獨大』：中國當代宗教生態引發的思考」。他指出：「在『二○○八民族宗教問題高層論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宗教』上，中國基督教史專家段琦教授發表了一場反響強烈的演講，題為『宗教生態失衡是當今中國基督教發展快的主要原因』。」 34

 六四事件以後，基督教整體穩步發展引起了關注。當中國北方部份農村基督徒成為社會主流、35 城市教會急速興起，不少大學生、專業人士和海歸人士紛紛信主，這些現象再加上了西方和部份海外基督徒提出來的「中國基督化」的口號和夢想，並學界、政界和軍界擔心西方利用基督教作滲透和和平演變，就引發了基督教會否「一教獨大」的熱論。二○一三年出版的《基督教中國化研究》的第一輯收集了幾篇相關的重要文章。在緒論里，張志剛和卓新平提到這關注：「假如基督教在中國『一教獨大』甚至『一教獨霸』，勢必惡化中國的宗教生態，有損中華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與主體性，影響社會和諧乃至國家安全等。」36

 段琦一文里引用了劉建和梁家麟的觀察，提出：「基督教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之後得到如此迅速的發展與這種宗教生態失衡有關。」 37 就是當不少社區的民間宗教和傳統社會的價值觀念被破壞後，「妨礙民眾接受基督教的社會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於是農民便將感情轉而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38 結果，「新中國成立以來， 『土教』實際上受的衝擊超過『洋教』，特別在人的心理上，對『土教』的排拒也超過了『洋教』。政府的這種導向最終釀成了宗教生態失衡，為基督教的發展提供了充份的空間。」「這是造成基督教一枝獨秀的在重要因素。」她建議的出路是：「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必須營造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寬鬆環境，使各種宗教都能得到充份的發展，創造一個優勝劣敗的競爭機制，恢復宗教生態平衡，基督教過快的發展趨勢也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抑制。」 39

 這分析引發了多方的熱論。從文化侵略論的角度，牟鍾鑒提出要提防基督教「一教獨大」。牟鍾鑒認為，若基督教過度快速發展，就會產生中國信仰文化的危機。他說：「中國不可能也不允許一教做大，那將意味着文明的倒退。」並且，基督教在中國過度發展會「助長境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野心，更加緊推行其基督化中國的策略」，「發生於中國社會主義信仰及其他傳統信仰的衝突乃至對抗，破壞安定和諧。」他提出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否定基督教的「原教旨主義」，支持丁光訓等的神學建設路線，以便能改變基督教的排他性和擴張性，並「有利於消解西方基督教的文化霸權主義」。他更提出要從「加強法制建設和法律監管力度」方面，去對「擴張性傳教活動要加以限制，不使濫用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40 牟鍾鑒的講法與後來習近平提出「文化自信、宗教中國化和依法管理宗教」的背後精神非常相似。 41

 更值得海內外學者注意的是曾任甘肅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的馬虎成的〈基督教在當今中國大陸快速發展的原因辨析：由「宗教生態失衡」論引發的思考〉一文。 42 馬虎成提出要限制基督教的發展。馬虎成喜歡改革開放前的宗教生態，他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宗教生態是平衡的。」他坦白指出：中國歷來的宗教政策都沒有「成就」基督教！無論是文革前和文革期間，基督教都有萎縮，甚至比其他宗教更為嚴重。改革開放後，落實宗教政策時，從來沒有抑「土」揚「洋」，而是「抑『洋』揚『土』或者『土』『洋』並舉。」他認為對基督教能迅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是國際因素，就是西方各種傳教的努力帶有「侵略性、擴張性、隱蔽性」。這「強大的國家背景」的支撐，並強烈的傳教願望引起了「境外基督教勢力大舉『入侵』，境內各宗教節節『敗退』的宗教生態現象。」他認為西方傳教的協助「主要憑藉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慈善先行，金錢開路，傳教緊隨，並且『斬獲頗豐』。」馬虎成反對「以『宗教對宗教』的對策」。他相信「基督教遲早會『一教獨大』甚至『一教獨霸』」。他假設基督教現今人數為四千萬，二十年後約六千萬，五十年後約一億多人。他認為基督教的「非法違規傳教」不單挑戰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最終形成對中國宗教生態的破壞。他進一步指出，基督教的發展會影響國家安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大肆向中國輸出基督教，在中國從事各種非法傳教活動，其根本的目的是利用基督教改變中國的政權性質，顛覆國家政權。 」他提出綜合性的「國家干預」的戰略策略：「總的思路是必須進行國家干預，即採取法律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使宗教不能形成自由市場而無序發展。」鼓勵政府「制定戰略規劃，採取綜合措施」解決基督教可能一教獨大、一教獨霸的局面。一方面是要鞏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努力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最直接的利益問題，消除基督教無序發展的現實土壤；另一方面卻要用「政策引導、依法管理、思想教育」等綜合治理，逐步為基督教熱降溫。 43

