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與城市
內容 | 曼紐爾·奧爾蒂斯

文/曼紐爾·奧爾蒂斯
譯/文睿
校/毓惠 趙剛

薩拉斯(Rafael Salas) 預測到了20世紀末，全世界將要經歷根本而巨大的變化，大部分人口將要居住在城市中心，主要生活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裡。科克斯(Harvey Cox)說得更嚴重：“將來的歷史學家要把20世紀描述為全世界變成了一個巨大城市的世紀。”

城市的發展不僅是社會學方面的一個事實，而且還成就了神在時間開始以來的計劃。“神在伊甸園賦予亞當和夏娃遍滿、治理和管理全地的文化使命（創1:28），這正是建造城市的使命。”這個問題在宣教學方面的表現就是萬民正湧入我們的城市，要作新市民，而不僅僅是暫住人口。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來的移民教會要持續按加速度增長。

在這些國家裡，隨着宣教士的不斷派出，宣教運動正在蓬勃發展。最近刊登在《基督教宣教》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講西班牙語的宣教士正在接觸在倫敦和巴黎的拉丁裔移民……正把福音帶到西班牙的穆斯林當中……這是按照南美方式進行的歐洲宣教行動！”這些教會被聖靈點燃，要把基督的福音傳遍世界。這種宣教活動要繼續進入我們在北美的城市，要成為新的宣教時代一個不斷發展的因素。現代宣教運動中，西方宣教的主導角色正慢慢消失。下面這幾個需要考慮的問題要求我們改變思維方式：(1)宣教的教會，（2）牧養和植堂的牧師，（3）差派教會與接受教會之間的新關係，（4）宣教工作的新模式。

宣教的教會

在20世紀，教會與城市必須有更密切的聯繫。在世紀初的時候，教會所關心的事和教會的宣教活動與城市所關心的問題有很大的距離。康恩(Conn) 博士注意到：“教會看起來是在城市裡的，但其實並不真的屬於城市。占據四周的是城市，而不是教會。”

教會為什麼一定要投入到宣教當中去呢？這首先是出於神學上的原因：教會是神國度的社區。

教會擁有大君王的目的絕對不能是獨占神的國度。教會是因着傳講神的國度而出現的社區，作為國度的象徵，以不完全的方式向人表明國度是怎樣的，教會以此來服事國度。教會要讓世人看到什麼是與作王的基督相交並向他順服。教會要成為“神在人類世界的僑民，神在地上的實驗園。”教會是那將來世界的標記，同時也是那世界將要臨到的保證。

教會是神的子民在社會上的呈現，也是神國度的代理。神要使用教會，使之作君王、先知和祭司，帶來社會的改變。先知的角色（珥2:28-29；民數記第11章）是見證真理，在眾人面前宣告我們的信仰。我們要彼此勸戒，像復活的人那樣生活在世上。我們是祭司（太27:51），所以要為我們的社區禱告和代求。我們可以直接來到偉大的中保耶穌面前（來4:14-16）。我們得到神的告誡和裝備，向一個受傷的世界施憐憫（來13:16）。我們像君王一般，要作王（弗2:6）；世界要認出我們是公義的器皿，有權柄勝過邪惡和這個世界。我們是已然而未然地作王、勝過世界。

基督正在作王，這是教會和國度的基本主題。教會把神的百姓召聚在一起來敬拜，因為他們承認基督作王治理世界。教會是神在地上的僑民。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住在這個社區中，向世界行事(林前12:12-27)。我們也承認耶穌基督是國度的頭，這會使城市的教會大大增長，就像新約初期階段教會大大增長一樣（弗1:10,22-23）。主就是那傳福音的，他宣告他的來臨，他是福音的使者，福音是國度的道。教會因此成長、倍增（太13:3,23）。耶穌是天父差遣來的偉大宣教士。耶穌是大牧人（約10:11-13），從地上四方把神的百姓召聚來，應許要救他們脫離那惡者。耶穌事奉國度的福音，他的治理遍布生活的各個方面，他看見百姓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就憐憫他們（太9:36）。“牧養是教會的使命――以奴僕的樣式跨越疆界。”克羅尼（Edmund Clowney）說：

