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論，人文主義，並非完全沒有可取之處；吾人忠恕論事，未可完全抹煞其優點，例如：⑴促進個性之發展，珍視人生的價值，崇尚人類的尊嚴；⑵重視人類的使命，追求崇高的理想；⑶愛慕真理，窮究宇宙人生之奧秘；⑷憂心世道，想從仁心之存養，德量的擴充，挽救人類的厄運。但是，由於其舍本遂末，揚己抑神，欲即在這些所謂優點裡面，有其莫可補救的缺陷。茲略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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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信上帝，自絕神恩 〗
不信上帝，自絕神恩──他們不信真神之位格，甚至否認上帝之存在；僅僅尊重個性，重視人生的價值；從而以‘人’為中心，不以上帝為主宰；以‘人’為一切價值之源，不以上帝公義聖潔之本，於是‘人性’和‘神性’脫節，和上帝公義聖潔種種屬性，不能有分。縱其存養修持，克己復禮，卻終究為罪孽的權勢所錮蔽與轄制，無由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參看彼後一4)。因此，他們所崇尚的人的價值，乃是純自然的，屬人的，“屬地的”，而不是屬天的，屬靈的，以是無法真正超凡入聖，臻於完善之境。其次，更危險的，他們既不信上帝的存在，或則把上帝哲學化，“雖然知道上帝，卻不當作上帝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一21─22)。把我們生命之主，萬福之源，創造天地萬物的永生的上帝，變成他們虛構的觀念，如‘社會理想’，‘人類精神’，或‘太極’，‘真如’等等的符號，這便把人類和上帝的生命關係，完全隔絕。尤其是自然主義的，科學的人文主義者，更把人類視為普通的生物。例如胡適之先生的人生觀，認為“生命本身，僅僅是一件生物學的事實；生一個人與生一隻狗，一隻貓，沒有分別。”(詳見胡適文存卷九,並拙著‘原道’第十二章)從而認為人之死亡“乃是不足惜的生物現象”(見同上注)；是則，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其最後的歸宿，乃是和禽獸同亡，草木同腐。則他們所高談的所謂“人生的價值”，最後乃是一種可悲的虛無的幻滅！價值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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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人主義，災禍厲階 〗
拜人主義，災禍厲階──人文主義者，至此必起而爭辯說，人的價值，人的生命，不在小我，乃在大我，小我固會滅亡，但是藉着民族偉大的精神，社會崇高的理想，這人生的價值，卻是千古長存，而且日形光大。然則，崇高的理想，固是令人嚮往的美麗動人的名詞，殊不知卻是“自我神化，制度神化”的別名。歷史上許多野心者征服世界的企圖，例如釀成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運動，以及現在泛濫世界的無神極權的共產運動，便是迷信這種‘神化制度’的結果。而整個世界人類，正因惑於這種美名，日形狂傲，自趨於‘萬劫不復’的末路而不自知！著名史家湯恩倍氏(ArnoldToynbee)，在其鉅著“歷史的研究”中，檢討六千年人類的史實，指示出一個歷史的定律，便是人類無法自救，人類一切努力，祗是心勞日拙。(參看DavidR.Davies;DownPeacock'sFeathers七六頁)湯氏認為“自我神化，制度神化”，乃是文明沒落的基因，亦為世界禍亂的厲階。因此，他強調人類歷史的任務，應對‘拜人主義’抗爭！社會學權威學者蘇魯根氏(P.A.Sorokin)，也認為一切人為的制度，無論其理想如何崇高，均無絕對的價值；人類今日之大患，其根源乃在‘感覺型’文化之解體；挽救之道，端在使一切科學，哲學，倫理，宗教，‘以人為本的’凡俗的價值觀念之更張，純化，與超越；期與‘天國的理想’合一。蘇氏強調人類應當“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六33)，並求上帝的榮耀，才能從危械玫澆餼齲〃參看氏著：ManandSocietyinCalamity,CrisisofOurAge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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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信啟示，捨本逐末 〗