 馬虎成等言論及左風的大氣候，讓學者和教界感到山雨欲來。卓新平在〈中國基督教研究的回顧、現況及展望〉一文里指出，有些批判家認為：「你只要研究基督宗教，好像就成了基督徒。」有研究就被看為是文化宣教。他看這緊張的風氣是「自中國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第三次關於宗教的激烈討論」。 44

 李向平對宗教「宗教生態失衡」論的說法及一教獨大的說法，提出溫和的講論。他不同意將這題目提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里的方向。他說：

 很明顯，現有的宗教生態說諸種論點，實質上是把一直存在着的「基督教是洋教」和「基督教非洋教」的對抗性認識再度激活了。這種認識，表面上是「既不能忽視中國宗教信仰的多元的悠久傳統，以及它與中華文化的核心基本價值的密切聯繫，更不能漠視文化全球化處境下各種外來宗教形態在中國的快速傳遞和衝擊的現實」，而在內地里卻內涵了一種對政府固有宗教政策的批評，同時也表達了一種政治期待，希望國家權力對傳統宗教信仰的大力推動，希望「國家應該將『宗教安全』納入中遠期的『國家文化安全』規劃中」，特別是將宗教軟實力（包括中國傳統宗教文明的普世價值及時代特色）的有效展示和提升，納入到國家文化戰略安全體系當中，從而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確保國家的戰略安全。 45

 李向平指出，宗教生態論看錯了問題的根本，也會錯誤引導國家的政策。宗教生態論間接認為：「國家宗教戰略出現偏差，導致民間信仰與民間宗教發展不足，基督教一教獨大。因此，宗教生態論者大力呼籲國家調整宗教發展戰略。」他指出這些立論對基督教有極為嚴峻的指控：「其中，最為嚴峻的觀念是，當代中國基督教的較快發展，對中國國家社會構成了三大挑戰。一是挑戰了傳統信仰的底線，而是挑戰了意識形態的底線，三是挑戰了社會控制的底線。傳統信仰與意識形態是社會控制的底線。」46

 修遠基金會發布的〈基督教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傳播〉也引起學界和政界擔憂基督教會否影響共產黨在農村的管治威信。這分析是建基於二○○八年六月至十月，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組織研究人員對全國十省二十村進行了深入調研。 47 研究指出，在不少北方農村里，基督教有「一枝獨秀」的現象。 48 針對一些基督徒人口較多的農村，報告指出：「最大特點是基督教『一枝獨秀』，在五大宗教當中要占去95%以上。與基督教迅猛發展和龐大教徒數量相比，天主教、佛教、道教的信眾則要遜色得多。」在某些北方地區，「北方農村的傳統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無法自圓其說，留存的枝節性信仰也已經形式化和去神聖化，難以滿足農村對宗教的龐大需求。西方宗教的各種形態在該地區遍地開花、結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眾業已占其總人口的10至15%。」地下基督教（家庭教會和邪教）發展的速度驚人，占基督教的70 %左右。而三自教會的傳教動力卻較弱。 49 基督教的影響力日漸增大，甚至影響共產黨的領導：

 基督教雖然在北方農村和沿海地區獲得了一教獨大、具有唯一合法性的地位，其他信仰形式不斷退縮，但畢竟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且極具排他性和擴張性，因此在農村的傳播必然會帶來一系列的政治社會後果。 50

 報告提出共產黨基層漸漸失去真正領導權：「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基督教教會尚未主動介入村莊政治，但其承擔着大部份本應該由村級政權和政府來做的社會事務，而在農村獲得極大的聲譽，為其快速發展信徒、動員農村力量打下了堅實基礎。而共產黨的基層黨組織正在一步步地散失對農村的真正領導權。」51 這類的擔憂會影響中央的宗教政策，也讓政界產生防衛基督教發展的執政心態。

