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文化處境中的民工基督徒及教會
內容 | 應明

文/應明

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國社會，基督教（新教）的迅速發展無疑是其中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在這三十年中，中國社會發生了，也正發生着急劇的變化，無論是在經濟政治方面，還是社會文化生活方面，都出現了“結構性變遷”，“轉型”也成了一個被政府、學界以及媒體廣泛使用的詞彙。

對於基督教來說，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似乎也可以看到一種類似於“轉型”的變遷過程。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要是鄉村基督教的發展，1990年代以後城市教會得到快速的發展，而在2000年以後則出現了一個顯著的鄉村基督徒隨着城市化進程湧入城市的現象[1]，並由此逐漸產生了一種位於城鄉之間的信徒和教會形態，有人稱之為“都市裡的鄉村教會”。由於這種城鄉新移民通常被稱為“民工”，相應的，這種新型的教會也常被稱為“民工教會”[2]。

我們的討論將從對一個民工教會發展過程的描繪開始，儘管我們對其進行了前後大約一年的參與觀察，但必須承認，我們對他們的了解仍然是非常有限的，最多只能說是一種“近距離”，而絕非“零距離”。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所謂的民工教會其實存在諸多不同的樣式，例如，在大型城市、中型城市與小城鎮中的情況就相當不同，我們這裡所討論的主要是大型城市中的一種形態，而絕非整體性的全面分析。另外，儘管我們也帶着教牧性的關懷，但我們的討論主要是對一個現象的考察，並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展開討論，而不是純粹宣教學意義上的分析。

民工教會的個案：A教會

2001年，一對傳道人夫婦受其鄉村教會母會的差派來到這個大都市開展城市工作，並決定把城市農民工作為教會開展工作的主要對象。這個教會的成長速度可以說相當驚人，短短五年中就發展成為擁有27個聚會點，會眾超過1000人的教會網絡，我們姑且稱之為A教會[3]。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平均每年新開4～5個聚會點，而各個聚會點的建立往往主要是根據信徒的居住和聚會需要。如果有幾個信徒住得很近，想要在一起聚會，教會負責人就會派人去給他們講道。剛開始可能只有三五個人，之後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正式的聚會點。這些聚會點的大小或會眾人數不一，幾個大的點有四五十人或六七十人，小的點只有十餘人。另外，聚會點的分布比較分散，主要集中於城市郊區或城鄉結合部，在某個聚會點參加聚會的會眾基本上都是住在附近的人。

A教會全職服事的傳道人一共有12位，包括從原鄉村母會差派過來的幾位傳道人，接受該教會邀請加入的傳道人，以及逐漸從本教會中興起、由帶職服事轉為全職服事的傳道人。這十餘位傳道人每人每月只有300元的生活費。他們均住在城市郊區的平房中，屋裡只有非常簡陋的家具，冬天沒有暖氣，十分寒冷。他們的日常生活也很簡樸，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更不敢去奢求城市中花花綠綠的高檔消費。但他們的傳道工作卻非常繁忙，每個人都肩負着繁重的講道、查經、探訪信徒等任務，如果有一些難得的空閒時間，他們可能會走到大街上，給素不相識的路人傳講福音。

這個教會的核心力量是由各個點的負責人及其餘的全職傳道人所組成的同工會，共有二十餘人。同工們每月舉行一次交通會，持續一天，上午禱告、查經，下午討論教會的各類事宜。通常，教會要求同工們在這一天禁食。在交通會上，教會主要負責人會提出需要安排的事情，由同工們提出建議和意見，最後做出決定。同工會決定的事情很多也很雜，大到聖誕如何安排慶祝活動，小到教會需要購買的設備和物品，都需要同工會的許可和通過。但實際上，每一次同工會來的人都不全，有時候甚至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工參加，而沒有參加的同工就等於自動放棄了參與討論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同工會的決定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偶然性。或者說，A教會還沒有達到一個比較成熟的程度，至少在制度上還存在不完善之處。

除教會同工以外，每個聚會點也擁有自己的同工團隊，人數不等，小的聚會點可能只有一兩人，大的聚會點可能有七八人。聚會點層面上的同工選拔沒有太多的硬性規定，隨意性較大。幾位主要的傳道人到某個聚會點去的時候，如果看見某位信徒有信心和熱心，就會鼓勵他/她出來負責聚會點某一方面的工作，由此自然而然成為了聚會點的同工。另外，也有一些信徒把自己的家提供出來作為聚會點，通常也就成為了同工。各聚會點的具體事務由聚會點的同工團隊商量決定。對於這些同工們，教會層面會提供一些有限的幫助，如借給他們屬靈書籍、組織他們參加培訓等。

