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認同差異性的人文價值尺度

　　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首要的問題是用什麼來反思，也就是說你用以反思的正面價值立場是什麼。

　　這裡首先涉及到的問題是解構與建構、現代與後現代的關係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現在是解構的時代，是“主體已經死亡”的後現代時代，不應該再提兩性主體性平等的觀念，不應該去建構什麼，只有永遠的批判與解構才是合理的。這種觀點的錯誤在於：一是對中國文化現實缺乏切合實際的把握；二是對西方文化語境缺少深切的理解；三是沒有正確理解批判與建設、解構與建構的關係。

　　“在後現代主義理論家那裡，如福柯就認為啟蒙製造了‘進步’的神話，但是仔細想來，則正是歐洲經歷過了‘啟蒙’的文化階段，而我們恰恰沒有這種文化經歷，因此，照搬生長在另一個文化語境中的理論，是往往要出問題的，哪怕是大師的話也得打個問號。”[7]
而且，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後現代性並不必然地意味着現代性的終結，或現代性遭拒絕的恥辱。後現代不過是現代精神長久地、審慎地和清醒地注視自身而已，注視自己的狀態和過去的勞作，它並不十分喜歡所看到的東西，感受到一種改變的迫切需求。” ( p27)

　　針對中國現當代文化實際，參考西方文化中現代性與後現代的關係，當前發展中國文化，顯然並不是要放棄在中國現代社會中本來就沒有得到長足發展的現代性，而是應該在以現代理性精神、生命意識批判封建專制思想、等級觀念、奴性意識的同時，也整合進後現代文化的思想資源，從而在建構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同時保持對現代性的反思，從而構成“現代性的張力”[8]，否則我們的文化在許多方面都只能滯留在前現代文化的壓制生命合理性狀態。當前，不懈地解構中國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識，與積極地建構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義人文價值觀念，應是事物不可分割的兩面。我們只能在建構合理的女性主義人文價值觀念的同時，堅持在不斷變化的文化實踐中保持對已經建構以來的觀念進行動態反思，才可能完成不斷解構男權中心意識的文化使命。正面價值立場的匱乏，必然要導致批判的乏力。

　　我們首先可以整合的理論資源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馬恩着重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關係來分析婦女問題，認為婦女受壓迫的起源在於社會分工和階級的出現， “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9]( p71)。這無疑抓住了婦女問題的一個根本點。這個理論，在分析當今中國社會婦女問題的許多方面時仍然十分有力。但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中，往往存在被國家權力話語政治化的弊端。中國自解放區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一般着眼於讓婦女“投身社會革命、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洪流中，在社會/階級/集團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於社會底層婦女，主張知識女性要向工農兵學習，改造自己的世界觀”[10]，同時，還側重於以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作為婦女解放的普遍標準，從而忽略了個人主體意識的獨立價值，忽略了對男/女兩性不平等關係的審視，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解放婦女使命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婦女解放的初衷。

　　西方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批判男權觀念的外來現代文化理論，自身內部就有多種流派，在解決中國文化的男性中心問題時，自有其適用的一面，也有其水土不服的地方，但其解構男權中心意識、注重女性意識的覺醒這一核心內涵應是符合當代中國文化的建構需求的。我們在吸取其批判精神的時候，應該仔細辨析這種理論產生的西方文化語境，仔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化的性別意識狀況，由此深入探討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在解決中國文化問題時的有效性部分和需要修正的部分，從而針對中國現當代文化的男性中心實際建構本土化的中國女性主義理論。實際上，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者，在接收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時候，一般都比較謹慎地迴避了“女性比男性優越”的激進女性主義立場，而普遍注重男女兩性的差異性與平等性的統一。

　　反思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問題，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思想資源，便是中國現代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合理的性別思想。如前所述，中國現代文學在其性別思想的最高成就點上，已經包含着對現代婦女問題的較為深刻的思考。當代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關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但對周作人等“五四”啟蒙思想家的現代女性思考，顯然對接不夠。

