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內地傳教士艾偉德的傳奇人生。她的事跡被英格麗·褒曼在《六福客棧》中演繹。

她只是名普普通通的宣教士，但她的經歷卻充滿傳奇色彩；她雖然身軀嬌小，卻以常人難以企及的勇氣和毅力作出了不平凡的事業。將近半個世紀前，英格麗·褒曼在《六福客棧》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繹使我們對這位“small woman”有了一些了解，但這遠不是事實的全部。這隻真實的“倫敦的小麻雀”遠《比一千頭水牛更夠力》。

格里蒂絲·艾偉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倫敦北郊一個郵差的家庭。因為家境貧寒，她不得不從小就到富貴人家做女傭以維持家庭生計。27歲那年，她悔改重生，極想服侍主，到中國傳福音。

於是，1929年7月，她來到倫敦的中國內地會總部，要求到中國傳教。下面是她和教會負責人的一段對話：

“中國很需要宣教士，請問你是哪家神學院畢業的？”

“對不起，我沒讀神學院。”

“中國的教會大學需要理工科的老師，請問你大學讀的是什麼？”

“對不起，我也沒讀過大學。”

“這樣吧！中國的女子中學需要舍監，你有高中文憑嗎？”

“對不起，我也沒讀過高中。”

“那就抱歉了，我想你並不適合去中國。”

“先生，我愛神，我喜歡兒童，我會比其它人更努力。Let I go。”

“求求你，回去吧！你連英文都不會講，什麼‘Let I go’，是‘Let me go’。你連英文都說不好，去中國能教人什麼呢？”

“我是去傳福音啊！不是去教英文。好幾億中國人終其一生，都沒有機會認識那愛我們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國，我不能不去啊！”

英格麗·褒曼在《六福客棧》中的劇照

此時，她的確不具備傳教士的基本素質，但她的赤誠卻深深打動了老先生。他告訴她，中文是一種非常難學的文字，而且方言眾多。“如果你真的想去中國的話，我就安排你先去照顧兩位返國養老的傳教士，他們在中國呆了幾十年。你跟他們先學一點中文，然後再等待機會。”就這樣，艾偉德被介紹去照顧年邁的揚何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爵士夫婦住在富人區，工資自然較高，更重要的是揚何斯本家中有許多珍貴的藏書。因為他自己就是個頗有名氣的作家，寫過不少有關東方的書。如果能夠借閱，可以增進自己對東方的了解，為做宣教士做好準備。她很痛快就答應下來。

雖然家貧失學，但她卻很有語言天賦，幾年下來，她已練就了一口高雅的牛津英語。1930年初，在衛理公會的一次聚會中，她偶然聽說中國山西有位老宣教士珍妮·羅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欲退而不能休，因為苦苦尋覓，卻無人接替。聽到這個消息，艾偉德如獲至寶，她馬上寫信給羅森說：“那人就是我！”

在等候回信的當口，艾偉德已經迫不及待地去探聽前往中國的走法。當時，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最方便，費用很高；另一條路比較經濟，但卻很艱苦，就是先乘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再轉中東鐵路南下，由大連乘船到天津，再到目的地，這樣費用會省一半。如果去的話，也只能走第二條路。幾個月如坐針氈的漫長等待之後，羅森回信歡迎她去。並告訴她，只要她到天津，寫信過去，就會有人去接她到羅森所住的地方。

1930年10月18日，艾偉德告別了親人，隻身踏上了夢寐以求的傳教之路。她隨身只帶了兩個箱子，一個箱子裡是她的衣物，另一個箱子是簡單的食物和路上做飯用的酒精爐。她的盤纏是二英鎊和幾枚銅幣。前來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葳蘭。依依不捨地和家人惜別後，她先乘船到達荷蘭的海牙，然後再轉鐵路到達蘇聯。她乘的是三等火車，條件相當艱苦，沒有一個相識的人，也沒有懂英語的人可以交談，她只有靠默默的禱告來打發無聊的時光。

有一天夜裡，火車停下來以後，就不再繼續往前走了。原來這趟列車只運載勞改犯到當地，如果要繼續往東走，就必須自己拿着行李步行到下一站赤塔（Chita）換乘。艾偉德咬着牙，孤苦伶仃地行走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荒原，幾經周折，總算又找到火車站。但不承想，麻煩又來了，官員檢查她的護照後就把她留在當地的旅館，不准她上車。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講的艾偉德，在西伯利亞的小鎮上，除了禱告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天無絕人之路。這一天，一個婦人拍了拍她的肩膀，輕聲用流利的英語告訴她：“不要回頭，往前走，到前面拐彎的地方等我。”不明就裡的艾偉德也只好向這個婦人求助，當她知道艾偉德是要去中國的宣教士後，很驚訝地要求艾偉德出示護照，才發現原來艾偉德工作欄里的宣教士（missionary）被寫成機械師（machinist），而當時蘇聯非常需要機械師，這大約就是艾偉德被扣留的原因吧。至於宣教士為什麼會搖身變成機械師，我想肯定不是筆誤，其中定有原委。

