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缺席——關於中國大陸基督徒社會參與的思考

迦恩

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1974年世界福音會議《洛桑宣言》

“教會的大業就是改革世界……基督教會組成的原意，就是要將有志改革之士結為一體。基督教的職責，意味着立志以改善世界為己任。”----查理芬尼[1]

有兩個契機引發我思考中國大陸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問題。一個是在四年前，那時我在大陸。有一次我們的城市電視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們教會有些弟兄姊妹想去看望和幫助他們。這時一個弟兄提到我們為什幺不可以以某某教會的名義去幫助他們呢？這是一個信主不久的弟兄，他並不完全了解家庭教會的不公開的處境以及伴隨的安全問題，當然我們教會也沒有名字。後來大家還是以個人名義去了。但這件事給我一個衝擊，在沒有名義，不公開的處境下，大陸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是可能的嗎？

另一件是在今年7月，那時我作為客人在Focus On The Family的總部。那天Dr. James Dobson 就同性戀問題接受電視採訪。我有幸進入演播室。開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幾名工作人員一起為Dr. James Dobson禱告。剎那間我淚流滿面。我向神禱告說，求你幫助我們的國家，讓有一天基督徒的聲音能在政治的，學術的，教育的等領域中被聽到，神的心意能運行在我們的社會。這時前面所談的“可能嗎”的問題退到了一邊，“怎幺辦”的問題浮現了出來。

在本文中，我試圖結合社會現狀談談大陸基督徒社會參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們是否仍將缺席？

在20世紀初，中國基督徒受到了強烈的衝擊，以義和團運動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許多地方的教堂遭到洗劫，傳教士被殺害。20年代初的非基運動再次掀起了一場知識界對基督教在中國的信仰實踐的批判，攻擊。在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國教會開始了本色化運動。自此以來，教會一直作為弱勢群體，除了由西教士推動的在慈善，教育等領域還在不斷參與以外（本土教會人士參與較少），在學術，政治，文化等層面的聲音愈來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靈魂的曠野呼喊退到了一邊。作為對社會大潮的反動，本色化教會的神學越發強調靈命進深和聖潔，成為分別為聖的一群人。在這種背景下，從現象來看，教會在中國當代社會參與的許多方面缺席了。這是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的歷史因素。

1949年後，隨着一系列政治運動，新政權對教會的控制越來越緊，及至關閉了教會。78年後，雖然陸續開放一些官方的三自教會，但總體來講，屬於“一坐二拍”[2]的角色。而作為打壓對象的家庭教會，更是無力也無門參與。政策的限製成為中國教會社會參與的現實因素。

當然我們都公認不論是1949年前的奮興浪潮，還是1949年後家庭教會的驚人倍增，都像一股潛流一般在無聲地塑造着我們民族的未來。但不可否認，因着歷史和現實的制約，我們在社會參與的許多層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遺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歷史和現實的制約帶來的無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3]卻被掩藏了起來。就如卡爾.亨利（Carl Henry）指出的, 福音不再向世界政治和經濟情況發言，基督教信仰和社會改革運動隔離了，神國度的宣揚與現實光景不生關聯，其後果是教會把自己和福音一同藏在盾牌後，形成了所謂的“聖民區”。[4] 福音和教會在當代中國就處於此等光景。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與此伴隨的，當我們結合中國社會現狀，我們看到還有許多“未得之地”。

“未得之地”既包括大陸還有許多未聽過福音的族群，更包括了與社會參與相連的政治，學術，文藝，教育，倫理等領域的福音化問題。這些“未得之地”是神的應許之地，也是我們要努力進入的。而今天，後者的進程已顯得極為必要了。

1， 福音的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直接影響着目前的福音果子。舉一個小例子。在目前大陸的許多教會都已開始兒童主日學的事工。許多孩子在其中認識神，學會禱告，學習成長。但一進學校，自然課或社會發展史的學習和考試就成為孩子和家長極大的挑戰。一種物質主義和無神主義的世界觀到處瀰漫，成為孩子生活的氛圍。孩子心中的福音種子能否紮根，需要一個健康文化的塑造和支持。縱使無法要求完全的福音文化，至少能有這樣一個亞文化的存在，為他們提供可供支取的資源。可以說，目前許多的福音成果都要求透過社會參與獲得鞏固，並通過改變文化的氛圍使之活化。

2．福音的社會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成為福音更進一步傳播的制約瓶頸。目前有的人開始在提“福音的第三工場”[5]，指對知識分子和高校學生的福音工作。這個工場的拓展實在需要文化福音化的配合。

