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精神的戈壁》之四
楊愛程

那次運動之後，我母親和許多被認為「歷史不清白」的人，都被帶到縣城裡關起來，美其名曰「集訓」。大哥和大姐每隔一段時間去看一次，來回步行上百里路程。平時他們又都在十幾里地以外的小鎮上學，家裡祇剩下三個最小的。祇有到了星期六下午，才能盼望大哥或大姐回來頂替母親的角色。

我想我可能是今天中國人中少數對「人民公社」多少還存有好感的人之一。因為，當時父母都被帶走了，大哥大姐也不常在家，三個小孩子根本沒有能力照顧自己。二姐倒會做一點簡單的飯食，無奈糧食沒有了，柴火沒有了，油鹽等物沒有了，好心的同族人雖然可以偷偷地幫上一把，但到底不是長久的依靠。正在這時，「人民公社」來了，大家都到「公共食堂」免費就餐。村里辦了幼兒園，我被帶到那裡和村裡的所有孩子住在一起。因為沒有起碼的衛生防疫辦法，我和別的孩子一樣，不時染上一些奇奇怪怪的傳染病，害得我哥哥請假回來背着我去十幾里地以外的鎮上去看醫生。儘管如此，我在那裡玩得很開心，又有人管吃管住，倒也省了許多事。五八年秋天我母親被放回來時，我甚至有一段時間對她感到生疏，只知往幼兒園跑。

但是好景不長，「地上的天堂」來得快去得也快。存在了不到一年的「公共食堂」，把農民幾年裡積存下來的糧食耗盡了。先是細糧不見了，後來粗糧也定量供應了，再後來就只有越來越清的大鍋「粥」了。其實那已經不能叫「粥」，不過是開水煮野菜而已。記得有些日子，每個人每天的定量只有二兩糧，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還要從中剋扣，留給「社員」們吃的也就只有清水和野菜了。除了野菜，食堂里還試着用鋸末加上麥麩做成饅頭，或者把麥田裡割掉莊稼後留下的麥草根再挖出來，磨成粉，摻上麥麩做饅頭。所有的辦法都想過了，也試過了，饑荒卻更加嚴重了。終於，「公共食堂」辦不下去了，只好關門大吉，讓大家各自在家裡起伙。沒有糧食、蔬菜、柴草、油鹽，很多人甚至連家常用的鐵鍋都沒有了，因為在「大躍進」中，鐵鍋被抄去「大煉鋼鐵」了。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都遭受到極為嚴重的大饑荒，每天都有人餓死。僅甘肅一省，就餓死了幾十萬人。據有人估計，在那段時期，全國餓死的人數在二千五百萬到四千萬之間。一到秋收季節，大批幹部被派到農村來監督收割過程，除了留下種籽和少量口糧外，全部被押運去送交國庫。幹部和民兵還有機會趁着值勤的時候私分糧食，「五類份子」和一些不被幹部信任的人，就只能從地里尋找遺漏的禾穗和洋芋，以補充不足。所以，連續幾年，都是冬天未過，口糧已盡。春天播種時，人們想方設法偷種籽吃，夏天莊稼還未長熟，人們又去偷青穗。此外，就只有靠採摘山裡的野草填肚子了。我們村裡有一個青年人餓得實在熬不住了，一天夜裡把原屬他家，後來交給「生產隊」的耕牛偷偷地牽出來，身上背着一口鍋和一些乾柴，到一個離村子很遠的山溝里去，把牛弄死了煮肉吃。也不知道他吃了多少，總之一直到撐死為止。這種死法雖然顯得很痛快，其實也是在飢餓的逼迫下出現的自殺行為。

那時，我父親也被釋放回來了。他是因為沒有糧票而餓了好幾天，買不到車票，忍着飢餓步行了好幾百里路回到家的。沿途只能靠好心的村民救濟才沒有餓死。回到家時，雙目已十分模糊，雙腳腫脹發紫。父親在母親照料下慢慢地恢復了健康。

他似乎被「勞動改造」成了一個極為馴服的人，從來不多說一句話，甚至連教訓子女的天然權利也放棄了。在五九年到七八年的二十年裡，每當下雪或霜，他都要早早起床，去為村黨支部的房頂和院子義務清掃。我只有到後來才明白，他這實際上是為了保護我們。因為按共產黨的「大道理」講，像他那樣「被改造好」的「階級敵人」不再對子女有「反動」影響，因而其子女就有可能被「教育」好。

我父親回來後不久，就遇上了大饑荒。他和母親一起想盡一切辦法尋找可吃的東西。在最困難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一家人只能靠吃野草度日。父親懂一點中藥知識，有效地防止了我們誤食有毒的東西。那時，因誤食毒物而中毒的很多。父親後來對我說：「那時我最擔心的就是你，覺得你每天都有死去的可能。」

然而，母親卻另有想法，她堅信她的主一定會保護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們。她只是更多地禱告，更多地唱她那時常唱的讚美歌：「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父神喜樂。」（哈巴谷書三章十七，十八節）這首配上了中國北方民歌曲詞的讚美歌，給了她和全家人極大的精神安慰。

同時，她用全部的力量和智慧尋找足以維繫我們生命的食物。也許正是憑着她的信心，我們一家人才奇蹟般地度過了困境，全都活了下來。就連我這個最小，因而也最羸弱的，也經受住了死亡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