在日常聚會和安排方面，由於講道人有限，A教會體系中各個聚會點的主日聚會時間只能安排在不同的時候，既有上午，也有下午，還有的則在周六[4]。儘管各聚會點每周的講道人是由教會統一安排，但同時靈活性也很大，誰有空誰去，幾位全職傳道人則經常在各個聚會點之間走動講道。如果某一個聚會點沒有人能去講道，會眾們就會聚在一起看講道的碟片[5]。

除了各個聚會點分散的主日聚會之外，每個月還有三次全教會範圍內的活動，分別為一次唱詩會、一次同工培訓、一次聚會點的負責人的交通會，均安排在周六。每周二，教會還會組織所有參與講道事奉的同工進行聖經學習和講道培訓。在周間，各個聚會點通常也會組織自己的禱告聚會，有少數聚會點還有查經小組。

總的來看，A教會無疑在過去幾年中在人數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也仍然面臨幾個必須處理的問題。在信徒構成方面，主要仍然是從鄉村轉入城市生活的已有信徒，而不是通過教會或信徒的布道而得到的新的民工信徒。或者說，到目前為止，這個教會主要起到的仍然是“已有信徒收容所”的功能。其二，在教會結構和管理方面也存在不少隨意性很強的地方，而離一個相對成熟、健康的教會體制有相當的距離。與此相關，教會帶領人層面也容易出現衝突，而不能得到制度上的保護和比較合宜的解決，例如在2006年9月該教會由於三個主要傳道人之間出現意見不一致而分裂為兩間不同的教會。另外還需要提到的是，在一個不同於他們所熟悉的鄉村社會的城市環境中，教會還得考慮和摸索如何能接觸，吸引以及牧養城市中的其他人群。事實上，就算是向民工群體布道以及牧養民工信徒，由於他們在城市生活中所要面對和處理的問題可能與鄉村社會有所差距，教會也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自己的布道和牧養策略，而不能只是簡單的沿用自己過去在鄉村教會所採用和習慣的方式。

　　
　　
作為社會變遷過程一部分的民工基督徒

考察民工教會的發展，我們首先需要考察其會眾來源，即民工基督徒。而民工基督徒並不是一種單獨出現的社會事物，而是整個社會中出現的民工群體的一部分，是伴生於整個社會變遷過程，特別是快速城市化過程的一部分。

從根本上講，城市化是伴隨工業化的自然發展過程。在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多數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城市化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發展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化進程史。考察世界各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無一例外地都經歷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因此，許多人相信，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城市化同樣是繞不開的路。

綜觀世界各國城市化的歷史過程，可以發現大體都經歷了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直至停滯不前的曲線發展過程，這一過程直接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1949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當時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過60%。改革開放前，由於工農業生產落後、經濟基礎薄弱及與城市化相關的政策、制度等原因，城市化進程起伏徘徊，直到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於18%。改革開放後，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經濟基礎日益增強，城市化進程隨之加快。從1978年到2000年，小城鎮由2176個增加到20312個，城市數量由190個增加到663個，?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個，城市化水平顯著提高。2000年城市化率達到36.09%。

作為一種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中國的城市化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關注，就在於它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在20年間，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差不多提高了20個百分點，超過2億的人口成為城市新移民。這個超乎尋常的社會進程使得一些社會問題得以凸現，城市的容納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驗，而整體的社會制度，包括土地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需要指出的是，在高速城市化進程展開二十多年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停步的跡象。事實上，多數學者都認為其仍然處在高速的轉動過程中。從城市化水平看，世界城市化發展的規律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達到30%左右時，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從經濟發展水平看，世界銀行對全球133個國家的統計資料表明，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經濟步入中等發展中國家行列時，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將達到40%～60%。有專家分析，在未來的十幾年中，中國的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將從1997年的800多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200美元甚至更高。城市化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都表明，中國城市化的列車已駛入快車道，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有預測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水平將達到50%甚至更高[6]。

另據2001年召開的第十四屆全國中小城市經濟社會問題研討會的介紹，預計在未來2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到54％以上，城鎮人口將首次超過農村人口[7]。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2004年農村外出勞動力已達到1.2億左右。據預測，每年因城市化發展，農村居民向城鎮遷移的人口約在900萬～1000萬左右。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全國流動兒童共有1982萬人。其中屬“農業戶口”的占74％，即1500萬人。

