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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歸信的兩個層面，悔改與信心總是相伴而行的。然而，這兩者在邏輯上誰先誰後呢？改革宗神學家對此有三種不同的回答：

 1、信心先於悔改

 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的3.3.1中明確表明：“我們應當毫無爭議地相信，悔改不但是隨着信心而來，也是信心所產生的。”他的基本邏輯是：真正的悔改必須建立在信心所領受的福音根基上。他說：“除非人知道自己是屬神的，否則他不能認真地向神悔改。然而，除非人先明白神的恩典，他就不會深信他屬於神。”（《要義》3.3.2）這一立場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改革宗神學的標準立場，直到十九世紀，賀智父子、謝德等在其各自著名的系統神學中也都跟隨這一教導。

 謝德在其《教義神學》第二卷中，甚至用了六大點來詳細討論，信心先於悔改對於維護福音的純全性是重要的：第一，信心是途徑，而悔改是結果，這意味着信心導致悔改；第二，悔改意味着歸向神，但除了借着基督，沒有人能歸向神；第三，如果悔改先於信心，悔改就成為罪人與基督之間的中介，罪人不能單單憑信心接受基督，而必須先確認其悔改；第四，如果悔改先於信心，那麼，就只有悔罪的人才有基督的贖罪，這與羅馬書5:6矛盾（羅5:6原文是“基督……為不敬虔之人而死”）；第五，悔改先於信心的教義，使得悔改成為律法主義式的悔改，成為基督接受罪人的原因；第六，神在基督之外是烈火，一個人不可能在恩典之外有真正敬虔的悔罪，他只有恐懼。[1]

 2、信心和悔改在邏輯上是交織在一起的，無法區分邏輯的先後

 早期一些清教徒神學家已經有類似的教導[2]，但這一立場最早清晰的表達來自於美南長老會著名的神學家達布理（R. L. Dabney）。在其《系統神學》中，他如此說：“信心和悔改的關係是內在交織的……簡言之，悔改和信心是一對孿生的恩典，兩者都蘊含在新心的恩賜中。他們永遠同時存在。”[3]當代著名的改革宗神學家慕理、傅格森、古德恩等也持這一立場。

 3、悔改先於信心

 第三種立場基本上接受第二個立場，然而將其作了更精細的劃分，即區分了兩種信心：對神所啟示的救恩的信心，以及對在基督耶穌里所提供的救贖的信心（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稱義的信心）。前者是先於悔改的，而對於後者來說，悔改是它的前提（即對罪的認識和悔恨，是信靠耶穌基督的前提）。這一立場最早見於清教徒約翰·鮑爾（John Ball），在其所寫的《論恩典之約》（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中，他如此說：“如果信心被廣義地或一般地定義為對應許的信靠，如果我們悔改並接受這一應許，那麼信心就在悔改之前：因為若沒有赦免的盼望，就不會有轉回；若沒有憐憫的期待，就不會帶着真心的悔恨而回家……但是如果信心被更嚴格地定義，藉此信心我們接受、擁抱或安息於神在基督耶穌里的應許，從而得赦免和寬恕，那麼悔改……必須走在稱義的信心之前。”[4]伯克富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教導悔改先於得救的信心。[5]

 4、對三種立場的評估

 實際上，前兩種立場之間的差異並不如想象中那麼大。兩者的差異中最關鍵的地方，在於兩者對悔改的定義或者說強調不同。後者對悔改的定義是更全面的，包括最初對罪的悔改和絕望，直到歸向神、順服神的整個過程；而前者則主要強調歸向神和順服神的部分。比如，加爾文將悔改定義為：“悔改就是我們的生命真正歸向神，這歸向出於對神純潔、真誠的畏懼；悔改包括治死自己的肉體和舊人，以及聖靈的慰藉。”（《要義》3.3.5）後來他又明確說明，悔改包括兩個部分：治死肉體的罪和得聖靈而來的慰藉（《要義》3.3.8）。[6]謝德雖然也引用了威斯敏斯特大要理問答的定義，但是在他心中，悔改的主要部分無疑也是轉向神的部分，而且他實際上是將對罪的悔悟部分歸到了信心的名下。[7]按照這種對悔改的定義或強調，信心無疑是先於悔改的。

