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性別意識反思
--------------------------------------------------------------------------------
作者: 李玲
摘 要：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角度考慮，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性別意識的反思，將有利於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從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現代性要求考慮，反思其男性中心意識符合“歷史觀點”這一文學批評標準。本文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和個體的差異性這一價值立場。這包含着對封建性別等級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對以平等為名義用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壓抑性別差異性、壓抑個體生命差異性這一歷史的反思。這一種性別立場是對男權文化傳統的本體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輪迴式的反叛。
一、回應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需求
從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角度考慮，對中國現代文學傳統進行性別意識的反思，將有利於當代文化的精神建構。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必須回應當代精神建構問題，必須能夠為當代文化建設提供思想資源。這就要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問題必須從當代文化中產生，同時它對問題的回答也必須儘量整合進當代先進的思想資源。因為“……無論是現代文學研究迄今為止的歷史，還是那悠久的在清代被稱為‘國學’的傳統，都一再表明了，研究者對當代生活的深切關懷，每每正是人文學術的活力的來源，”[1](p81)也是學術的價值之所在。而當代文化的男性中心意識仍然十分嚴重，這在當代文學創作與批評中就有明顯的表現。男女兩性主體性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與個體的差異性這個觀念，在當代文學創作和當代文學批評中，遠沒有如民主、自由等觀念那樣成為精英知識界的共識，更枉提大眾層面的普遍認可了。至少它遠沒有普遍進入作家和批評家、研究者的潛意識而成為一種內在、自發的人文價值尺度。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具有很強的同質性，許多當代問題都應該溯源到現代文學中去進行深入反思。
至今，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現當代男性作家普遍同情女性苦難遭際、普遍讚美女性歌頌女性，便是男性已經充分尊重女性的表現，便是性別意識問題已經不成其為問題的理由。當然，男性作家同情女性苦難遭際、代女性提出控訴，自然是要比認為女人本來就該死那要好得多。然而，這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現代啟蒙男作家、革命男作家，中國新時期男作家，對女性苦難遭際的描寫，往往還是從男性視閾出發進行創作。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除了作為受難者而成為男性控訴封建禮教、敵對階級、極左專制思潮的道具之外，主要還成為作品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視閾中的男性精神對象物和男性慾望對象物，成為男性主體視閾中的客體。一種性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層面上以另一種性別作為精神對象物和欲望對象物，本無可厚非。關鍵在於這種客體化的前提必須是以不壓倒異性生命邏輯為前提，必須是兩性之間的文化對話、立場對話，而不應該是一種性別的獨白與專制。兩性必須是互為主客體的存在；同時男女又應是多元並立的主體。問題就在於，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這種對異性的客體化，往往單方面發生在男性把女性對象化上，而不是男女雙方相互進行的一種行為。更為嚴重的是男性作家在把女性客體化、對象化的寫作中，往往並沒有同時或在另一層面上整合進女性視閾，往往壓抑了女性自身的生命邏輯，甚至包含了一種性別對另一種性別的霸權統治意識，把女性對先進男性、先進意識形態理念的臣服作為她們獲得同情的前提，從而壓抑了女性主體性，使得女性在男性同情、悲憫、讚賞、鄙視的目光中再次淪為男性中心文化中無言的他者、在場的缺席者，成為附屬於男性的第二性。女性或於苦難中沉淪，或獲得拯救，表現的往往都不過是男性對女性世界的價值判斷或想像性期待，而不充分表現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實與生命欲求。
至於男作家讚美女性，也存在是否尊重女性自身生命邏輯、是否尊重女性主體性的價值差別。周作人曾經激烈地說過：
“我固然不喜歡像古代教徒之說女人是惡魔，但尤不喜歡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頌揚女人是聖母，這實在與老流氓之要求貞女有同樣的可惡：我所贊同者是混合說……”[2]( p419)
原因便在於這種頌揚，表面上看起來要比“男女之別，竟差五百劫之分，男為七寶金身，女為五漏之體”[3](p593)的惡咒友善得多，但實際上仍不過是出於男性一己渴望被拯救、被庇護的心理需求而對女性所作的假想，並沒有顧及女性生命的真實性，在把女性界定為道德楷模、美的典範的同時，剝奪了女性合理的生命欲求，從而對女性生命豐富性形成壓抑、造成異化。中國現當代文學，有從女性自我生命邏輯出發發掘女性人性美的創作，但也仍大量充斥着這種從男性視閾出發、忽視女性內在生命需求的聖母頌歌。至今的文學研究、文學批評中，尊重女性生命本體價值、理解女性自身的生命邏輯，也就是說從主體性建構的層面上尊重女性，顯然遠沒有成為共識。
有一種觀點認為，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創作中存在大量關於女性慾望的描寫，便是女性主義濫觴的結果，由此認為現在是女性主義走過頭、應該收束的時候。這種觀點恰恰是出於對女性主義的無知、對男權中心文化現狀的盲視。九十年代的男作家創作，往往大量鋪寫女性慾望，認可女性慾望，確認女性心理中確實存在種種非常態的性需求，諸如被虐、被強姦、妻妾成群等。這種性開放描寫，仿佛是對女性慾望的寬容、對女性人性的解禁，但實際上卻是通過操縱話語霸權，在女性沉溺於種種不平等性關係的描述中，暗暗確認了男性文化對女性施虐的合理性，確認了男權文化關於女性卑賤的本質界定，使女性在性主動的表象下再次淪為男性縱慾的對象、踐踏的對象。八、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女作家打破男性中心意識重圍，在創作中建構女性主體性，從而使得當代文化出現珍貴的性別多聲部局面，顯出性別對話場景。但女作家對女性主體性的艱難建構，遠未足以形成扭轉男性中心文化專制局面的力量。倒是女性在寫作中訴說自我欲望這一女性發現自己的主體性建構行為，在男性性消費眼光的窺視下，很容易地就被蛻變為對女性自我的異化事件，反過來消解了女性主體性。受市場利益原則驅動，某些女作家也自覺不自覺地把女性慾望演化為取悅男性慾望的工具，通過自我客體化、自我奴化來爭取為男性中心文化所消費，從而達到暢銷目的。女性慾望依然成為暢銷的文化消費品，恰恰證明了當代文化中男性中心意識無所不在的事實。這一男權傳統，有它的古代性文化根源。從古代小說戲曲，一直到近現代通俗文學、現代海派文學，再到九十年代文學，這種把女性作為純粹性客體從而消解女性主體性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綜上所述可知，現當代文學創作中仍普遍存在男性中心意識、普遍存在以女性為消費品的性別奴役觀念。這就亟待有一種主張男女主體性平等、並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差異性、個體差異性的人文價值觀念來完成文化轉型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