這些數據無非是試圖說明，隨着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村人口在短時期內流入城市工作和居住，其中也有不少已經在鄉村教會接受信仰的基督徒流入城市。事實上，據一些報道所說，一些地方的鄉村教會由於大量信徒進城務工，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教會萎縮的情況。或者至少，不少鄉村教會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無論是在布道拓展方面，還是在信徒靈性生活的牧養方面。儘管這樣的萎縮並不能說明鄉村基督教本身就一定倒退了，基督教在鄉村的發展就一定停滯了，但是由於大量信徒，尤其是青年信徒的外出，使得鄉村教會至少在表現上顯得甚為蕭條。李運坤的報道還指出，在城市化這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鄉村教會轉型中所面臨的不僅僅是信徒的外出而已，另一個嚴峻的挑戰是教牧人員的流失，從而帶來教會的牧養不足，甚至出現教會的負增長[8]。

無論是這些流入城市尋求生存的鄉村基督徒或教牧人員，還是那些移居城市或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之後歸信的新信徒，都可以說是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城市化過程和社會變遷過程中的一個伴生現象，是一個更大社會場景下的“亞文化現象”。換言之，我們所有關於民工教會或民工基督徒的討論都不能就問題談問題，而要把其置於一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來進行考察。

作為一種社會邊緣群體的民工基督徒

不少研究都表明，民工是不享受市民權利（citizenship）的城市社會邊緣群體[9]。王春光對民工進行了比較詳細的界定，他主張從四個層面去認識和界定農民工：第一個層面是職業。農民工從事的是非農職業，或者以非農為主要職業，也就是說，他們的絕大部分勞動時間花在非農活動上，主要收入來自非農活動。第二個層面是制度身份。儘管他們是非農從業者，但是他們在戶籍上還是農業戶口，屬於農民身份，與非農戶者有着明顯的身份差別。第三個層面是勞動關係，嚴格地說，農民工不是僱傭者，而是被僱傭者，他們是被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外企老闆、鄉鎮企業、國有和集體單位甚至各種NGO雇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而那些自己不但不是被僱傭者、反而去雇用其他人的農村人口，不應屬於農民工。第四個層面是地域，即他們來自農村，是農村人口。總之，農民工指被僱傭去從事非農活動、屬於農業戶口的農村人口[10]。無論是從哪個層面來講，這些背井離鄉，來到陌生城市的民工們無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種“邊緣人”的生存狀態。他們要忍受來自各個方面的歧視待遇，還要在城市人的白眼中艱難度日。

作為面向民工群體的A教會，其會眾大多是中青年人，已經成家，有一個或幾個孩子。其中，河南人最多，其次是安徽人，也有一些來自四川、河北等地。他們的學歷程度普遍較低，大多數女信徒都只讀過小學，甚至沒有讀過書。男信徒的學歷程度平均來看略高於女信徒，但也只限於初中水平。讀過高中或者大學的極少。由於學歷及身份限制，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也基本上是屬於底層的，如自己做些小生意、跑運輸、收破爛等。根據我們在其中一個聚會點的一次主日聚會上所作的調查問卷顯示[11]，有60％的人最近一年的平均月收入都在1000元以下。可以想象，在一個大都市，這樣的月收入只能維持非常簡樸的生活。再加上很多家庭都是丈夫在外掙錢，妻子在家操持家務，這樣一來，很多個人的平均月收入其實也是全家的平均月收入。如果考慮到這一因素，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應比問卷結果所顯示的更低。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在A教會中，女性的人數遠遠多於男性。一位收廢品的男信徒對這一現象如此解釋道：“弟兄都在外面做生意嘛。像我們這家庭教會，多半都是收廢品的。也有些上班的。收破爛基本上來說都是白天在外面，所以守禮拜的人很少。晚上有時間呢，但好像就是人往往軟弱啊，懶惰啊，晚上就不願意守禮拜，就是這樣。姊妹就不一樣啊。姊妹整天在家呆着，沒什麼事（笑）。”可以看到，雖然他們已經從農村來到了城市，但從小形成並內化的生活習慣、傳統規範仍舊很難改變，“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教會中的會眾組成。