“耶穌來召聚人，呼召那些召聚人的人，培訓那些與他一道召聚人、在城鄉的大街小巷尋找窮人和無助之人的人……對基督的門徒而言，宣教是無可選擇的使命。如果他們不是召聚者，就是分散者了。一些人認為教會可以把敬拜神和培養信徒作為主要使命，把召聚當作次要職責……宣教被簡化為偶爾的奉獻、幾個精疲力盡的宣教士以募捐為目的來參加的野餐會、被人忽視的宣教委員會的辛苦工作。這樣的教會是在積極參與分散的工作，因為忽視宣教的會眾要退化，不久就會因內部的紛爭而四分五裂。”

我們效法基督的榜樣。他受差遣，順服地來（約1:1-14），我們也是這樣被差遣來到世人當中。“宣教表明了基督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

教會必須參與宣教的第二個原因，是世界中四面八方的人正湧入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化觀念是生活之道，促進了宣教的新浪潮。這個過程在上一個世紀一直在進行，但教會對此的回應很遲緩。“一本由亨特（James D· Hunter） 在1983年發表的書指出，‘在大城市中，福音派信徒所占比例大大低於正常水平。’根據亨特的調查，在人口超過一百萬的城市當中，只有8.6%是福音派基督徒。”康恩博士意識到，要讓北美的大型福音派團體相信，神關心世界上的大城市，保羅的神學深深植根於城市宣教中，他必須為此努力奮鬥。保羅的宣教重點集中在以希臘－羅馬世界的大型城市裡。

在《使徒行傳》裡，保羅的宣教團隊幾乎總是首先去猶太人的會堂，找機會在固定的安息日聚會上發言、辯論。他們在那裡遇到抵擋，或者沒有遇見攔阻時（16:13-15；18:2），有時會在一些人的家裡住下，比如在腓立比的呂底亞家（16:15），在帖撒羅尼迦的耶孫家中（17:5-9），在哥林多的百基拉和亞居拉的家中（18:2-4）。

康恩問道：“如果郊區和鄉間的人都有自己對教會的異象，我們怎麼才能夠招募人去接觸我們城市裡的一代人呢？”教會一定要靠着作王的主的能力，充滿活力和信心地去面對這個挑戰。在讀新約聖經的時候，你會禁不住被這個事實所震撼，那就是它大部分內容是特意在一個宣教的場景中寫成的，這特別的場景大部分都位於城市之中。

新約聖經是不分教會和宣教的。除了發展出宣教策略的會堂，當時並不沒有宗派或教會以外的組織架構，也找不到與教會平行的宣教機構。康恩博士注意到：“在第一世紀之後，甚至沒有專門負責未得之民的使徒或傳福音的人。”

在使徒時代之後，教會的使徒特徵已經淡化了。我們在考查教會與宣教關係的幾次轉變時，就能看到這一點。第一，羅馬天主教內擔任使徒職分的人所關注的中心，已經由差派宣教士轉變為維持使徒傳承的權威性。然後，宗教改革的教會把它們的重點從宣教和傳福音轉移到樹立正統觀念和維護真理上。差派宣教再一次被忽視了。

第二，羅馬天主教會關於聖靈的教導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她淡化了對聖靈加力量給教會來禱告和宣教這些作用的認識，更注重把聖靈視為教會的合作者。這也影響了改教家，他們主要把聖靈看作是解釋聖經的那一位。五旬節派和靈恩派教會則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認為聖靈是通過超凡能力加給信徒力量的那一位。我們再次看到一種轉變：聖靈和宣教的靈被分開了。

第三個轉變與教會作為差派團體的角色有關。在19世紀，人們主要把宣教理解為呼召那些受神感動的人去參與“國外”的宣教工作。個人，而不是全體教會，被喚醒，接受呼召去未開拓的領域宣教。個人受呼召，被差遣，這導致宣教的重點變成了拯救個人的靈魂。個人成了國度和聖靈的代理人，這限制了植堂的策略。個別的宣教士也成了宣教的代理人。“這導致了一種輕看教會的現象。”這在20世紀中期發生了切實的改變，現在教會更加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在植堂這一使命上的責任。

新教建立差會，這部分（但不是全部）是由於宣教工作並沒有從地方教會開始的緣故。宣教責任從地方教會轉移到差會和宗派組織的原因之一，是教會的神學狹隘地集中在教會身上，而沒有集中在基督和他的國度上。總體而言，歐洲的教會在參與宣教工作方面行動非常緩慢。宣教工作的另外一個障礙就是過於強調維持教會的責任。教會存在着一種導致停滯的維持心態，不關注能讓教會充滿活力的宣教工作。這樣，宣教的責任就逐漸轉移到宣教機構身上。