 

三、政治和行政干預無效，基督教仍有相對的先進性

 胡溫時代，不少學者和教界提出列寧式的國家控制宗教方式已經不合宜、三自教會系統本身架構性問題、神學建設運動的不成功和利用「法治」理由去達到粗糙掌控的行政手段是不成功的。這些分析指出，中國基督教長期以來，都是在頗艱難的環境下逆流成長。更多的政治運動、更多的意識形態操控，更多的強悍的行政手段，只會讓更多的基督徒與政界離心離德，也只會減弱了三自教會的素質和認受性，間接幫助更多家庭教會逆流成長。盼望習近平時代的掌權者能珍惜這些有見地的諫言。掌權者可以選擇不聆聽，但這不代表這些事實不存在，也不代表用粗糙的行政手段、用高壓的政治姿態去處理宗教問題，就能真正解決問題。

 3.1 國家操控宗教模式不能真正攔阻基督教的成長

 李向平指出，真正的問題不在宗教，而在國家控制宗教的方式。他說：「真正失衡的，不是宗教，而是國家權力及其對宗教信仰的控制方式，導致了宗教信仰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係失衡。」他指出宗教生態論的一個嚴重的錯誤：

 大多數宗教生態論者有一個致命弱點，大多以鄉村社會、民間底層為論述物件，集中於民間信仰與基督教的關係。但基督教的發展卻不僅僅是集中在鄉村社會。這就是問題提出方式的偏頗。一個宗教的發展快慢，本是多種因素的集合，但宗教生態論者為什麼單挑基督教？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的發展也很快，信徒與活動場所絕對多於基督教。一教獨大的並非基督教，而是佛教。至於民間信仰在城市中的存在，除了財神信仰和節日習俗信仰之外，幾無更多的影響。所以基督教在城市中的發展幾乎與民間信仰沒有關係。至於傳統佛教、道教與基督教的互動關係，均在政府的宗教管理架構中方才得以建構起來的。甚至可以說，基督教在城市中的發展，遠遠比不上佛教、道教那樣的發展。佛教、道教能夠做的公益事業，基督教常常無法去做。 52

 基督教往往是逆境下成長的：「人們很難看出基督教是在政府的宗教政策的支持下面得以發展的，很難看出傳統宗教或傳統信仰就沒有政府的支持。就近年來的深度觀察，基督教的發展，往往是在外在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才是得以發展的。」53

 劉澎的評論就更直截了當。他指出「國家控制宗教型」是失敗的：「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政府確立了一套處理宗教問題的體制。但半個多世紀之前建立的宗教管理體制運行到今天，問題很多、代價很大、運轉不靈、效果極差。今天中國宗教的問題，不是愈來愈少，而是愈來愈多，愈來愈複雜。」 54「中國在憲法上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但實際上採用的是『國家控制宗教型』模式。」劉澎提出一個重要的歷史評價：「今天，實行『國家控制宗教型』政教關係模式的前蘇聯及東歐的一批『社會主義國家』已不復存在，該模式在這些國家的應用無一成功，留下的只有深刻的教訓，目前世界上仍然採用此模式的國家寥寥無幾。」 55 用行政手段來管理宗教滋生了很多貪腐問題： 「由於缺乏制衡與監督，擁有『自由裁量權』的政府官員在宗教行政管理過程中，『人治』的弊病暴露無遺，管理機制本身不僅往往會成為尋租與腐敗滋生的溫床，而且會成為加劇宗教矛盾、政教關係張力的原因。因此，從社會控制與社會管理有效性的角度來看，用行政手段處理宗教問題，『管住』宗教，不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模式。古今中外歷朝歷代政府在此問題上積累了豐富寶貴的經驗與教訓。」56