如果單從參加聚會的次數以及讀經禱告的頻率來看，他們的信仰生活強度應該是比較高的。在前文提到的那一次問卷調查中，100％的人都選擇了“每周都來參加主日聚會”，而選擇“每天都禱告”的人也占到了90％以上。選擇“每天都讀聖經”的人相對較少，只有不到20％，45％的人選擇了“有時間就讀”。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很多信徒（尤其是女性）告訴研究者，他們讀聖經感覺很困難，很多東西都讀不懂。考慮到他們的文化程度，這一現象不足為怪。現在在中國大陸通用的《聖經》版本是和合本，這是在20世紀初的中文譯本，白話、文言摻雜，可以想象他們閱讀上的困難。

不過，如果從所謂“宗教生活”深入到內在的信仰特徵，可以說，不少信徒對待信仰常常採取的是一種帶有功利性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使他們相對於教義和知識性的東西而言，會更強調帶有靈恩色彩的神跡，如治病、趕鬼等。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到了中國傳統民間宗教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後，農村的民間宗教開始復興，拜佛、拜觀音、跳大神等以前被壓制的民間宗教又重新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當中。這些民間宗教的突出特點即為交換心理，即人們與神靈之間基本上是一種交易的關係，如果有人給予神靈以供奉，神靈就應該滿足他的願望，而在願望實現之後，他需要報答神靈。在歸信基督教以前，這些會眾幾乎都有過拜佛燒香的經歷，而歸信基督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耶穌基督”這位新神比以前他們拜的神更“靈”。遇到什麼疾病、患難或是難處，“開禮拜”是他們常用的方法，而這與民間宗教中“許願-還願”的模式極為神似。

訪談例1：“他跟我媽說，你回家呀，你小姑婆婆家人不是信耶穌的嗎，你讓她家裡開個禮拜，她那（病）就好了，就這麼說的。俺媽回家說，大哥說的，叫你回家給你家公公講講，就說叫你公公找人開個禮拜。”

訪談例2：“信了主了，進（教會）去了，俺們進去的時候他（被訪人的兒子）還在醫院裡住院。進來，守禮拜嘛，等他住了院我回來守禮拜，進來了守禮拜嘛，守禮拜那時也說，信主，相信主，我孩子不發燒好了以後出院回來給他做見證，奉獻他50塊錢。就那樣說的呢。後來回來（孩子出院回來）不是給他做見證呢，給他奉獻50塊錢，在屋裡開禮拜。”

斯達克曾指出：“在跟神靈的交換中，人們願意給被相信會更易回應的、範圍更大的神靈付更高的價格。而“在追求彼世的回報中，人們願意接受一個延長的、排他的交換關係。” [12]可以說，在A教會不少信徒的心目中，耶穌即是比他們以前所拜的那些神靈“更易回應的、範圍更大神靈”，並且除了今生的回報之外，還可以提供給他們“永生”。既然如此，他們也就願意為此付出更高的交換價格，即更多的時間、精力、金錢投入，並承諾只相信這位“獨一真神”[13]。雖然教會在教導中也常常強調對信仰的委身和對上帝旨意的順服，但這不妨礙會眾普遍相信，只要禱告，疾病就必然得醫治，困難必然得解決。如果“禱告不靈”，他們通常的反應不是對上帝安排的順服，而是檢討自己“信心不足”。這恰好又從另一個側面反應出了他們信仰的功利色彩。換言之，在他們的信仰中，“靈不靈”是一個比“真不真”更重要，也更切合他們實際生活的問題。

與多數中國教會相似的是，A教會也堅持“前千禧年主義”的末世觀，基本上否定今生的意義，而強調對耶穌基督再來後與之一同作王的盼望。儘管這與其教會神學背景緊密相關，但我們認為，民工信徒自己的社會身份和生活體驗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強調苦難、否定現在、重視對將來的盼望的神學傾向。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我們接觸到的信徒幾乎每個人都有着一段心酸的歷史。在訪談的過程中，許多人在講述他們過去的經歷時，都忍不住流出了眼淚。雖然他們已經來到了現代化的城市，但仍然只能徘徊在溫飽的邊緣。他們需要在各種規章制度的夾縫中尋找立足之地，還需要忍受城市人的白眼和歧視。在訪談中，很多會眾都流露出了對知識分子、對城市人生活的羨慕，但是這些東西對他們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說人生的苦難在很多城市人那裡似乎還有些遙遠的話，在他們那裡就是身邊的現實。