 然而，這種立場存在兩個問題：第一，對悔改的定義並不全面，這個定義沒有包含聖經中明顯論及悔改包括對罪的認識、悔悟、絕望的部分（林後7:10-11；結36:31-32）；第二，這種立場也不能很好地解釋，聖經中一些明顯將悔改放在信心之前的經文（可1:15；徒20:21）。

 實際上，第二種立場更符合聖經總體的教導。正如慕理在《再思救贖奇恩》中所說：“導致救恩的信心是一個懺悔的信心，而導致生命的悔改是一種相信的悔改。”兩者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邏輯上很難彼此分開。信心和悔改可以看作是整個歸信的一體兩面。這更符合聖經的教導：第一，聖經中並沒有嚴格區分悔改和相信的先後順序，有時是信心在前（撒上12:10；徒11:21），有時則是悔改在前；第二，聖經中也常常只用信心，或只用悔改來表示整個歸信，這表明兩者是可以彼此互換的（太3:2；可6:12；路24:47；徒2:38，17:30、34）。

 第三種立場的問題在於，即使是對神所啟示的救恩的信心，也不可能沒有對自己罪的認識和悔恨，否則一個不知罪的人是不可能信靠神的。實際上，信心和悔改是如此緊密地交織，邏輯上無法作出更精細的劃分。

 當然，這也會帶來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回應第一種立場中，有關真正的悔改只能是福音中的悔改的強調呢？首先，當我們說“得救的信心必然是一個懺悔的信心”時，這裡的懺悔只是指悔改中對罪的認識、悔悟部分，並沒有包含歸向神和順服神的部分，如此，不存在悔改作為得救的條件，從而將福音變成律法主義的危險。因為對罪的悔悟、痛恨和絕望本身是聖靈重生的工作，並非個人的行為或功績。正如傅格森所說：“罪人來到基督前時必須是空手而來……本質上，我們的手中滿滿的都是罪或所謂的‘好行為’，然而，自以為滿手都是‘好行為’的人是不可能單單在信心中持定基督的。”[8]這種對兩手空空的認識正是悔改最初的工作。其次，我們也必須毫不猶豫地堅持，對神的徹底轉向和順服，一定是信心白白領受基督的產物。用威斯敏斯特信條的話說：順服是與信心相伴的美德。

 這在教牧上對我們有什麼提醒呢？第一，我們並不懼怕在傳講信心之前，傳講悔改。實際上，我們反而需要強調，罪人要認識並悔恨自己的罪，以幫助他們來到基督面前。

 第二，我們不用太過執着於悔改和信心的先後順序。有的人，由於受路德神學的影響，總是強調要先在律法下定罪，使人真誠悔改，才能信靠基督。然而，正如達布理所說：“但是當我們詢問，新生後第一個有意識的行為是信心還是悔改，結果是由人的靈魂在歸信當時碰巧首先被導向的對象所決定的。如果對象是看到自己的不敬虔，那麼第一個有意識的反應就是悔改的一部分……如果基督是靈魂被首先引導關注的對象，那麼第一個回應就是信靠祂並在祂裡面喜樂。”[9]我們只要記得，真信心一定有真悔改相隨，真悔改一定不可能缺少真信心。

 [1] William G. T. Shedd, Dogmatic Theology, Volume 2, 3r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1), 536-37.

[2] D. P. Ramsey, “Meet Me In the Middle: Herman Witsius and the English Dissenters,” in MJT 19 (2008), 154.

[3] R. L. Dabney, Systematic Theology (Edinburgh: Banner of Truth, 2002), 656-58.

[4] John Ball, 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London: G. Miller, 1645), 349.

[5] L. Berkhof, Systematic Theology (Kentucky: GLH Publishing, 2017), 492.

[6] 傅格森也是這一觀點：“加爾文總是自然地把悔改（repentance）當作懺悔或悔罪（penance）。”Sinclair B. Ferguson, The Whole Christ (Wheaton: Crossway, 2016), 61.

[7] William G. T. Shedd, Dogmatic Theology, 2nd edition (Edinburgh: T. Nelson, 1980), 529.

[8] Sinclair Ferguson, “Faith and Repentance, ” Ligonier, accessed May 31, 2022, http://www.ligonier.org/learn/articles/faith-and-repentance/

[9] R. L. Dabney, Systematic Theology, 2nd Edition (Carlisle: Banner of Truth, 1985), 65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