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生死

文 | 吳獻章

《生命季刊》102期

音頻為洪彪弟兄朗讀：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腓1:20-23)

林肯說：“文章的好壞，不在乎長短。”這可以從保羅的話得到同樣的引申推論：“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生命的亮度比長度更重要。然而，傳統文化向來忌諱談論死亡的華人，讀到被囚禁在羅馬的保羅說“我死了就有益處”、“情願離世……這是好得無比”、“效法他的死”時，不免心中泛起疙瘩：怎麼盡說這些不吉利的話？是活得不耐煩嗎？誰不期望鶴壽松齡，秦始皇不就為此派人出海找仙丹？難道死在羅馬就成了喜劇，而非悲劇？

另一方面，了解保羅對歐洲科學和文明影響之深遠的讀者，更有攔阻保羅厭世的理由，勸他“您可否儘量活久些，不要那麼早就想結束人生？您如果能多一兩次旅行布道，去一趟兩河流域、印度乃至東亞，今天伊拉克、阿富汗可能不會落入回教世界的戰亂，佛教溫床的印度和尼泊爾不必鵠候William Carey，而華人也不必浪費一千八百年，直到馬禮遜才帶來福音！”

其實，這並非保羅第一次提到死亡。在他真正走到生命盡頭之前(提後四6“我離世的時候到了”)，兩次書信顯示出他正瀕臨死亡的威脅。第一次是哥林多後書敘述他在以弗所發生暴動時(徒十九章)，所經歷到“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時，他“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神。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來還要救我們。”(林後1：8-10)，因此陳述“我們在這帳棚里嘆息……我們在這帳棚里嘆息勞苦……願意離開身體……”(林後五2-8)，這跨越死亡的凱歌，對於“人死如燈滅”的唯物主義思維，簡直匪夷所思！

第二次，就是在腓立比書。此時保羅隨着第四次旅行布道到了羅馬，兩年被“捆鎖、軟禁”的盡頭(徒二十八30-31；腓一7、13-14)，他沒有怨天尤人，反倒寫信給腓立比教會，吟唱着“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一20)！這兩書都記載着他踩在死亡線上、甚至不惜跨越死亡的安然，而後者更是“誇張”：“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腓二17-18)這種面臨死亡卻欣然自若的觀點，比妻子過世後“鼓盆而歌”的莊子更具實質的灑脫，也比美國心理學之父William James所認為“生命只不過是燦爛的浪費罷了！”(Life is nothing but splendid waste)，更能帶給人盼望和鼓舞！

寫腓立比書的時候，不僅保羅面臨死亡的威脅，腓立比教會差遣來幫助保羅的以巴弗提也“病了幾乎要死”(腓二27)。其實，我們每天都比前一天靠近死亡，人生是從自己的哭聲開始，在別人的眼淚里結束，正如李斯特在他的《前奏曲》序上寫着：“我們的一生，不就是由死神敲出頭一個莊嚴音符的無名之歌的一系列前奏嗎？”維根斯坦也說：“人一出生，就往死亡直奔。”叔本華說得更尖銳：“人生如拼命前行的船，克服一切危險後，卻在死之礁石前，全舟粉碎。”

祈克果說：“人和動物最主要的分別在於人知道死亡。”然而人有拒絕承認自己會死亡的盲點，正如挪威作家易卜生(Ibsen)最後作品(《當死者復生/When We Dead Awaken》)最後說：“當我們這些死者復生時，我們會看到什麼？我們看到的，就是我們從來都沒有活過。”貝克爾(Ernest Becker)在《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書中指出，人不肯承認會有死的一天，1974年拿了普立茲獎的這位美國文化人類學家說：“沒有信仰的人很難面對死亡。”他臨終前(1974年得獎之後二個月死於癌症！)數個月曾說：“除了凡塵的喧聲外，死亡的聲音一直在我們耳邊細語。沒有任何其他事比想到死亡及害怕死亡，更能使人心神不安了。”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必須思索如何跨越，無論我們承認或不承認！

摩西就為生命短暫而深深嘆息：“你使人歸於塵土，說：你們世人要歸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他們如水衝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詩九十3-6)現代人走在不歸路的歷程中，會經過“四化”：“知識退化，器官老化，思想僵化，等待火化。”瑞士基督徒神經科學家圖尼埃(Paul Tournier)說：“接受年老及接受死亡是一體兩面之事。”想要跨越死亡，得先看透“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雕謝。”(彼前1:24）路德因此說：“即使最健壯時，我們都應當將死亡放在眼前，好讓我們不會期望能在地上永久長存，而能夠──姑且這麼說──一隻腳踏在天上。”