那個婦人了解到艾偉德的遭遇後，就告訴她一定要想方設法趕快逃走，否則就會被扣留在西伯利亞。可是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講的艾偉德，怎樣才能離開這人跡罕至的鬼地方呢？那個婦人告訴她：因為你是要去中國宣教的，那就是神所差派的，沒人可以阻攔你。今晚有人會去敲你的門，你就跟着他走，上火車後到海參葳下車，接下來有人會安排。

艾偉德不知該不該相信這婦人，因為蘇聯實在環境險惡，之前還有官員企圖強姦她未遂。可是她在禱告後，還是決定聽從婦人的勸告。當晚果真有個男人來接她，她就順服他的安排，被塞上了火車。下車後又有一個男人接她到港口，被一艘貨輪送到日本的神戶，幾天后又被轉運到天津。一路風波，總算來到了中國。

到達天津後，艾偉德已身無分文，而且一句中文也不會說。奇怪的是，一個人力車夫為了拉生意，堅持要她上車，可是語言不通，車夫又不識字，她準備將自己那條又髒又舊的領巾拿來抵賬。豈料這文盲車夫也很精明，看這外國小婦人衣着破舊，就把她往天津宣教中心送，果然他讓艾偉德少走了許多冤枉路，自己也從宣教中心那裡得到了該得的車錢。

到了宣教中心後問起羅森的情況，宣教士搖頭說：“她一向獨來獨往，在山西行蹤無定。不如等在這裡，有適當可靠的人來，帶你直接去那裡。”在等待的日子裡，艾偉德四處遊走，找機會學些中國話。她對中國最初的印象，就是到處都是牆：城有城牆，鎮有鎮牆，家家戶戶有院牆。她不免自問：“到底怎樣才可以打開這些圍牆，進到中國人心裡？”

後來等到一個姓路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可以帶艾偉德去目的地。經過長途跋涉，她坐火車轉長途汽車來到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在那裡，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司米德夫人（Mr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她是個寡婦，是那一帶碩果僅存的資深宣教士，丈夫是著名的“劍橋七子”之一。司米德夫人對她非常體貼愛護，簡要地向她介紹了山西的情況，並告訴她，西式的裝束在此已不適宜，幫她預備了高領的中國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搧子，經過兩天的路程，終於到了陽城。

珍妮·羅森住在城門外騾隊往來的大道上。艾偉德發現，那是一座大房子，有個大院，堆着兩大堆髒亂的物件。珍妮說，那是她新租下的房子，因為說是“鬼屋”，沒人敢住，所以租價特別低廉，每年只一英鎊。工人正在那裡進行清掃修建，只有一個房間算得整潔可住。珍妮在中國生活已超過五十年，濃重的蘇格蘭口音，有時候不知不覺攙雜着中國話，性情也有些怪癖。

艾偉德問：“這是你的宣道所？”

“也許是，也許不是。”

這樣一座大房子作甚用？

二人想到可以開一間客棧，接待往來的騾夫住宿，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的行腳，是福音的媒介，把好信息傳遍各處。他們的廚子老楊，可以負責供應飲食。

珍妮說：“我已經想好了名字，叫‘八福客棧’。”（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這“八福”源自《聖經》裡耶穌的《登山寶訓》：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店是開了，名字也吉利，可就是沒人來住。當地的人看到她們就喊“洋鬼子”，怎肯來同住！客人哪裡來？珍妮想出方法：讓艾偉德去門口，看到經過的騾隊，就攔住勉強拉他們進來。

起初，這使艾偉德有些難堪，騾夫們也不甘願。但看到房間清潔，飲食可口，而且收費便宜，他們也就抱着試試看的心態來了。每天晚間，艾偉德工作告一段落後，就一定要用還不流利的中文，說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的宣講，不時冷嘲熱諷。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准吸煙、飲酒、賭博與喧譁，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騾夫們真的變了，現在再也聽不到他們用髒話呵斥騾子前進了；他們哼唱的那些淫穢的地方小調，也被優雅的聖歌所代替。