 以打壓家庭教會為例，除了要不斷增加行政資源，結果家庭教會的發展並沒有如執政者的願望被打壓下去，而是不斷地增長。最後是浪費金錢、失去民心，也長期引起國際輿論的譴責，並長期傷害國家國際形象，但「對『家庭教會』根本無法起到遏制效果」。相反，得到各層政府友好合作和管理的佛道等「本土」宗教，卻充滿烏煙瘴氣。許多假僧假道明目張胆地招搖撞騙，某些地方大搞『宗教搭台、經濟唱戲』，變佛教寺廟為搖錢樹。 「佛道教內部的種種亂象，真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內』。凡了解中國佛、道教內情的宗教人士無不深感痛心、為佛、道教的前途擔心。」劉澎指出： 「但烏煙瘴氣的佛教亂象背後，沒有『國外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沒有『西方帝國主義』的插手，有的只是政府宗教管理部門這隻『看得見的手』。因此，無論如何，政府管理部門都難辭其咎。」 57 國家可以繼續用強勢的行政手段去管理宗教，管理基督教，但中共建國以來的宗教管理亂象就能靠意識形態口號，行政和政治干預就能改變嗎？忠言逆耳利於行。不聽不聽，可能最終也要聽。只盼國家走的冤枉路不太長不太久吧。

 

3.2 「基督教中國化」的後果：三自教會繼續弱化，家庭教會繼續增長

 最近政界提出的「宗教中國化、基督教中國化」的框架是以政治目標為最重要關懷。但不少學者和教界都指出，若堅持政治性的管理宗教模式，會進一步弱化三自教會的發展，並進一步逆勢助長了家庭教會的發展。官方「基督教中國化」的路線提出要努力發展神學思想建設，繼續走丁光訓的老路，但歷史和信仰的原則卻都指出，這是一條失敗的路，沒有宗教市場的路。

 「宗教中國化」的表述對某些政界和左派來說，就是要改變基督教的核心信仰，要基督教擁護和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朱維群在二○一五年三月十一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里，以非常強勢的用語警告不願意「相適應」和「中國化」的宗教組織。他強調「中國化」是必須的：「歷史上凡是外來宗教，都必然要經歷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否則就難以存在和發展。」他更進一步解釋這「中國化」的含義：「宗教適應了歷史上的中國還不夠，還要適應今天的中國，改變舊時代的政治烙印，在宗教觀念、制度、組織等方面進行調整，從現實生活中吸收新鮮養分。」他警告說：「如果某種宗教不願或不能適應現實社會，它就不可避免會走向消亡。」58

 中國宗教學會理事和副秘書長安倫〈基督宗教中國化的四個層面〉對基督教的排他性和基要性提出了警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基督宗教相比，基要性和排他性都顯得更強、更加保守。如果維持如此明顯的基要性和排他性，基督宗教的中國化就難以實現，對其自身也十分不利。」他引用政界人士一樣喜歡引用東晉道安法師名句「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來警告基督教：

 首先，在政治層面上，中國歷來有這樣的傳統：不依國主，法事難立。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不久就領會到，進而對自身作出很大的調整以適應政治統治者的主導權和政治治理需求，因而在執政者的認可下成功融入中國社會。相比之下，基督宗教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完全領悟這一點，一定程度上仍舊維持了與中國政治的張力。 59

 二○一五年五月廿九日，中央統戰部在其官方微信「統戰新語」上發文《【解讀】宗教工作的三個關鍵詞》，解讀習近平的「宗教中國化」的講話：「『中國化』主要的表現是三方面：一是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二是從事宗教活動要服從服務於國家的最高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三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宗教，對宗教教義作出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闡釋。」60 最後一點提到的神學思想建設的老路不單被家庭教會棄絕，更被很多三自教會的教牧和信徒所排斥。這些口號最終也必只能是口號。

 某些政界人士忘記了「扶持懶惰、壓制增長」的歷史規則。盧雲峰在〈走向宗教的多元治理模式〉指出，「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化管制模式」已經失效：「『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化管制模式』所體現的是『正邪對立』的宗教觀，其治理方略是扶持一些宗教團體，打擊另一些宗教團體。但無論是扶持還是打壓，都會產生一些意外後果：扶持產生懶惰，壓制則會導致宗教逆勢增長。」61