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出發，我們可能會認同這種改變。教會與會眾關係密切，因而形成了一種生存神學。教會不能應付宣教帶來的挑戰，認為宣教任務太沉重了。教會發現，要執行宣教的使命的話，她們的效率太低；所以宣教工作被轉移給了專注於“一件事情”而更有效率、更講求實效的機構。這種從宣教到維持的轉變，成了地方教會的核心價值觀。這裡觀念發生了轉變，即從新約聖經視教會為一個預備好、被賦予能力跨越城市疆界去服事的團體，轉變為一種實用主義的、視教會為專注於自我提高和固守的團體。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發現在北美的移民教會和非英語教會中不一定會發生這樣的改變。講西班牙語的教會繼續憑信心行使差派的權柄，因而從美國而起的宣教主要就是面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其他來自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會繼續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開展植堂的使命。這種宣教活動最初是自發發展的，現在以更有組織、更有計劃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可以從北美講西班牙語的教會身上學習很多的東西。

到了20世紀中後期，聖靈在美國的地方教會中動工，賜給人城市宣教的異象。這就要打破教會作為看守者（而不是農夫）的孤立主義或身處隔離區的心態。這也要打破教會在宣教中所表現出的征服世界、把其他人納入自己管轄範圍的形式。在這場運動中，從地方教會（一些是獨立教會，但很多是宗派團體中的教會）差派基督徒的做法，復興了教會使徒特性的原本面目。非常有趣的是，一些人認為這些教會是創新、富有創意、願意冒險的教會；而其他人，特別是那些管理宗派機構的人，認為這些教會不忠誠，甚至可能有顛覆性。然而這些教會既受到第一世紀宣教史的感動，也受到當代宣教運動的感動。她們主要遵循新約聖經的教訓，把聖經原則應用出來，這賦予了教會能力和權柄去面對宣教的挑戰。教會再生出教會似乎不合常例，但卻被看作是煥然一新的事奉模式。

在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上，教會是國度的代理機構和社會改良的催化劑。教會一定要用顯明的方式來表明她對大使命的委身。地方教會一定要裝備好自己去迎接日益全球化的社會所呈現出來不計其數的宣教挑戰。雷·貝克（Ray Bakke） 常說，大約有52個國家的人住在倫敦。東倫敦基本上變成了亞洲區；南部倫敦大部分是黑人區，居住有來自西印度群島、牙買加和烏干達的人；阿拉伯社區正滲透進入西倫敦。這種現象正在世界上許多城市中發生。我們發現世界就存在於我們自己的社區里。這種信仰和文化的多元化，正在我們的城市社區中變得本地化，宣教的禾場已經跨越海洋，進入我們的社區和地方教會中。再認真看看吧，要留意那宣教之神的手。如果我們要有效而合乎聖經地盡我們宣教的責任，我們就一定要恢復教會差派的本性。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其他人有手段或資源，就把宣教工作分配給其他人去做。這不是一個講求實效的問題，而是一個以收穫的主所關心的事以及教會對大使命的忠心為重點的問題。“面對複雜的城市生活，基督徒的回答不應當是回到鄉下‘昔日美好時光’的簡單生活方式。神正在世界上的城市中動工，要求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向他將要降臨的國度負責，他要在他的時候完成這工作。”教會必須為自己所處城市的宣教工作制訂策略。這些宣教工作要在她們自己的環境當中進行，從那個參照點轉移到其它的宣教疆域。教會要比從前更加注重使自己成為宣教工作的差派平台，她們要採用多重模式，而不是單一模式。她們要去到比自己所希望的目標區域更遠的地方。換言之，她們對福音要忠心，對她們植堂的環境要敏感。同樣，也要用不同的手段對領導層進行培訓。要完成此任，多種模式的神學培訓是至關重要的。門徒培訓要成為優先解決的事項，這比我們過去所認識到的更重要。教會是由被贖之人組成的，他們為了基督去救贖世人。