相應的，我們看到A教會的講道信息的兩個重要主題就是世上的苦難和“天國子民”的榮耀。在前一個主題中，強調將自己的勞苦愁煩卸下給神，在神裡面得到安息和喜樂，正如耶穌應許“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在後一個主題中，則充滿了對學歷、財富等世俗價值的否定，強調基督徒的身份才是真正寶貴和值得追求的。下面所摘錄的講道片斷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可以很好的體現出這兩個主題（重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們看到，人少年的一個時代，嬰孩的一個時代，他是以哭來開始的。弟兄姊妹，這是嬰孩一直到少年的這樣一個階段，是這樣的一個經歷。那麼成人就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呢？成人的狀況是什麼樣的呢？就會出現痛苦的這樣一個經歷。弟兄姊妹，人在少年的時候，人哭啊，痛苦啊，那麼在成年的時候人也會有很多的悲哀，人也會有很多的這樣一個痛苦。特別是什麼呢，特別有很多的人，當我們家庭面臨患難的時候，當我們家庭面臨疾病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當我們面臨婚姻挫折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當我們家庭當中日用飲食不能夠得以正常的供應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當我們很多的時候我們兒女不需要自己的父母的時候，我們感覺到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們看，在人整個這樣的一個一生當中，人的一生當中都是痛苦的。弟兄姊妹，我們看到，如果不是在耶穌基督裡面，人是找不到真正的這樣的一個安慰，人是找不到真正的這樣一個滿足感的。”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說，我在哪裡，你們也要在哪裡。耶穌不會騙我們，我們不是精神寄託呀，我們不是尋找刺激呀，因為這是神的話，是真的呀。天堂是真實的，它不是一個荒謬的，它不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它是一個真實的事情，因為這是神的話。耶穌講，如果沒有，他早告訴我們了，他不會騙我們。所以我們也知道，今天我們在這個地上，你現在在城裡，半輩子積蓄，買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不得了了，裝修裝修，完了以後不得了了。花個幾十萬塊錢，大不了你在城裡住，花個十萬塊錢，買一個戶口，那不得了了，城裡戶口。但是你要知道，這一切跟將來比的話，那真是沒辦法比。我們將來哪是住三居室的啊，哪兒是木地板啊，現在木地板都比較好的了。啟示錄裡面講的啊，你看黃金的啊，碧玉的啊，瑪瑙的啊，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哈利路亞——阿門！[14]）哪還需要買戶口，不需要掏錢。城裡戶口，跟天國戶口來比的話，那太遜色了。城裡戶口十萬塊錢，天國戶口免費上。（哈利路亞——阿門！）”

簡言之，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個社會邊緣群體，民工基督徒在其信仰中有一些值得關注的表現。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儘管這些表現並不是民工基督徒所“獨有”的特點，事實上，無論是所謂的信仰的“功利”維度，還是與末世觀相關聯的對現世的態度，民工基督徒都與多數中國基督徒基本一致，或者說並沒有，也不能脫離於中國教會的主要屬靈傳統。但是，我們也需要看到，他們在城市社會的邊緣生活狀態，或者說“都市裡的陌生人”身份，可能會更加強化這些信仰生活上的表達。

作為一種宣教策略的民工教會

我們已經談到，民工基督徒和教會的產生，本身是一個更大範圍的社會變遷過程的伴生現象，而且他們在城市社會中的邊緣身份和生活實際可能也強化了某些信仰上的表達和神學關注。我們也注意到，民工教會的產生，是隨着越來越多的來自鄉村教會的民工基督徒進入城市打工和生活才逐漸產生的。最初進入城市的民工基督徒如果要尋找教會的話，基本上都會到城市裡已有的教會，只是在後來發現，城市已有教會並不能很貼切地滿足他們的信仰生活需要的時候，才會建立新的民工教會——或者自發成立，或者由鄉村母會差派傳道人建立。A教會的出現就是屬於後者。

不過有意思的是，A教會最早被差派來的傳道人提到，當初他被差派到城市的時候，是希望主要面對“城裡人”傳道，在四處碰壁，工作開展不下去，同時又看到有許多從鄉村教會來的民工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和牧養上的需要的時候，他才最終確定將服事重點轉移到民工群體上來[15]。他也提到，最初參加聚會的大多是已有的信徒，後來才逐漸有了通過會眾傳福音歸信後帶來參加聚會的人。不過，來自鄉村教會的已有信徒仍然占了會眾人數的絕大多數，他們基本上是在老家歸信，通過各種關係聯繫上了之後，才來到A教會聚會的基督徒。而在城市民工中新傳信的基督徒不到20％，在一些聚會點則可能更少。