 金陵神學院副院長王艾明的諫言也沒有得到當權派的接納。他在〈自治──中國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設計〉一文指出，列寧主義式管治教會方式已經證明是失敗的。他指出：「國家宗教局業務司實權負責人在宗教團體所有的事務上，都完全實施絕對的介入、支配和隨意性地宣布所有正式的決定，從宗教團體的人事任命、權力分配、薪資調配和政治定性，到以執政黨和政府的名義加以解釋、說明和褒貶等，無一不處處可現其絕對權柄和潛規則高於國家利益和執政黨理念之形跡和本質。」「這樣的宗教管理者對一切類型宗教團體和信徒的警覺和擔憂，其背後潛藏着的就是非黑即白的革命黨思維。」結果，「一旦宗教局的局長是以狹隘的暴力革命思維和理念去管理和平建設時期的宗教事務時，他就會千方百計地用執政黨和政府的合法權利在宗教組織領導層扶持不同的派系，並不斷製造內部的衝突和競爭，以達到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的效果。」這種管理模式最終只能產生腐敗和失去民心。不少三自領袖因此失去了信徒的信賴：「三自組織的負責人若繼續延續依仗國宗局實權負責人為靠山而漠視信徒權益和教會信仰傳統，那將最終失去作為教會成員的信眾之信賴，同時，從最根本的層面上，或者是現實的政治學標準中，損害最大的還是政府形象和國家利益。」最終信徒或是陽奉陰違，或是漸漸脫離三自，進入了家庭教會系統。不少宗教局官員和欽派人員的霸道或腐敗，只會讓三自教會長期積弱：「因為經常出現在教會聖職人士和廣大信徒面前的不爭事實是，不少宗教局官員以執政黨和國家的權威和合法性在宗教事務中實質上去謀取個人和家族的私利，因此，按照其個人癖好和私慾來任命所謂的全國性組織和團體的實權宗教領袖和神學院校的負責人，而根本無視真正的執政黨原則和國家利益。」他相信質量決定增長和發展速度：「大量的非體制教會將在信仰、教義、教制、公民權益和責任等方面最終獲得合法性」，因為家庭教會的「信徒人數和質量都絕對高於政府部門化了的『兩會』組織」。 62

 〈基督教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傳播〉一文帶出有意思的觀察：「基督教『三自教會』、家庭教會與基督邪教三者關係微妙，不容忽視。」「家庭教會大量吸納『三自教會』各教會領導層中的失意者或鬥爭的失敗者，擴充自己的陣容、提高對教義理解的層次，同時也高薪聘用『三自教會』神學院培養的學生作為自己的神職人員，為『三自教會』神學院減輕了就業壓力。」63 政府對三自體系愈多鉗制，那麼只會加深三自系統與政府的隔膜，並不斷助長家庭教會的增長。

 按我個人的接觸和觀察，近年政府更積極加插外人進入三自的管理系統，沒有神學訓練的人被賦予更多核心帶領和管理職責。政界可能認為這樣就更容易掌控教會。但粗暴的干預最終是讓那些正派的、勤奮的、有原則的、福音派的三自領袖，與政府的關係漸漸更離心離德。最後，他們或是離開三自加入家庭，或是身在曹心在漢。最終的結果會讓三自漸漸衰弱，家庭不斷壯大。因為宗教信仰的特質就是：愈純正，愈增長；愈腐敗，愈流失。不少福音派的三自牧者可能走上離開三自，自立教會的路線。政府強勢的介入會弄巧反拙。

 

3.3要認清中國基督教迅速增長原因：明白基督教的相對先進性

 我嘗試用「先進性」這表達去說明行政主導不能改變中國基督教迅速發展的因素，中國基督教應持守充滿「先進性」的核心信仰。海內外的基督教都有一共同經驗，基督教會要有良好的持續增長，關鍵在於有否「持守真道、信靠上帝、活出見證、勇於傳道」。走左傾政治路線所安排的老路的教會，最終也只會帶來一個不斷衰弱的教會。歐美走新派路線的教會的歷史經驗就如鐵證放在普世的基督徒眼前。相反，某些人批評的基督教精神，往往是基督教先進性的核心元素。比如：堅持敬拜獨一真神，堅持基督為唯一的救主，堅持努力廣傳福音，堅持追求聖潔，堅持彼此相愛等。

 事實上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中國基督教的見證力或先進性。以〈基督教在農村傳播的政治社會後果〉為例，研究員發覺：「教會以村莊道德建構者自居：當前農村普遍出現道德倫理淪喪的社會局面，有學者甚至將諸如子女虐待老人、婦女賣淫被村莊認同、喪事上跳脫衣舞、為了享受而離婚等現象概括為農村出現倫理性危機。當普通農民無暇顧及倫理、又感嘆世風日下的時候，基督教卻給人以道德至上的形象，令人刮目。」社會的黑暗並基督徒相對的高倫理道德水平，是基督教「吸引力和先進」因素。基督教內部也是充滿困難、困局和問題。但局部的失敗問題並沒有影響整體上的相對優美。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但整體上卻有相對的美麗，相對的先進性。特別是當中國各地區和家庭都出現許多腐敗現象時，有相對美好生命見證是基督教能發展的重要素質。