牧養和植堂的牧師

為了完成宣教這一重大使命，教會一定要認真考查對牧師和其他帶領者的預備和挑選工作。要完成這一任務，地方教會必須更新。當國度的原則被應用出來，在根本上重建目前的領導模式，把它轉變為一種以在城市充滿變化、有時甚至人情冷漠的環境中以僕人服事／事奉為模式的生活方式時，這種更新才會發生。北美的教會變得越來越地域化，越來越缺少本地的特徵。選擇地點時，應當更加注重是否有利於宣教之目的。會眾選定地點時，常常看有無方便的設施，汽車是否可以通行，是否有充足的停車位置，但是他們極少關注直接的宣教環境。地域性教會肯定是必需的，特別是在城市聚集的社區，但這變得太普遍了。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教會把關注點放在了錯誤的人群身上。大部分教會主要關心的是教會內部的人，最像“我們”的人。她們對宣教環境的關注不足，而這環境可能代表的是一種不同的文化、人種和社會經濟的人群。這意味着我們選定教會模式時，忽視了宣教環境。我們沒有認真制訂策略去接觸本地社區的人們，而是把人接過來，坐滿教堂里的座位，找有經驗的領導者，尋求充足的財政支持。在這講求實用的舉動中，教會的宣教就被精簡了。

教會制訂策略時需要考慮到本地社區的情況。這在短期內可能會很艱難，但從長遠來看，教會將會更健康。我們生活在需要福音的多元化社會中，不應該為了自己的安逸舒適而與世隔絕。但大多數教會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宣教策略。宣教的工作常常交給了牧師，而牧師可能又對鄉村或郊區教會有懷舊的情結，缺乏宣教的動力和異象。牧師和領導者可能身處城市卻不屬於城市。

在這樣的情況下，牧師的職責受到了挑戰。牧師不是把注意力集中於滿足會眾的基本需要上——通過傳道、教導、輔導、治理和引導等方式——，而是為周圍在文化上越來越疏遠的社區擔上越來越多的責任。這不是說牧師要做所有的事奉工作，或者建立新的教會，但他們要作策略家、有異象的人、推動者。我們需要用宣教工具來裝備我們的牧師，以便他們可以在處境化的過程中，按着聖經向我們的新鄰舍解釋和傳達聖經。卡夫特（Charles Kraft）在他的《為基督徒作見證的人類學》中，這樣描寫他受到的神學培訓：

“我的一個重要認識是，如果我需要向神呼召我去服事的人解釋我對神及其作為的認識，包括我對聖經的認識，我需要在文化方面對它們加以調整。讓我感到有些震驚的是，我在基督教大學和神學院所學的大部分東西，並不適用於我與之打交道的尼日利亞人，甚至與他們毫不相干。”

戴尼斯（William Dyrness）也表達了對神學院培訓之現實意義的憂慮。“經過三年在北美的事奉，以及在亞洲的這次新經歷，我開始認為西方的神學研究離人們的生活有一些距離。”

牧師需要技巧來分析城市和宣教的環境，以便他們和會眾能夠形成有效的事奉觀。熟悉宣教歷史可以提醒牧師注意宣教策略。他們需要重新研讀聖經，明白宣教和教會增長的原則實際上就是被正確應用出來的聖經原則。這種靈活處事和追求宣教的能力能夠帶給處在轉型社會中的教會持久的能力。

無論自己是否意識到，牧師都是處在一個宣教的環境當中。如果他們沒有意識到這點，因着社區迫在眉睫的快速改變，教會必定會衰落，繼續與身處的環境脫節。除非我們得着基督宣教的心，迎接正在轉變的社區發出的挑戰，否則我們要朝哪裡奔跑呢？這些轉變主要是在文化、種族、世代和社會經濟方面的變化。雷貝克說：

“我那些在城市裡擔任牧師的同僚，如果明白他們所肩負職責的真正意義，就能在原本衝擊不斷、使人灰心的環境中發現意義。他們需要關注本地的教會或社區，但是他們也需要拓展視野，看到整個世界將要進入到他們的城市當中。在將近2000年的基督教歷史上，我們第一次能夠很現實地談論地方教會的全球宣教問題。”