潘霍華說：“逃避死亡是浪費生命的最短途徑。”莎士比亞也說：“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地過這一生，就太長了。”難怪看透人生短暫的保羅，在監獄期間一刻都不得閒，趁着跨越死亡之前的空檔，忙着寫監獄書信(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力門書和腓立比書)，並在被新約學者稱為巡迴書信的以弗所書中鼓勵信徒：“你這睡着的人當醒過來，從死里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們要謹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當像智慧人。要愛惜光陰，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不要作糊塗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14-17)

照理說，進了監獄不就等於被迫退休嗎？退休的人生若沒有焦點，退休就是等死(管理學大師Peter Drucker語)，除非有跨越死亡的視野和動力。難怪天主教修士羅爾(Richard Rohr)說：“人生，就是練習上天堂。對於還沒有好好過一生的人來說，死亡確是個威脅。”聖公會牧師巴貝奇(Stuart Babbage)指出：“退休可以令人生退化成極端自私、自戀、自我沉溺的生活，但也可以成就滿載、細心關顧與服事的生活。”原來，退休(英文re-tire＝換輪胎)也是重新評估個人召命的關鍵時刻，“我們每時每刻都蒙上帝重新呼召，因此每時每刻都是‘出發之時’。”(Karl Barth語) 

葛理翰在他的《樂齡標竿/Nearing Home》中記載一位96歲的老奶奶如何跨越死亡，“打發”年老時光，天天重新出發：“許多獨自在家的時間，我就坐在椅子上，打開禱告的名單，天啊！竟然有這麼多人需要代禱，時間好像不夠用！”葛理翰鼓勵我們這些晚輩，不要一直盯着看自己的軟弱無力，而要把時間花在思想神和祂的能力。保羅臨終前就是如此鼓勵年輕的提摩太：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助，竟都離棄我；但願這罪不歸與他們。唯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叫外邦人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裡被救出來。主必救我脫離諸般的兇惡，也必救我進祂的天國。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後四16-18)

老年的履歷可成世人的資產，即使當事人跨越死亡之後，仍然繼續對以後的世代說話。奧古斯丁73歲時曠世巨作《上帝之城》才修訂成書；加爾文27歲就完成了《基督教教義》第一版，但直到50歲才終於修訂完成第五個版本；約翰牛頓50歲作聖詩《奇異恩典 / Amazing Grace》；約翰‧班揚到了50歲才出版《天路歷程》。路益師雖然成名得早，但也到58歲才完成那套暢銷千萬的奇幻文學《納尼亞傳奇》系列作品；懷海德65歲出版最有影響力的著作，富蘭克林78歲發明雙光眼鏡，威爾第73歲才寫《奧賽羅》，畢卡索則持續繪畫到九十餘歲，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死前一年的79歲高齡還出版長篇小說《騙子菲利克斯·克魯爾的自白》，指揮家史托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甚至94歲仍與人簽署長達六年的錄音合約。

退休觀念是十九世紀晚期的產品，西方世界到了晚近才有養老金。英國神學家休斯頓(James Houston)說：“基督教字典里沒有退休兩個字。”給年輕人智慧的教導，是老年人的責任。聖經先賢到老都沒有放棄呼召，不論是亞伯拉罕、雅各、以賽亞、耶利米、亞拿、西面、以利沙伯……等，這些雲彩般的見證人都成為我們的榜樣，死後仍在說話(來十一4)，提醒我們不論活多久，“換個輪胎”依然為主，更要靠主跨越死亡！保羅亦然，他沒有在監獄中自私、自戀或自我沉溺，他選擇再出發，為了主和祂的教會而活，寫信鼓勵、安慰腓立比教會：“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為你們更是要緊的。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叫你們在基督耶穌里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腓一23-26)

在監獄被強迫退休的保羅，之所以如此掛念着腓立比教會，乃因教會是他在苦難中建立的(徒十六章)，和他有着血濃於水的感情，“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厚恩。”(林後八2)，還體貼地供應他經費上的缺口(林後十一9；腓四15-16)。更重要的是，這教會“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腓一5)因此保羅稱讚他們“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腓四1)，這是保羅賦予自己所建立的教會的稀有“頭銜”，也難怪寫此信時的使徒雖被捆鎖在御營(腓一13)，書信中卻洋溢着超越死亡的喜樂氣息(一25-26，二17-18，三1，四1、4、10)，與卡謬所主張“唯一的哲學問題是為何不自殺？”以及海德格所主張的“人生以死亡為目的”，實有天壤之別。