 基督教不否定與中國文化交流和互通，但要保守基督教的信仰。我們也不要忘記，基督教第二個重要發展因素：就是「中國化」的美好生命。很多人談到的中國化是文化理論性或政治性的中國化。但基督徒有一美麗的中國化，就是活出「人」應有的生命美德，也是最容易被國人接納的「本色化」或「中國化」。最容易被人接納的本色化和中國化，是生命的良善、平安和彼此相愛。 〈基督教在農村傳播的政治社會後果〉的分析說得好：「地下基督教向外界展示的『紀律』幾乎符合傳統中國人行為規範的所有美德：忍讓、節儉、孝順、講誠信、做好事、行善德，幫助每一個有困難的人，並以禁忌的形式規定教徒不能賭、不能貪、不偷、不搶、不奸、不淫、不罵人、不打架等。這些『紀律』給人的印像是，做一個基督教徒就是做一個『好人』。這些道德言辭一般都公開地、心存慈善地四處宣揚，以為其組織獲取合法性與正當性。」64

 第三，「有信靠、有人愛、能改變、敢傳揚」是基督教一大領先力和先進性。福音派所重視的聖經核心教導，往往就是基督教的先進性。只要基督教不離開神高舉的美善，基督教仍會發展。高師寧在〈城市化過程與中國基督教〉指出，這幾方面生命素質，特別是經歷生命改變，是基督教為什麼能在城市有好的的發展的核心元素。對很多進入城市的農民來說，他們面對花花綠綠的誘惑，在其中苦苦掙扎。 「但是，當他們走進教會，尤其是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之後，信仰成為拯救他們遠離罪惡的有效力量。」基督信仰帶給他們的自信、尊嚴和道德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在信仰中找到了自己的尊嚴、有了一份自信心。這種道德上的作用雖然並不能使每一個進教堂的人都變善，但是，其力量是不可能低估更不能忽略的。」65

 第四，基督教的感染力是跨性別、跨種族、跨貧富、跨聰愚的、跨年齡、跨階層、跨界別的。這是重要的，也是要持守的先進性。基督教不單能在農村發展，在城市也吸引很多大學生和企業家。信徒企業家的見證是基督教在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 「信徒企業家將自己的信仰帶入了經濟活動和企業的管理之中，他們提出了『做生意先做人』、『品格第一』的原則，提出『陽光利潤──讓大家了解，透明賺錢；道德利潤──讓對方（即客戶）舒服、高興成交；良心利潤──讓自己高興安心；最後才是經濟利潤』的辦企業宗旨，這種把經濟利潤置於最後的做生意的態度，自然是因其信仰所致。」「許多基督教農民企業家還強調『感恩』、『愛心』、『誠信』和『信心』，並用這些價值觀來管理企業，教育所有的員工，與今天盛行的『無商不奸』的欺騙、奸詐相比，這樣一些來自基督教的價值觀不僅使在企業工作的農民員工受到教育，也使他們在企業的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些做法使得其企業相對穩定，進而也為社會穩定提供了一種凝固劑。」66

 第五，基督教在中國的增長往往比其他地方迅速。其中一個原因是基督教得着一個「相對」優先性的大環境。當社會充滿腐敗、人人都幾乎是向錢看、黨員有權卻沒有見證、官方信仰蒼白無力，基督教更容易突顯其優先性、先進性。劉澎在〈中國崛起的軟肋：信仰〉提到一個關鍵問題，也是很多人避談的問題，基督教發展的一個助力是緣於共產黨信仰的虛空。他說：「官方信仰蒼白無力，『黨員不信黨』，大批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喪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仰，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他指出：「宗教的興旺有深刻的內在原因，不能用『西方宗教勢力滲透』、『文化教育落後』或『騙子遇到了傻子』的說法去解釋。」67