貝克博士在她的論文中列出了我們這些21世紀的牧師和領導人需要的更多具體工具。然而我們在此要強調，處境化的呼召是我們要在宣教的環境中行出聖經，以它作為生活中一切的權威。在這個對聖經的曲解正不斷流入教會的時代，我們只有在神的話語中才能發現改變社區的能力。不僅基督被人忽視，不被視為得救的唯一方法和道路（約16:1-2），而且聖經的權威也正遭到破壞。宗教融合和自由主義並不像人通常以為的那樣，只存在於宣教工作當中，它們也存在於對基督和聖道的認識不合乎聖經、傳福音和宣教遭到曲解或忽視的地方。

麥格蘭（Donald McGavran）曾經告訴我們，在傳福音和耶穌拯救的大能得到宣告的地方，是不存在宗教融合的。一定要不住地警醒和看顧我們的社區。牧師作為召聚者和守望者，一定要了解他們的社區。這就要求他們通過調查和人口統計正式了解他們的社區，也通過在社區中四處走動來非正式地認識社區。探訪是一門已經消失的藝術，一定要在城市中重新興起。現代技術不能，也不應該取代面對面交流這一需要。牧師要像解釋聖經那樣，學會解讀社區，這是極其重要的。例如，在來自東亞的人口不斷增長的社區，牧師一定要知道這樣的改變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教會的衰落，還是意味着這將是一個宣教的挑戰，要給教會帶來增長和更新呢？我們在事奉過程中與人交往的方式，決定了事情的結果。神喜歡增長。

鑑於這種社會現象，我們應該如何應用神的話語？我們應當怎樣向不同文化和世界觀的人傳遞福音信息？作為基督的教會，我們應該怎樣在這個新時代成為王的代理人？在我們的教育機構里極少有討論社會科學和神學之間的對話，但這應當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牧師要在宣教工作中承擔更迫切和重大的責任。他們不能忽視在教會宣教這個環境中聚集羊群的職責。“城市是屬世之人最終的擴張，因此能行善或作惡，這既是基督徒行走天路的場景，也是目標。所以城市是基督徒宣教的賽場，因而也就是在全地培植和發展基督教會、並施加影響的戰略基地。”牧師和地方教會的僕人－領導，必須接受培訓去作國度福音的典範。牧師要裝備好去認識和應用福音整體的異象。

差派教會與接受教會之間的新關係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要使用一些可能會引起麻煩的術語，但是我們的目的是要指出，一些現在使用的術語應該拋棄，至少應該重新加以考慮。“老教會”和“年輕教會”這樣的分類，顯然就屬於這類術語。這些術語是有歷史的，有時是負面的歷史。這些分類今天還在繼續使用，但含義似乎略有不同。很難給它們下定義，但在本節中要闡明這一點。我們也使用諸如“母教會”和“子教會”這樣的說法。母教會是差派的教會，而子教會是被“生”出來的新教會。然而，這樣的分類並不合乎聖經。我們使用的另外一個術語是“宣教教會”，就是還不“完整”和“完全”的教會。各宗派通常認為，一個新建立的教會必須具有更強的自我支持、自我管理的能力，包含一些家庭，才是一個完整的教會。所以宣教教會並不被認為是一家教會，它的實質和能力還不足以使之被稱為教會。

隨着北美差派的教會越來越專注於南方教會（非洲、拉美和亞洲的教會）的宣教工作，“年輕教會”和“老教會”的分類就開始使用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年輕教會是在那些所謂的新興國家中建立起來的，老教會主要是西方教會和東正教教會。我們應當怎樣定義這種秩序？這種劃分是由地理位置決定的嗎？是以教會歷史的發展主線為根據嗎？是建立在依附關係上的嗎？哪些教會更依賴於另一些教會？以依附關係為根據來定義教會和下結論，其實是相當糟糕的。我們最好不要使用這樣的詞彙來定義這一全球性的運動。

這些詞彙在當代宣教史的早期階段就已經存在，表明了一種內在的家長制態度，因而是在繼續鼓勵依賴，引發衝突。現代宣教運動初期，西方的差派教會完全控制着接受教會。差派教會掌握着宣教工作的最高權力和權柄。幾乎不存在衝突或緊張的人際關係，至少在外表上是這樣，因為一方占主導地位，而另一方處於依附地位。這種殖民式的範例是壓制性的，充滿了問題。新基督徒被看作是需要接受福音的人，或是宣教的對象。領導、教師和專家則來自占主導地位的宣教組織或差派教會。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早期或中期，然後第二個階段開始了。