在老家就已歸信的會眾

對於這樣的會眾，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主要有如下三個：第一，來到城市後，他們的信仰狀況與在老家相比是否有所變化？第二，他們是通過何種途徑來到該教會的？第三，他們在教會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在訪談中，我們發現，這些信徒在老家時靈性狀況普遍較好，而在剛來到城市的時候，他們的信仰或長或短的經歷了一個低谷期。一部分人由於找不到教會停止了聚會；也有一部分人雖然繼續在三自教堂中聚會，但仍然稱自己“信心軟弱”。在農村的家庭教會中，幾乎每天都有不同類型的聚會，這些聚會對於文化程度較低，很難自己閱讀聖經的信徒而言，是維持他們信仰生活的重要支柱。而當這些信徒從農村來到城市之後，一旦停止了聚會，或者只是在相對而言缺乏對信徒個人關懷的三自教堂聚會，信仰出現滑坡是很自然的事。另一方面，在城市中，這些信徒所面臨的生活節奏更快，生活壓力也更大。有不止一位信徒在訪談中提到，現在太忙，沒有時間讀經、禱告、聚會，很“虧欠神”。可以看到，城市生活陌生的人際環境和更緊張的生活給農民工的信仰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他們來到A教會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與教會傳道人來自同一地區，如一位女信徒告訴我們，她在老家時就是和教會主要負責人一個村子的，來到城裡之後很容易就聯繫上了他們；二是通過各種關係被介紹到這個教會中，如親戚、同鄉、鄰居等。通常情況下，農民工在從農村來到城市時，由於重新建立新的人際關係網絡需要一定的時間，他們更多的會依靠傳統的人際關係網絡獲得各種資源和信息。在老家就歸信的會眾尋找教會的經過證實了這一點。

在A教會中，這部分會眾起着很重要的帶領和引導作用。這一方面是指具體的帶領工作，如講道、查經等；另一方面，他們的信仰表達方式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着後來進入教會的信徒。上文所提到的那些信仰特徵也基本上都是這一類會眾在老家教會形成的，而這樣的信仰表達方式通過他們的教導和示範影響着後來人，漸漸地形成了教會比較固定的風格。農民們進入城市，由於很難融入城市的氛圍，他們往往會趨向於自己結成一個小圈子，在這個小圈子裡，精英的思考方式、行為模式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人，從而形成群體內部的普遍規範。這個教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這種小圈子的體現，雖然他們身在城市，但信仰的表達方式仍舊屬於農村，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老家歸信的會眾的影響。

來城市後歸信的會眾

來城市後歸信的會眾絕大多數都是通過“患難”才“信主”的，而“患難”基本上都是疾病，或者是自己的，或者是家人的。在“患難”當中，他們信主的親戚、老鄉、鄰居會利用機會給他們傳福音，大多會對他們說帶有應許性的話：“你信耶穌吧，信耶穌之後就能好了。”在聽到這一句話之後，很多人其實並不明白“耶穌”是誰，但只要能度過患難，他們無論如何願意一試。如果靠着這位“耶穌”，的確在他們身上出現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幫助他們度過了危機，他們就不會再去思考什麼理性上的問題，而很快就會進入到信仰之中。可以看到，雖然他們人在大都市，但歸信的原因卻與在老家歸信的基督徒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另外，由於城市沒有老家相互支持的人際關係網絡，而城市的醫療費用又常常昂貴得讓他們無法負擔，他們在遇到患難時往往會更加無助，這使得他們相對更加容易接受信仰。

他們的歸信大多是因為耶穌幫助他們度過了困境，在人完全沒有辦法的絕境之中彰顯出了神跡。神跡是帶領他們信主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維持着他們的信仰。在歸信之後，由於“人的軟弱”，仍舊可能會懷疑神，在這種情況下，神跡又是堅固他們信仰的渠道。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並沒有做過決志禱告，也就是說，很難確定一個明確的歸信起點。在來到教會之後，他們一邊接受傳道人的教導，一邊也耳濡目染的學習和仿效着周圍“前輩”們的信仰表達方式。不知不覺中，“屬靈長者”所體現出的信仰表達方式就傳遞並紮根在了他們心中。我們在訪談過程中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敘述，“他們禱告得好，能禱告很久，我說幾句話就沒得說的了。”“他講道有勁，禱告勁大得很。”而當他們進入教會日子漸長，信仰表達方式逐漸固化之後，他們又會再一次如此這般的影響後來人。這樣，在農村教會形成的信仰表達方式在教會當中一代代傳遞，隨着時間的推移越發得到鞏固，並且可能在其新的生活處境中將某些方面更為強化下去。