 中國基督徒實在擔憂中國的左風和政治風潮。但若我們看清問題所在，我們知道國家不應再回頭走「政治掛帥、藉口法治、行政鉗制」的文革老路，這條路只會產生更多傷痕，製造更多浪費、失望和怨仇，但卻不能壓制基督教真正的發展。基督徒也要認清我們的選擇。基督徒只能走窄路，只能進窄門、只能走善路，只能祝福，不能咒詛。只有我們「持守真理、堅持信主、彼此相愛、廣傳福音、效主吃苦、以善勝惡」，我們才能真正保存我們的身份、見證和先進性。當某些政府官員不願意聆聽智者，不願聆聽諫言時，我們卻要聆聽美善的、智慧的、真誠的提醒。我們要相信，中國最終要走和選擇的方向必定是讓百姓有真正的宗教自由，讓更多百姓生命有依靠、讓人能彼此相愛、讓人能蒙神保守安慰、讓人能積極作鹽作光、讓中國人能帶着美善屹立在世人面前的宗教政策。

 

總結

 基督徒要「尊重政權、信靠真神、堅持傳道、愛國愛民、持守良善」。若是可行，基督徒應儘量與眾人和睦，包括與政府和睦。我們應堅持走「政教分工、合理立法、尊重信仰、鼓勵良善」的合情合理合憲法的現代化正路。政府也要真誠去明白基督徒的多元性和寬大的光譜，不要因有少量不太合宜的基督徒的表現的存在，就轉化成要發展一個要嚴控整個基督教發展的戰略策略。此外當我們的政府短暫走偏差路的時候，我們要學習「和而不同」、「尊而不從」，因為我們必須持守良善，我們必須聽從神。按神心意而行的基督教的前景是美麗的，是充滿光明的，因為有神，我們才有真正的光明，真正的先進性。我想起但以理的例子，他堅持事奉封建制度的外邦王，他成為最優秀的官員。他堅持敬拜真神，堅持向真神禱告，短暫來說，他成為被誣告的官員，被拋進獅子坑的受害者。但很奇妙，不是陷害他的人得勝，而是這充滿了美善先進性的僕人得勝，並且最終王也深深感到但以理所敬拜的神是真實的，是偉大的。

 經歷過這接近三年的梁振英政府的虛偽作風、經歷過中央政府如何強勢地改變曾應允香港的普選承諾、痛心和憂心國內的左風和某些粗糙的行政霸權（如溫州事件），我和很多人都曾灰心、憂鬱和感到無能。但經過這文章的準備，我發現，不是因行善而受苦的人走錯路，而是因不聽人諫言的人是走錯路。並且，真言、美好的生命力和真理是最終能得勝的，最終要顯出其先進性的，人就踏實了。中國需要出路，不是虛偽的路，也不是霸權的路，不是手段的路，而必須是美善、真理、公義、有真神同行的路。既然如此，我們自己首先要堅持美善、真理、公義和有真神同行的路。這是正路！既然是正路，我們又為什麼害怕或退縮呢？我們又為什麼要持續灰心喪志呢！我們更要堅持以善勝惡！

 神啊，求禰保守禰的百姓、禰的教會、禰的僕人！也求神施恩給我們的長官、我們的領導、我們所愛的同胞們、我們所愛的學者和牧者，願他們都能尋找到那有美善、真理、公義和有真神同行的路。神啊，求禰保守我們的祖國和中國教會！阿們！

 

（作者保留版權）

 筆按：本文首先於二○一五年六月十二日早上，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的「第九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基督教」里發表。本文為會議發表的簡短版上於引言、註腳11、48和總結部分作了些微補充。本文談到的「習近平時代」時，並不一定是指習近平本人的看法。曾有國內學者以習派、江派、胡派、團派，甚至陰謀論去評價某些激烈的言論。本文不作這些背後可能的張力的推測，而只以發生的事件、發表的言論、產生的反應等整體角度去描寫和評價習近平執政早期時代的故事。本人對中國教會的總人數採取保守的態度，估計活躍的基督徒（包括家庭教會）約有三千萬左右，並認為部份地區的基督教是處於成長的緩慢期或流失期，對近幾年基督教整體的增長採取審慎的觀點；對某些說基督教正「一教獨大」的看法有所保留。本文是本人站在一位長期關心祖國發展的香港教牧同工的角度，並帶有海外流通的資訊的處境去觀察國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