在第二個歷史階段，差派教會仍然處於控制地位，但當地的領導者可以決定一些事情。當地的國家領導人雖然沒有被忽略，但僅僅是得到容忍而已。這對國家教會而言是相當沮喪的事情。它們是宣教過程的一部分，但對於它們的價值卻一直存在疑問。本地的基督徒覺得沒有能力去做有意義的貢獻。這使人覺得宣教方是雇主，本國的基督徒是雇員。

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三階段，“年輕的”或者正在成形的教會顯然在掌權，肩負着本國教會的主要責任。本國教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隨着國家獨立，本國教會自主的機會更大了。安德森（Allan Anderson） 說：

“非洲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快速社會變革和隨之而來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並切從前殖民地時期，經過充滿創傷的殖民階段，進入到同樣充滿創傷的後殖民地秩序。這些因素影響了全世界新宗教運動的形成，非洲也不例外。”

家長作風的態度和做法也導致了差派教會和接受教會之間在組織方面的緊張關係和衝突。這種衝突有時會帶來宣教工作的困難，阻礙了宣教工作的進展。當差派教會試圖沿用舊模式控制接受教會時，它們限制了在服事與合作關係上互補的機會。然而，大多數宣教雜誌、宣教教材、教導課程仍是由西方人士出版，作者仍主要是西方人。

當我們進入21世紀時，這個過程會怎樣發展變化？應該如何回應新的差派教會？將會共享資源嗎？教會、牧師和差會將會糾正上下級的態度和雇主／雇員的關係嗎？決定我們應該如何回應彼此，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們一定要回顧歷史，從以前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伯拉特（David Barrett）這樣談到“宣教反應”原則：

伯拉特認為“非洲人發起教會”運動（AIC）的主要起因是社會經濟方面的，因為他認為AIC是在殖民地時期興起的許多非洲人抗議、抵抗運動的表現。他說，AIC“共同的根本原因”是對歐洲宣教運動的反應，這些宣教運動在對待非洲人的態度上表現出了“愛的失敗”。

從南方來的差派教會將不顧對方的感受，干涉現有的北美宣教工作嗎？應當優先考慮的是控制還是抓住“我們”宣教運動發展所需的機遇？我們應當依靠成熟的靈命，作出犧牲來接受神的宣教工作，更加重視神的家、合一和互惠。這要求在基督里謙卑。這必然要求我們在執行宣教的大使命時，認識到傳達神憐憫的必須性。宣教模式必須以合作關係為基礎。教會必須互相依靠（林前12章—“我需要你”），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合作關係，不是獨立的，而是互相依靠的（林前12:26-27）。不再是捐獻方與接受方的關係。

我們要關心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從其他國家來服事身在美國但保留了自己語言和文化的人群的宣教工作近況。它們所處的宗派和教會團契怎樣對待宣教工作？最近由奴斯奧夫（Delia Nuesch－Olver）所做的一份種群分布調查表明，當拉丁美洲的宣教士服事他們特別的亞群體時，他們因這些群體適應和同化的程度而詫異不已。許多差派宣教士來到美國的宗派領袖並沒有意識到，即使在拉丁裔同胞中，他們也需要做跨文化的工作，他們沒有準備，沒有任何的支持體系，即使有也是寥寥無幾。奴斯奧夫在題為《身處應許之地的移民教職人員》一文討論了這種困難。牧師說他們失去了事奉地位。她指出：“哈蘭特牧師說：‘像我這樣的西班牙裔人士，在這個國家絕不會被選舉擔任我來這個國家之前所擔任的教會領導職務。”移民的宣教士來到這個國家時，有太多的衝突和失落。

西方教會無法向非西方教會提供所有的資源、神學培訓等等。我們是彼此需要，一定要為着拓展神國度的緣故，分享彼此的恩賜和才能。恩賜和資源是不同的，不應該互相攀比。我們一定要改變心志和意念，看到彼此的不同，互相接納。我們一定要克服諸如母教會／子教會、被收養的教會、捐助者／接受者、富有／貧窮之類的分類。

我們還必須改變宣教架構。宣教機構一定要讓來自少數民族教會、國家教會和國際教會的人參與決策過程。一定要建立長期的關係，逐漸培養成熟的關係。在這個互惠的模式中，我們不一定要提供類似的奉獻，而應當提供共同向世人傳福音所必需、對彼此來說很重要的奉獻。一定要有更多的互補奉獻，要互相取長補短。