　　反思中國文學中的性別問題，同時還應該注意從當代哲學發展中汲取理論資源。胡塞爾的“交互主體性”概念、拉康的“主體間性”概念、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都包含着對主體性哲學中主體對客體霸權意識的反思、批判。當代女性主義批評應該汲取這一思想資源，建構起性別關係中的主體間性意識、對話意識，從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權文化把女性客體化中所包含的霸權意識，也避免女性主義批評中可能產生的偏狹性。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古代文化講陰陽互易互補，並沒有歧視女性的意思；而且中國文學之中充滿陰柔之氣，本身就是對女性氣質的嘉獎，所以我們只要避開宋明理學、回到中國古代文化經典中就可以了。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就在於無視中國儒道文化的角色等級觀念中所包含的專制性質。實際上，中國儒道文化傳統，在哲學思想上，一方面強調陰陽互補、陰陽平衡的辯證關係，另一方面又強調陰陽的角色分工，確定了陰不可以越界而居陽位的基本準則。這實際上就在思維中確立了陰陽關係中陽為矛盾的主要方面、陰只能居於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角色意識。“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11]( p18)，“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12]( p33)抽象的陰陽關係落實為具體的君臣關係、夫妻關係時，居於陽位的君王、夫君可以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13](p8)的原則，行充滿陽剛之氣的乾道；也可以奉“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14](p60)之訓，行以柔克剛的謙謙之道。無論出入左右，他們始終是具有主體性地位的矛盾主導一方。而居於陰位的臣子、妻妾儘管在個人修養上也可以追求天道光明而致“元亨利貞”[15]( p1)，但“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16](p35)其在角色意識上卻始終不能陰乘陽位[17]，只能謹守“乃順承天”的“柔順”品格[18](p25)，以輔佐君王、夫君來完成自己的角色使命，是不具備主體性地位的矛盾次要的一方。這種在角色意識上確立等級關係而非對話關係的陰陽思維，就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無論如何辯證，無論如何強調陰陽互易，無論包含多麼深刻的哲學智慧，終究仍是一種維護君貴臣卑、夫貴妻卑的、內在地包含着專制性質的文化。其“表面的二元實際上乃是一元的統治”，

　　“表面上看是一種二元對立思維，主張事物的矛盾性和辯證關係，但實質上則是擇其一端而捨棄另一端，暗中施行隱蔽的權力話語力量，對‘異己’和‘他者’加以排斥，進而趨向於某種文化暴力和霸權。”[19]( p22)

　　除非當代文化能夠在儒家《易傳》之外、在儒道釋思想之外對《易經》進行新的闡釋，剔除其角色等級意識，從而建構出符合中國文化轉型需求的新的文明，否則，簡單地談回到中國文化儒道釋經典中是無益於當代性別意識的反思的。

　　如何整合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西方當代女性主義理論、中國現代性別思想以及當代哲學思想這多種性別思想資源，首先必須從解決現當代中國文化性別問題的現實有效性出發。本文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平等，在主體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別和個體的差異性這種觀念。這包含着對封建性別等級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對以平等為名義用政治化的男性類特性壓抑性別差異性、壓抑個體生命差異性這一歷史的反思。男女兩性在主體性方面的平等，就意味着不能拿男性的尺度作為普遍的人的尺度來衡量女性生命，而應該尊重女性生命自身的邏輯，尊重男女兩性的差異性；同時對性別差異性、個體差異性的認同，也必須以現代多元文化觀念為思想基礎，承認不同性別、不同個體多元並立的存在價值，避免由承認差異性出發而回歸女不如男或走向男不如女的性別等級觀念。倡導男女兩性主體性上的平等，也包含着女性主義立場對男性合理生命邏輯的尊重，說明這一種性別立場是對男權文化傳統的本體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輪迴式的反叛。倡導尊重女性主體性，就要求男女作家只有在承認女性主體性價值的前提下才可以自由地讚美女性人性美、可以自由地批判女性人性惡，就要求敘事文學的隱含作者審視女性人物時必須不含男性偏見，要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審視世界時必須取女性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