有一天，陽城縣監獄發生了一起慘案。一個囚徒突然發狂似地揮刀砍死了好幾個獄中的同夥，無人能制服他。監獄長只好召艾偉德到場，希望她能借着神的大能，感化這個殺人兇徒。監獄長對她說：“如果神保佑你，你一定不會遭害。”艾偉德不慌不忙，大着膽子踏過地上的屍首，走近這個紅了眼的狂徒，溫柔地勸他放下屠刀。他遲疑片刻後，終於垂下頭來，把利刃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艾偉德這下可立了大功了，監獄長同意讓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獄舍的環境。

這兩件事，對當地人觸動很大，他們都對艾偉德另眼相待，把她譽為“福星”。縣長很奇怪，以艾偉德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小地方，對騾夫與囚犯說故事。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身背重擔，走起來搖搖欲墜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赤身露體飢餓的孩子。啊！這些窮苦、憂傷、飢餓的人們，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了希望和快樂。”被她深深感化的縣長，當着同席的人鄭重宣布：“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我要作個基督徒。”艾偉德恭喜他，做了這關乎永恆的決定。

宣教活動雖然得以順利開展，但羅森的健康狀況卻每況愈下。孤寂的生活，艱苦的環境，義和團和毓賢（山西巡撫）的迫害，所有這些都使她身心俱疲。1932年11月的一天，她不慎從高處墜地，不治身亡。此時，距離艾偉德到來也只有一年多的時間。

有一天，縣長忽然來到八福客棧，告訴艾偉德中國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政府明令要婦女放腳，並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的舊風氣，希望艾偉德能夠出力。這件事，艾偉德當然是最好的人選，她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艾偉德經過考慮，感謝神給她這特別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講福音。就這樣，艾偉德藉助這天賜良機，週遊於村莊，挨家挨戶地講解福音。

這一天，她正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邊有個婦人要出賣一個病弱的女孩子，討價兩個銀元。艾偉德沒有兩塊錢，就把僅有的九角錢給了她，領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九毛”，學名“美恩”。在艾偉德的愛心和禱告下，毛毛恢復了健康。這之後，她又先後收養了四個孤兒。

1936年，Gladys Aylward 歸化為中國籍，取名艾偉德。第二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大舉入侵中國，僻遠的陽城也在劫難逃。有一次，一個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失去知覺，醒來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於是，艾偉德帶着她的孤兒們和幾名基督徒，疏散到山地的北柴莊。在窯洞裡，她用僅有的幾樣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他們才返回陽城。

1939年2月，日軍撤離澤州，回城過冬。原來澤州的宣教士大衛夫婦，收留了上百名孤兒，分成男院與女院。一天夜裡，有個日軍排長帶着30幾個士兵闖入女院，企圖輪姦這些小女孩。艾偉德這天剛好在女院，立刻衝上前去制止。那個日軍排長用槍托不斷毆打艾偉德，艾偉德儘管滿頭鮮血，卻依然挺立，對着那群衣衫不整、在恐懼中尖叫掙扎的小女孩喊道：“趕快禱告，大家趕快禱告！”日軍官惱羞成怒，但奇怪的是無論如何他都無法用槍托打暈這外國小婦人。一氣之下，他乾脆拉起槍機，發瘋似的猛扣板機，但奇蹟出現了，咔嚓了好幾次，這槍竟然都無法擊發。於是他從士兵手上搶來一把槍，拉了槍機再擊發，還是卡彈。艾偉德還是喊着：“趕快禱告，大家趕快禱告！”有些日本士兵以為這洋女人會念咒，嚇得逃了出去。這個日本軍官既憤怒又驚訝，只好到屋外集合收隊離去。我們寧願相信這只是一個傳說，但我們還是相信，主的力量是可以戰勝邪惡的。

此時，司米德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David & Jean Davis）夫婦在那裡的宣教站繼續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得以平安。艾偉德與他們相見甚為歡喜。在澤州，有二百名孤兒。1940年初，她的助理晉本光，帶領一百名孤兒去了西安。現在，經過戴維斯同意，依照艾偉德的建議，將剩下的一百名孤兒，遷往陽城山區。艾偉德則暫時留在澤州，幫助照顧宣教站約一千名難民。