25年前，洛桑世界福音大會宣告，全球的基督教宣教工作不僅僅是西方宣教士的責任，也是全球基督教會的責任。在那次大會上發出的呼籲，以及21世紀對我們發出的呼籲，要求全球的基督教會參與全球的宣教運動。我們需要在宣教中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帶着謙卑的靈，建立全球城市宣教的合作夥伴關係。康恩和奧爾蒂斯（Ortiz）說：“新浪潮的特點在於它的地域位置和它加快的速度。這浪潮正拍打着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海岸。像墨西哥城、漢城、金沙薩這樣的大都市，幾十年的發展就頂得上北美城市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宣教運動的未來取決於我們在基督的主權下，在21世紀全球宣教工作中是否有謙卑的心、事奉和資源的互補、以及彼此相愛的心。

宣教工作的新舊模式

我認為，新模式不一定出於這個宣教年代，而可能出於對舊模式的改革，舊模式合乎聖經，但需要適應新的環境。重要的是我們需要意識到，單一的模式（一種類型、一種環境的模式）無法完成21世紀的城市宣教使命。我們一定要以多重模式為標準。為了在城市植堂，我們必須考慮多種形式的植堂、領導培養、社區發展、領導遴選、管家職能、傳福音的方式、敬拜、傳道、主日學、小組、經濟發展。

我們一定要記住，城市就像文化一樣，是充滿活力、不斷變化的。城市的活力可以幫助我們制訂城市宣教的策略，然而我們必須把合乎聖經的教會論作為一切處境下的權威和原則。城市中有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需要，變化是與城市共存的。我們只能用發展的過程來描述美國的城市現象。城市是一個不斷改變的互動體系――政治、經濟、技術和社會的體系。這表明在城市中進行事奉時，我們需要多重的教會模式。

基本的根基和架構在新約聖經中。第一，新約的教會是一個新的社區。這個新社區的成員超越了所有地上的障礙——語言、文化、社會經濟地位、國籍、工作和職業。這個社區的成員互相關心，不自私自利。這個社區是鹽、光、身體、新的創造，等等。

教會的這種形象向充滿多樣性的城市發出了挑戰。聖經中的這種教會模式應該很好地應用在當今社會中。這種應用在不同的環境中要有不同的形式。這必然要求道成肉身的生活方式。教會成員是以有意義的方式作這個社區的一部分。教會可能是由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經濟層次、講不同語言的人組成。教會可以解決不公義的問題，如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壓迫，以此作為其核心價值的一部分。新的社區模式是先知性的，揚聲反對罪惡和社會的不公。

教會的第二個形象是祭司。《彼得前書》2:9告訴我們，整個教會都是祭司。身體有多樣的恩賜，每個人都表現出獨特的恩賜。但教會，無論個人還是集體，都是祭司。教會當以憐憫和同情的事工作為其主要動力。教會的生活方式以多方禱告，舍己奉獻，道成肉身，以及單純樸素為特徵。教會的生活是獻祭的生活（羅12:1；腓2:17；4；18；提後4:6）。小組是教會形象的縮影。

教會也是朝聖者（來13:13）。教會在“已然”和“未然”之間走她的路。這個教會是創新和注重宣教的，把自己最好的東西奉獻出來，要使社區得到改變。教會首先是地方性的，但她盼望超越邊界。地區性的方面是指教會希望在會眾居住的地方建立新的教會，做宣教的工作。小組也受宣教指引的驅動。教會不是根據自己來定義自己，而是根據神和世界來定義自己。教會必須跨過疆界到世界中去。

教會和城市的結局就如約翰所描繪的那極美的畫面（啟21:1-6）。它是“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第2節）。這城市是一群人，打扮得像一位新婦；這城市正被改變；這城市不是向上走的，而是從上面下來的。它是萬民得到醫治的地方，因為主將一切都更新了（第5節）。這已經在發生，但還沒有完成。神正在改變這城市，要在主來的時候完成這改變。

作者簡介：

曼紐爾•奧爾蒂斯（Manuel Ortiz）曾任費城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實踐神學系教授，主授教牧與城市宣教學。現退休，任該院榮譽教授。他是一個極具經驗的植堂牧師，對窮苦人與邊緣人群有特別負擔，盡全力將福音帶給他們。

《教會》2007年11月總第8期（ https://www.church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