不信啟示，捨本逐末──奧古斯丁認為宇宙人生的真理，祗能從神而來；柏拉圖和康德卻以為可以由人自求。一信知識乃本啟示，上承自神；一謂知識出自先天，內蘊於人。這是基督聖道和人文主義之根本異點。人文主義者，格物致知，愛慕真理；僅有窮究宇宙人生之企圖，卻沒有找到真理最高的源頭。科學哲學，不是真理的本身，不能放諸四海而皆準，俟之百世而不惑。任何科學家，大哲學家的道理，祗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而尤不能自拔於謬誤力量的轄制。“敬畏耶和華，乃是智慧的開端。”此乃基督教‘認識論’的基本原則(詩一一一10;箴一7)。英國科學會，嘗發表宣言，認為“科學的定律，仍我錯誤，並非絕對正確；代表真理的，乃是聖經，不是科學。科學不能考驗聖經，作為衡量真理的尺度。”(詳見拙著:世界名人宗教觀第二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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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知有窮，不能救世 〗
人知有窮，不能救世──啟蒙運動以還，學者迷信理性萬能，誤以人性有其無限的完全性(InfinitePerfectibility)；殊不知科學哲學，都不能解決人類的道德精神問題，滿足人類宗教的要求。科學的發明，無論其如何日新月異；哲學的道理，無論其如何發人深思；終不能測透上帝豐富的智慧知識和判斷，終不能超越物質與自然的範疇，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人類問題的究竟，乃是超乎時間空間，和物質自然的。現代學者，未明此理；從見近代文化病態之外表，妄求所以解脫之道；於是實存主義(Existentialism)與佛教禪宗，東西合流，乳水交融；以為生命之道，舍此末由，實屬自我陶醉，誤盡蒼生。(余已另撰"Zen-Existentialism"一書，辟其謬妄，茲不詳論。)近代文明，好比“瓶中之花”，雖是鮮艷奪目，卻已脫離了它的命根，不久即歸枯乾凋謝。(參看Dr.D.E.Trueblood,ThePredicamentofModernManPP.59-60諸書)世界人類，悖逆上帝，逞其私智，誇耀其燦爛的文明，殊不知已根本離開了‘生命之道’，正在自趨滅亡的末路。近代人嘗說，十七世紀是理性主義時代；十八世紀是啟蒙運動時代；十九世紀是科學發展時代；但二十世紀卻是一個危機緊張時代。衡諸國際現勢，原子戰爭，一觸即發，人類幾已面臨同歸於盡的末日。這又可證人類的智慧，非但不能救世，反面帶來了人間的災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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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比主宰，揚己抑神 〗
自比主宰，揚己抑神──以上的論斷，並非吾人固作偏激之談；甚至我國鼓吹‘人文主義’的學者，如唐君毅先生，亦正和我們有同樣的看法。唐氏在新亞書院十周年校慶紀念的學術講演中說：“到了現在，中國傳統的人文主義，與西方二十世紀之人文主義，均只能在現代文明之偏蔽之壓抑下，在一種掙扎之狀態下來求生存。因為東西兩方的人文主義，都同樣遭受到許多文化上的重大威協。這些‘重大威協’的本源，本來是人類創造出來福利社會的；但今天人類已沒法主宰自己所創造的東西，於是那些創造出來，本是為福利社會之東西，遂變成了人類重大的威協！”(參看唐氏講詞，世界人文主義與中國人文主義，人生第二一七期)所可惜者，唐氏雖自稱其所號召的人文主義，不同於西方的人文主義，但終無法自拔於人文主義的窠臼與羈絆。因此，他不不能根本了悟人類何以“沒法主宰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以及現代人類何以“遭受到許多文化上重大威協”的厲階與根源。人類文化，有兩方面的關係，一為人對外物的控制；一為人對神的責任。前者固以人為主，後者當以神為本。(參看拙著‘原道’十一章，一六九，一七Ｏ頁)不幸人類從神得到權能治理萬物以後(創一26,28)，卻忘恩負義，目中無神，不復尊奉上帝為主宰；妄想自尊為神(創三5)，造塔通天(創十一4)，作“頂天立地”的主宰，這乃是人類一切禍亂開始的根源！(創十一5～9)人文主義者，昧於此中根本大義，僅見世界禍亂之浮表，偏弊之外形，以“觀念上的唯物主義”和“行為上的唯物主義”為詬病；不知探本窮源，“尊主為大”，為罪自責，卻以為解救之道，端在“立人極”，恢復“人的主體性”，“使人自己變大”；他們以為“把自己變大”，只要“除去內心的渣滓”，擴大“胸襟和德量”；這樣“人的智慧，便可增加，人的智慧增加些，人的力量便亦更能強大些，人的力量比其所創造的東西強大，則人便可主宰人之所創造的東西了。”(見同上唐文)這種自比主宰的‘大人哲學’，當然建立於‘人性本善’，‘天人合一’的信念之上；乃是一種最極端的人文主義。他們認為“就人之最高可能性去看......