艾偉德在澤州時，《時代》雜誌（Time）創辦人魯斯（Henry Luce）——他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出生在中國，很同情中國對日抗戰的艱難處境——派了記者專訪第一個入籍中國的宣教士艾偉德。艾偉德在接受訪問時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道後，激怒了日本軍方。當時，在有些人看來，因為那時的中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國家，日軍攻打這個城鎮，也許殺戮造成仇恨；但另一個沒遭戰火波及的地方，根本不會有抗日的情緒，甚至還有人認為日軍比起中國各路軍閥，就只是一批“官軍”而已，也許軍紀還更好一點。但艾偉德的說法，讓日軍在中國的行動，受到各國的質疑與非難。另一方面，她的故事也讓美國人深深震撼，無數年輕人志願來中國從事最危險的飛行員任務，阻止日本空軍在中國內地的濫炸屠殺，她可說是影響美國對中國抗日戰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幾天后消息傳來，這年春季來“清鄉”的日軍，距離澤州只有一天的路程。報信的人手上還拿着一張告示，寫着“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她只得倉皇逃回陽城，路上又遇到日軍飛機低空掃射，她覺得肩頭上仿佛被猛打了一拳，後來發現是受了槍傷。

艾偉德收留的部分孤兒

回到陽城，大家勸她趕緊離開山西去大後方，艾偉德決定先去西安。行前她向剛剛成為基督徒的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但當艾偉德告訴縣長，她要帶八福客棧現在收留的一百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這一百個都是神賜給她的孩子，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苦勸無效，只好多為她預備一些糧食，並派了兩個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他們要翻山越嶺，穿越日軍的封鎖，還要渡過黃河才能搭上火車。艾偉德所帶的一百個孩子中，最大的是剛放了腳的16歲女孩素蘭，還有九毛、蘭香、少少、寶寶四個大一點的孩子，其他孩子最小的只四歲。他們衣衫襤褸，大的背着小的在崎嶇的山間緩慢前進，艱難的山路似乎沒有盡頭。連日的行走加上疾病，行進的速度越來越慢，籮筐中的食物卻越來越少，只好裝進生病走不動的小孩。這蒼涼的出山西之路，是艾偉德做夢都沒有想到的，也是她無論如何都不能退卻和放棄的。

五天之後，食物都吃完了，依然荒無人煙。可艾偉德每天還是一休息就給孩子們講聖經里的故事，說來也奇怪，孩子們聽完故事，總能忘掉疲累與飢餓，鼓起勇氣，繼續前進。也許，這就是主的召喚，就是信仰的力量！

兩天之後，他們終於遇到了一支國軍部隊，不但給了孩子們食物，還護送他們走了一段路。十二天過去了，走在前面的孩子，終於歡呼地喊着：“黃河！”艾偉德謝過伴送他們的軍人，目送着他們回去，自己率領孩子們，向河邊走去。但黃河波浪滾滾，卻沒有渡船，只有忍着飢餓無奈地等待。又過了四天，來了幾名跟隨這些小難民好幾天的士兵，幫助他們渡過了黃河。

過河後又走了兩天，孩子們搭上了火車。因為橋梁被炸毀，火車停在一個小山村就再也不能前進了。艾偉德帶着孩子們，只好一路摸索着前進。這時，艾偉德真的想躺下來，什麼都不管，但她不能啊！哭過之後，還得往前走。此時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神的憐憫。在絕望之中，他們跋涉到了潼關！

現在有鐵路了，卻沒有客運火車。他們哪裡顧得上這些，爬上拉煤的火車，乘過了一段，再轉搭客車，終於到了西安古城。他們又從西安到扶風。所有的孩子們，一個都沒有短缺地被安置在宋美齡所創辦的孤兒院內。

艾偉德終於倒下了。在醫院裡醫生對她說：“你現在好了。我是西安浸會醫院的主任醫生。你發高燒，營養不良，傷寒，加上肺炎，過度疲勞。還有一顆子彈穿過你的肩頭，幸而不深。現在你會活下去了。”“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醫生以為她的囈語又來了，喊護士拿鎮定劑來。

艾偉德對過去約一年的記憶，仿佛一片空白。她能夠活下去是一個奇蹟。在醫院裡又過了幾個月後，1941年底她出院了。

1942年初，艾偉德在眉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也有機會經常去看看她的孩子們。後來，她開始了四處遊走的傳教活動。1944和 1945年，艾偉德又在蘭州和四川的成都，在貧窮者和麻瘋病人中傳福音。她也曾往喜馬拉雅山麓去，那裡的隱修者，竟然預先知道她要來，準備接待，也準備了心接受福音。成都的一個教會，給她安排教堂後面的一間屋子住，她也教青年人英文。

到了1948年，艾偉德幾乎快垮了。這時，司陶衛醫生（Dr. Olin Stockwell）勸她回英國去休養，並探望父母，她離家已經十七年了。因為艾偉德一文不名，司陶衛為她籌措路費。只是她已經不是回家；因為她是中國籍，不是回國，而成了出國。在去上海申請簽證的時候，她意外地找到了當時已經結婚生子的美恩，而艾偉德自然也成了“祖母”。