在這兩個主要信徒群體之外，A教會還有極少數的信徒屬於例外，或許勉強可以歸類為“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他們有的是城市或城郊當地人；有的儘管來自鄉村，但讀過大學，現在留在城市工作。相對於普通民工而言，他們的經濟收入相對較好。在我們的研究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他們在很多方面都與這個教會中的大多數人存在着一定的張力。例如，從歸信經過來看，雖然他們大多也是因為神跡歸信的，但在接觸到決定信仰的過程中，無一例外的有過理性上的思索和掙扎。與此相關，在歸信之後，他們雖然也注重神跡，注重在生活中對神的經歷，但同時也會努力地從理性上去理解信仰，並更多地了解關於教義和系統神學的知識。由於處在一個強調神跡和經歷的教會，他們常常會有“吃不飽”的感覺，覺得傳道人的講道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需求。另外，由於他們普遍具有較高的經濟收入，所以無論是聚會條件，還是在生活中對神的經歷，都與普通民工信徒有所不同。在A教會中，只有一個聚會點是由這種類型的信徒組成，他們的聚會場所是在其中一個女信徒的家。這套房子處於一個豪華的小區中，大概有100㎡左右，裝修很豪華，其它聚會點的條件與之相比，真是相差萬里。從生活經歷來看，民工信徒們所講述的見證基本上都是自己或家人的疾病得到醫治，家庭生活條件得到改善等關乎溫飽的問題，而一個來自城裡的女信徒，則會很興奮的講述神如何讓她家的小狗失而復得的故事。可以肯定的說，這類屬於“奢侈品”範疇的問題對於民工而言根本就不會出現。這些會眾對於自己在經濟上的優越地位也有所覺察，所以，在教會中，他們總是會盡力的幫助其他信徒。不過，總的來說，這個類型的信徒通常是A教會的民工信徒通過私下交往所認識，並傳信的。

如此細緻的介紹A教會的信徒構成，意在指出，在高速城市化急劇地改變中國基督教的地區構成的背景下，有力量的鄉村教會已經逐漸意識到牧養他們流入城市地區的信徒的需要，並有意識的展開了“收容”已有的民工信徒的工作。正如A教會所顯示，他們成了來自河南、安徽等地鄉村教會民工信徒的重要接納處所。不過，他們同時也意識到，有必要展開對於非信徒的民工，以及城市和城郊本地人的福音工作，儘管目前為止這一部分的工作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小，但至少從教會傳道人們那裡，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們的這一負擔和熱心，正如我們在其一次同工培訓上所見，講道人在講台上充滿豪情的鼓勵大家：“拿下大城市！”與會者則以巨大的“阿門”聲來齊聲回應。

事實上，在一個急劇變化的社會或社區中，以及正在經歷急劇變化的人群中，展開宣教不僅是從神學上來說是對有靈性需要的人的滿足，而且從宣教學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不少研究都指出，當大量人口在短時間迅速湧入空間有限的城市後，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事實上，極度的生活落差和城市生活不斷加增的壓力所導致的還有大量的心理需要，甚至心理疾病。而這些又匯聚累積成為廣泛的靈性需要。同時，由於新社區和新移民對新宗教的接受程度高於原住居民，而基督教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仍然是一種“新宗教”。馬格文認為，一個社區越是靜態，越能憑藉各種既有管道傳遞及保衛傳統的社會分層及文化習俗，傳統的社會和文化屏障就越牢固，接受新信仰的難度就越大。反之，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裡，傳統價值不容易保持，也不容易對個體成員產生制約，文化或信仰轉變的可能性大大提高[16]。他還指出，移民，無論是從一個社區進入一個新的社區，還是曾經移居外地的還鄉客，由於與原來的地理、文化和社會的脈絡關聯不緊，也是比較容易接受新信仰的群體[17]。

或許A教會的傳道人們並不一定了解這些所謂的理論，但他們卻在行動上實踐着針對民工的傳道和牧養工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真正抓住了當前中國社會中人們普遍缺乏靈性滿足的需要，並可能在事實上會影響將來中國基督教的發展前景。

結論與討論

確實，但從人數上來看，A教會的擴大速度令人驚嘆，但是，不得不指出，這個教會人數的增長大多數只是相對而非絕對的，即更多的是起到為已經歸信的民工信徒提供屬靈牧養的作用，而不是開拓城市裡的一片“荒地”，儘管那也是他們的異象或負擔的一部分。