弔詭的是，哥林多後書和腓立比書這兩封陳述使徒接近死亡的書信，卻充斥着喜樂和凱歌。在敘述“多受基督的苦楚”的哥林多後書中(林後一5)，保羅高唱着“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里夸勝，並借着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林後二14)在敘述“遭敵人驚嚇”的腓立比書中，他“霸氣”地宣告“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12-13)這些“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這打不死，進而超越死亡的經歷(徒十六章)，封殺了(如荷馬的)宿命論的悲觀、哀愁及負面的思維；也駁斥了伊比鳩魯為代表的享樂主義所主張“死亡對我們不算什麼！”的悲壯、無奈、無知的觀點。

從保羅經典的修辭問句“死啊！你得勝的權勢在哪裡？死啊！你的毒鈎在哪裡？”看出(林前十五55)，死亡是“很要命”的！它似乎有“位格”，且如在街市寬闊處、十字路口、城門口、道旁高處呼喊的智慧(箴一20，八2-3)，總借着人間喪禮情景對人說話。福音派精彩的神學家范浩沙(Kevin Vanhoozer)在他《牧師──公眾神學家》(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書中如此描繪死亡(頁251-255)：

“死亡是出類拔萃的講道者，一副棺材會比一個搖籃講出更好的道。智慧人凝視棺材，知道這事有一天會輪到自己。智慧人坐在火葬場，重新認識自己是必死的，就對自己說：‘假如我會死，那麼我應該怎樣活呢？’如果我們預備死，就會知道如何活。”

這觀點和葛理翰的岳父鍾愛華醫生(L. Nelson Bell)所說：“只有那些預備要死的人才會預備好好地活”(Only those who are prepared to die are really prepared to live)相互呼應，也與聖經“你趁着年幼、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就是你所說，我毫無喜樂的那些年日未曾臨近之先，當記念造你的主。”(傳十二1)完全吻合。

從當子路問孔子：“敢問死”時，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看出，我們所尊敬的孔子對死亡的意義並無清楚的解說，未曾跨越死亡的儒家人本主義(與其他宗教或人本哲學)思維，推導不出這“以終為始”的人生觀！反觀神學家赫姆(Paul Helm)犀利地指出：“一個人生命的全部基本上是嚴肅的，他必須在神面前為此負責，向神交賬……對於他究竟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他個人必須向神負責。”只有被“首先的、末後的”上帝啟示、光照(啟一8)，人才能有跨越死亡的眼光，坦蕩蕩地在祂面前活得安然！

保羅敢說“我死了就有益處”如此顛覆性的宣告，乃是因為耶穌已經跨越死亡，從死里復活！基督從死里復活也預告了祂還要再來，且預告了我們身體的復活得贖(羅八23)，保證“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約壹三2)那時，“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祂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腓三20-21)

跨越死亡前的人生完結篇，可能最精彩(Vance Havner語)。被稱為美國最傑出的銀行家摩根(J. P. Morgan)，臨終遺囑很是令人難忘、動容：“我將靈魂獻給救主，全然相信祂的寶血洗淨我罪，並救贖我脫離罪惡，讓我清潔無瑕疵地來到天父寶座之前；唯願所有兒孫，不計危險，不計代價，全力維護捍衛這份可稱頌的全然救贖，唯藉耶穌基督的寶血，一次獻上，永遠有效。”

人生如球賽，最後的分數決定終局的勝負，可見生命的終點比起點更重要。引用馬太福音十三章3-9節耶穌撒種的比喻為引言的班福德(Bob Buford)，在他的暢銷書《人生下半場》第一句話說：“沒有人知道自己將在什麼時候離開世界。但只要我們願意，每個人都可選擇自己的墓志銘。”祁克果也說：“最要緊的是了解自己，明白神真正要我做的是什麼……找到我能為之生、為之死的理想。”約翰牛頓則說：“目前我仍在將死之地，很快就要進入復活居所。”在在提醒我們這些“未亡人”，活出以終為始、昂然跨越生死的人生！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着基督；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或者我也得以從死里復活。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以得着我的。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里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7-14)

吳獻章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教牧宣教 研究中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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