1949年春，艾偉德到了英國自己的家。戰爭幾經浩劫，但家人依然很好，然而重逢很快就被深深的憂慮和深切的牽掛所打斷。她為多災多難的中國憂傷，為她死去的孩子們憂傷，以至於她常常不自覺地說出中國話。不久，有個叫萊得梧（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了艾偉德。博格斯又把她在中國的傳奇經歷改編成廣播連續劇在英國廣播電台BBC播出。這之後，博格斯還把她的故事寫成《小婦人》（The Small Woman）。艾偉德儼然成了家喻戶曉的英雄。

The Small Woman（《小婦人》）博格斯著

1957年，56歲的艾偉德準備再出發去香港工作。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簽約，把她的故事拍成電影。“竟然有這種傻子，把好好的錢，用來作小小使女的故事……”她想，只要是傳福音就好，她簽約了。後來，她才知道，電影公司既不是傻子，也無意於傳福音；而她，艾偉德，才是只知傳福音的傻子。那部電影把原著改得面目全非，十足的一部英雄美人的愛情傳奇。事實上，艾偉德終其一生，既沒有任何花前月下的愛情經歷，更沒有和任何男人接過吻。本來的“八福客棧”，也不知何故變成了“六福客棧”。這使艾偉德羞愧難當，她再也不願提及這件事。

到了香港，艾偉德才發現要進入中國大陸工作已難以實現。她找到了從前收養的孤兒，他們已經做了傳道人。她立即想到開辦一個“希望會”（World Mission）的宣教團體。但她是中國人，居留簽證申請被拒絕。到這個份兒上，她唯一的去處也只有台灣。

1959年，“希望會”邀請她到美國作旅行布道。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不是電影中亭亭玉立的美麗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但有機會傳揚福音，幫助“希望會”的孤兒工作，那正是她所愛的。這之後，艾偉德也曾受邀請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後來，她又回到英國。英國廣播電台BBC 的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播出她的真實故事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接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同她在花園裡傾談。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台灣的孤兒們。

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來到台灣後，常與她在中華基督教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人禱告。後來，艾偉德在台北市郊的北投，租用了一所停業的旅館，成立了“艾偉德孤兒院”，孤兒院得到了“希望會”（World Mission）的資助。由於艾偉德年邁不能治理，就把院務交給她的干女婿管理。她的干女婿管理不當，收支無據，財務混亂，“希望會”要求孤兒院成立董事會，有效地監督院務。於是由中外董事八人，組成了“艾偉德孤兒院董事會”，由艾偉德擔任董事長，她的干女婿為院長。1963年，她的干女婿把大批款項騙去，這是艾偉德一生所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擊。她起初給他機會，竭力勸他認罪悔改，但全屬徒然。這起案件的訴訟，前後拖了兩年時間，這兩年是她一生中心情最壞的時刻。除了神以外，還能夠信靠誰？她孤單，失望，覺得自己真是這世界不配有的人。

事情總算有了轉機，艾偉德需要一位同工，她為這件事禱告了33年。此時，凱慈琳·司密慈（Kathleen Smith）的出現，是艾偉德一生最難逢的際遇之一，她們兩人很多思想意見幾乎完全一致。司密慈原來在英國諾丁翰市當女郵政局長大約有二十多年，在倫敦的電視節目裡看到艾偉德的故事後，她把英國的房子賣掉，放棄安逸的生活，跟隨艾偉德在中國孤兒院工作。如今，孤兒院在台灣雖三易其址，但初衷不改。目前有 33位孤兒，十個工作人員。

“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她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長期持續的勞累，使她積勞成疾。1970年1月11日，辛勞了一生的艾偉德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六十八歲。

位於台北的艾偉德墓地和墓志銘

安葬時，她的頭朝向大陸，表達了她對那片土地的眷戀。“小婦人”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極大反響。蔣介石也以“弘道遺愛”表達了對她的嘉許。

平凡如我者，很難在心底構築起堅實的信仰。因為我知道，信仰需要堅強的毅力來支撐，需要不懈的進取去實踐。因此，我總是以一種近乎卑微的虔誠來仰視那些篤志不移的忠實信眾。天生愚鈍，我無從體察福音的奧妙，更不敢冒昧揣度任何一位傳教布道者的心態，但長久以來，我一直為他們的人格所感染。艾偉德的故事，教給了我以無畏看待恐懼，以堅韌面對困苦，以平淡睥睨誘惑，以敬畏的心靠近信仰。

一個時期以來，褒曼的風彩曾讓艾偉德黯然失色。但我相信，隨着時間的流逝，隨着歲月的積澱，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知道艾偉德和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