我們從A教會也看到，城市信徒所需要的牧養，城市人的思維方式和信仰方式與農村信徒確實有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儘管他們有“拿下大城市”的遠景和信心，但在實際的傳道工作重點中，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只能是主要關注民工，包括已有的信徒，以及向非信徒的民工布道。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A教會儘管位處城市，但卻與城市已有的教會聯繫非常少。與三自教會的聯繫暫且不論，他們與城市非三自的已有教會也來往寥寥。在我們的了解中，A教會的傳道人在2004年國慶期間的一次傳道人營會上才認識了一個城市教會的負責人，並與這一教會開始了一些合作的關係，如聖誕慶祝活動的時候邀請他們的詩班過來獻唱，有時也會請他們的負責人過來講道等。但是，總體來說，他們與其他本地教會的交往非常有限。除了社會政治的因素之外，神學傾向、聚會方式、崇拜特點、信徒構成等都有可能促成了這一狀況的形成。

我們也注意到，A教會與差派其主要傳道人的原鄉村教會的聯繫也不是很多。儘管那幾位由原鄉村教會差派過來的傳道人一年會回到母會參加一兩次會議，但教會事務本身一般都由自己決定，原鄉村教會不會對他們的工作進行干涉。對於這種關係，按照一位傳道人的說法就是，他個人是屬於老家教會的，但是A教會以及其他同工都屬於A教會。從這一點來說，A教會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地方教會。

簡言之，無論從會眾人數，還是教會建制的角度，A教會都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但是，正如我們所提到的，他們也面臨需要處理的問題和張力。在一定意義上說，A教會集中體現了中國基督教目前所面對的幾個主要的挑戰：城市化，民間信仰，神學反思和構建，教會管理體制的建立和健全等。A教會的走向如何，或者進一步說，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基督教走向如何，還有待觀察。

注釋：
１、這裡所劃定的年份並不是一個準確的用法，不過旨在指出一種趨勢和大致的形態。另外，1980年代以及以前也並不是沒有城市教會的發展，而在1990年代之後也不是說鄉村教會就沒有發展了。

2、陳映芳的“作為城市新移民的鄉城遷移者”的概念可能更為貼切。這個提法一方面比較清楚地界定了這個人群的一個基本性質，即從鄉村遷移到城市這個事實和過程，同時還能夠應用“市民權”的概念框架來解釋和分析“農民工”的權益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參見陳映芳：《關注城市新移民》，見《解放日報》2004年8月22日。不過這個概念儘管比較準確，卻失之冗長，故本文仍會繼續採用“民工”這個不那麼準確的概念。

3、本文所有關於該教會的數據都截止於2006年9月。

4、信徒的工作時間和適合聚會的時間當然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但講道人缺乏顯然是最為重要的導因。

5、電視和DVD的普及使得這種形式的主日崇拜成為可能。

6、李景國：《中國百姓藍皮書•城市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7、中國人口信息網，《人口信息快訊》2001年第8期(www.cpirc.org.cn/rkkx/2001_8.htm)

8、李運坤：“皖北農村胡鎮教牧打工現象透視”，見《今日教會》2003年8月。

9、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3期。

10、參見王春光：“農民工：一個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階層”，見《中國社會學網》，2005年，(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P020050602397163905111.pdf)

11、這一次調查問卷回收的有效問卷11份。因為樣本量很小，並不能就此對教會的普遍情況做出斷定，但至少可以從中略見一斑。研究者在其它聚會點所了解到的信息也與問卷所顯示的基本相同。

12、斯達克、芬克：《信仰的法則》，楊鳳崗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19－125頁。

13、會眾加入教會之後，教會負責人都會要求他們扔掉家裡以前供奉的那些神像，只向耶穌這一位神祈求。

14、講道人在講道過程中會不時穿插一句“哈利路亞”，每次會眾都會以齊聲的“阿門”回應。

15、另一個值得提到的事實上，當初他以及其他被差派到不同大城市展開類似事工的傳道人之所以被母會差派出去，其中一個原因是環境所迫，在母會所在的地區經歷了“很大的逼迫”。這倒與使徒行傳8：1所描述的情形頗為類似。

16、梁家麟（1999，238頁）也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主流文化陷入嚴重的危機中，如其有效性遭到普遍的質疑，群體成員為求存的緣故主動求變求新，就更會增添外來宗教進入的機會。而基督教在中國20世紀前20年的“黃金時期”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極度動盪，而且主流文化陷入嚴重危機之中。而在198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歸信基督教的現象也與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有關。

17、McGavran, Donald. 1990. 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 Grand Rapids: Eerdmans.

《教會》2007年11月總第8期（ https://www.church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