人心可以通於天心，接於上帝；天心和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於大人聖人之心”。(同見上唐文)這種道理，顯系自負自義，揚己抑神，以無限崇高聖潔的上帝，等而下之，比諸‘大人聖人’，且以“上帝也不能超越而外於大人聖人”，則其所見，不僅等於‘井蛙窺天’，且與無神論者，初無軒輊。至其所謂“增加智慧，加強人力，擴大德量，便能主宰人所創造的東西”云云， 則尤為天真的幻想。我國學人，希聖希賢，志固可嘉；著者得救以前，嘗於此堅苦自勵，奔走勸世，亦為一個強烈的人文主義者。惟是人類自始祖犯罪以後，根本已經毀壞了“上帝的形象”，“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耶十七9)語云：“人心不古”，“本性難改”；我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祗是行出來，由不得我！”(羅七18)我們行善毫無能力，遑論“擴大德量”！復何敢在神前夜郎自大，惟我獨尊；自負自義，干犯聖怒。滿召損，謙受益；吾人惟有俯伏謙卑，憂傷痛悔，求神恕有，庶免沉淪。有，庶免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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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我自義，‘聖人悲劇’ 〗
老我自義，‘聖人悲劇’──尤有進者“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三3,6)“血肉之體，不能承受上帝的國；”(林前十五50)人類得救，不在浮表的所謂‘擴大德量’，乃在根本的救贖與重生！儒釋各教，雖有一套精美的倫理道德的系統，以及存心養性，明心見性，乃為自救的辦法。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見道德經第十八章)可見仁義道德，並非救世的大道。世人希聖希賢，成仁取義，雖曰其志可嘉，可惜未務其本。質言之，他們根本的毛病，乃在否認人類原罪的嚴重事實，昧於救贖與倫理的必然關係。尤其不知救贖乃為其本，倫理僅為其末；因此他們弘道說教，亦祗舍本遂末，絕對不能解決罪惡問題，不能拯救這個失喪的世界。現在人心日壞，惡貫滿盈；即可證明，人類自救，全屬空想。(關於這點，拙著救恩論，另有詳論。)基督教雖亦是一個倫理的宗教，但其本質上卻是一個救贖的宗教。因此基督教的倫理，乃有其與一般自然宗教，不同的特徵。其一是淵源的不同。聖潔公義，乃是上帝的屬性；道德律法，應以上帝為其至高的制訂者。祗有永生上帝的兒子，主耶穌所流的寶血，才能洗淨世人的罪；祗有本乎永生上帝的恩，因着我們信耶穌基督為救主，把他的義歸給我們，才能滿足上帝公義的要求，使我們在上帝面前稱義。其二是標準的不同。其他宗教的義，乃是自然的，不是超凡出俗的；乃是相對的，不是至聖至善的；因此，在上帝面前“都像污穢的衣服”(賽六四6)。而基督教的義，乃是超越的，神授的。我們若非藉着聖靈，斷不能成為聖潔，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我們若不是與上帝的性情有分，亦斷難合於上帝公義的標準(參看彼前一2;彼後一4)。語云：“壯士不能自舉其身”；同理，世人的義，亦不能超凡脫俗，達到上帝的標準。主耶穌說：“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太五20)可見自然宗教的義，不合上帝的標準。其三是果效的不同。其他宗教的義，乃是老我的自義，乃是自我存養修持的結果；基督教的義，乃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他能使罪人心志更新，穿上新人，照上帝的形像，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22～24)。所以，嚴格的講，如果不是真正救贖的宗教，決不能成為真正倫理的宗教。好樹才能結出好果。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一個人如果不藉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是無由脫離敗壞的轄制，結出聖靈的果子，變成主的榮形，成為神的兒女，進入天國，得以無瑕無疵站立在他榮耀之前。 我國儒家致力‘存心養性’的工夫，妄想靠老我的自力來“擴大德量”，“超化自己”，成為完人，卻終不能達成‘知行“擴大德量”，“超化自己”，成為完人，卻終不能達成‘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完滿境界。這不是我們的苛論，甚至儒家學者，亦不得不承認，這乃是“聖人的悲劇”！(詳見拙著‘原道’八七，八八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