3, 是時代的需求。全球化的浪潮讓我們無法關起門來獨善己身，要麼改變世界，要麼我們被世界改變。 目前中國已進入傳媒的時代，各種傳播媒體無孔不入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生活。各樣的異端邪說層出不窮，搶占思想的陣地。基督徒有責任作出響應，在傳媒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預備一個可接納福音的土壤。我們今天的退縮會帶來我們明天的退場。

4．是基督徒社會使命的要求。基督徒除了有傳福音的大使命（太二十八19-20）外，還有社會的和文化的使命。耶穌在登山寶訓中（太五13-16）用鹽和光的比喻，生動描述了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責任。他強調說，“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基督徒不只是天國的國民，也是地上國度的公民，在地上的權利和責任不因其信仰而有任何的折扣，更因本着信仰的良知善盡職責。1974年在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大會指出，“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與，同為基督徒的責任。”

社會參與的“未得之地”召喚着我們，呼召我們在新的領域為基督打美好的仗。

積極的心態

我們應從何處着手呢？首先我們要調整我們的心態。許久以來，人們已經習慣以對抗性和負面性的心態來看待中國的社會環境以及教會，基督徒和政府的關係。這個負面性的判斷當然是基於事實基礎上的：在一個以無神論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中，信仰不能得到充分地表達和自由地傳播。但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1992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教會的內部也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這一切一方面在為我們提供新的傳福音的機遇，另一方面也為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提供着新的可能性。我們需要反思，這種對抗性的心態是否遮蔽我們的看見，讓我們無法看見和配合聖靈那漸進而穩步的帶領，無法看見神已在新的領域為我們敞開的服侍之門？這種心態是否帶給我們過多的批判，而妨礙了全力的建造？是否讓我們沉浸在一種崇高的悲壯感中，而成為離群索居的族類呢？一種積極的心態意味着我們從過去的變化來展望未來，以一種建造者的熱誠參與中國的各項建設，在其中發現神的帶領，見證神。我們既不要陷在一相情願的以為“什幺都可做，逼迫不存在……”的幼稚病里，也不要陷在一種“黑暗一片，無路可走”的悲觀里。求神幫助我們可以看見。

新的變化

我們來看看中國社會結構的一些變化。

首先，官方意識形態已失去其原有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的鋒芒，在一些舊有話語系統下裝的卻是實用主義的本質。這種外強中乾的意識形態正成為中國進一步發展的阻礙，而官方也為此頭痛不已。經濟發展伴隨的道德墮落，犯罪率提高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越發顯出了意識形態的無能。江澤明近兩年屢次大講“以德治國”的問題，但“以德治國”的內核是什麼則很空洞。政府中的一些有識之士在考慮從哪裡支取資源的問題。基督徒能否切入這樣的時代呢？現實為我們提供了多大的發言空間呢？

第二，中央大一統被削弱，跨地區跨行業的條塊分割的局面在某些領域如經濟，教育等開始出現。這種地區條塊分割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政策的空間很難從只觀察法規條文得知。一方面執行法規的執行者的個體差異很大，另一方面各地區的工作中心不一樣，因而對同一法規的重視程度和寬鬆度也不一樣。因此在一個地區不能做的，在另外的地區或許視若平常。但我們也不能因某件事的成就就推論類似的一定能行，或在一個地區能行的在別的地區就一定能行。

第三，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為民間力量的社會參與提供了越來越多的空間。一方面越來越多官辦的協會在走向民間化，另一方面民間也開始獲許可建立一些服務和研究性的協會或研究所。

另外教會本身也在出現一些變化。

第一， 青年人比例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家庭教會。據我所在的城市的情況，很活躍的帶領人大約有10來個，在他們的教會中，青年人比例都超過70%。青年人或許不成熟，但他們有衝勁，他們有熱誠，積極地把所信的告訴人，在工作單位見證神，甚至包括一些在黨政機關工作的。他們沒有太多歷史的包袱，也較少被逼迫的陰影，只單純地認為個人表達心中的想法是天經地義的。有個弟兄曾告訴我，既然佛教徒可以到處講修身養性，我為什幺不可以講我生命的改變。

第二， 信主的專業人士越來越多。許多的經理人，編輯，記者，計算機工程師等專業人士信主，雖然比例不高，但真正有委身的一個人發揮的功用勝過沒有委身的一群人。在一些城市也開始出現商人團契等專業團契。

第三， 城市家庭教會和學生團契的興起。這些新型教會充滿活力，帶領人大多是89年後信主的，受過好的教育，他們不斷探索新的服侍渠道。目前許多這類教會在經費上已能自給。

上述變化是為我們的社會參與帶來了新的服侍空間。

一些觀察

我先分享我見到的一些事例。

之一，某基督徒攝影家舉辦一個別開生面的攝影展，與會人士紛紛發言，談及從攝影作品看上帝的創造，信仰和美的關係等主題，當地媒體也做了頗多報道。

之二，某專業機構和國內某部門合辦中美家庭講座，講員從基督教角度談家庭建造和社會的婚姻家庭導向，反響強烈。

之三，某機構和國內多所大學連續多年合辦高等教育研討會，主要講員都是海外基督徒學者，潛移默化影響了許多人。

之四，出版領域：有兩種類型的書開始有空間許可得以出版。一類是神學思想性的，如潘霍華的《作門徒的代價》，伯克夫的《基督教教義史》等。另一類的是實用生活類，作者兼具信仰背景和專業背景，已出版的如Dr. Robert Hemfelt 的, Dr. James Dobson 的等。這些書的出版並不意味着政策的某種實質性調整，而是表明有些執行政策的具體的人在觀念上的某些改變。

之五，某天偶然翻一本國內著名的教育雜誌，很驚奇地發現有兩個作者是我熟知的基督徒，他們的文章深入淺出，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聖經精義的發揮。後來我和其中一個作者談，他說，教育這個陣地，若我們不去占，其它的思想就會湧進去，所以我們要盡力發揮正面的影響。當然怎樣活化《聖經》的道理是需要考慮的。

在我看來，這些事件不僅有福音預工的性質；它參與改變中國文化的特質，改變文化的氛圍；破除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許多偏見；同時它向世人表明基督教能為今天中國的許多現實問題如婚姻家庭，道德建設等提供豐富的屬靈資源。雖然這股潛流極其微弱，但假以時日，必產生廣泛的影響力。

從文化傳播來說，最淺最表面的東西通常最先被接受，而最本質的內核要經過無數次的較量衝撞後才可能被廣泛接受。在基督信仰的傳播中，救恩無疑是我們的內核。從本質來說，這個內核對中國固有文化是異質性的；從現實來說，這個內核的傳播沒有獲得合法化的許可。因而與救恩相連的國度拓展和教會建造自然免不了被打壓的命運。但在學術，出版，傳媒，社會倫理等方面則有很大的潛力可挖，值得我們去參與。

幾點分析

從筆者的視野，目前大陸基督徒的社會參與有以下特點。

1． 參與的主體。目前主要以個人或專業機構的名義在進行，有少數地方的三自教會也在參與一些政策的討論。

2． 參與的領域。目前海外團體主要可參與扶貧，慈善，專業交流等。國內基督徒可參與社區服務，經濟，教育，傳媒，學術等領域。

3． 參與的重點。我認為目前的重點應放在文化傳播領域，改變文化的氛圍。一方面這個領域有許多事切實可行，同時也有更持久的影響力。比如學術領域，如何透過研討會或叢書的出版介紹基督教，破除中國人認為基督教是西方的，是霸權帝國主義的工具等偏見就是很現實也很有意義的事。

當涓涓溪流匯入大海時，它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價值。我們也惟有在神的永恆計劃中才得以看見我們今天零零散散的工作的價值。

後記：介於作者所接觸的多為大陸知識圈，所以本文所用例子多為知識圈中的。我盼望接下來能更深入的針對普通基督徒怎樣切實地參與社區，文化傳播等發表意見。（本文發於海外校園《舉目》2002年5月總第六期）

參考書目：

1，《基督徒的公民責任》約翰。百尼德着（John C. Bennett）,台灣基督教長老會出版，1984

2， 斯托得（John Stott）《當代基督教與社會》，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6

3， 3，D.A.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od and Culture ,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4， 葛倫斯（Stanley A.Grenz）與奧爾森（Roger E. Olson）合着的《二十世紀神學評論》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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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托得（John Stott）《當代基督教與社會》第一章，台灣校園書房出版社，1996， P21

[2] 指大陸政治中，宗教界和民主黨派人氏在各種會議中“陪坐陪拍手”的陪客地位。

[3] D.A.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od and Culture ,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preface

[4] 葛倫斯（Stanley A.Grenz）與奧爾森（Roger E. Olson）合着的《二十世紀神學評論》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8年版，P.343

[5] 觀察家指出：家庭教會和三自教會是第一，第二工場，知識分子群體是第三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