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聯邦法官下令四個黑人小女孩進入新紐奧良兩所白人小學時，你會認為魔鬼親自降臨那個古老的國際港口城市。大街上充斥着恐懼，憤怒和示威遊行的場面。 1958年我被徵到空軍。做為精神科醫生，我被分派到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一個精神病醫院。我不太願意服從空軍的一些政策，便決定去新奧爾良的一個培訓機構接受心理分析。之後我才知道新奧爾良是一個充滿種族暴力和社會動盪的地方。 有一天，我看時間還早，便決定去看看其中一所學校有什麼事情。我看到很多人站在Frantz學校外面尖叫。這是下午兩點，我意識到他們正在等待什麼事情。我問其中的一個人有什麼事情。 他回答說： “她半小時就會走出來。” 我說： “她是誰？” 然後我聽到關於她是誰的所有髒話和粗言穢語。我決定留下來看一看，即使錯過去見我的醫生。 很快一個小女孩（Ruby Bridges）從Frantz學校出來。她身旁是聯邦警察。她出來後人們開始吼叫，他們揮舞着拳頭用各樣的話叫她。他們叫她去死並且威脅說要殺死她。當她乘汽車離開時，我還在等待。我想知道誰是下一個從那個學校走出來。但後來我發現學校里沒有其他人。學校已完全被白種人所抵制。在1960年的秋季，這個小小的黑人孩子自己一個人去一所美國小學上學。這是我們美國歷史的一部分。 去南方之前，我在波士頓的兒童醫院和一些受災脊髓灰質炎折磨的兒童做了一些工作。這可能會是我們在這個國家看到的最後一次有脊髓灰質炎流行。我研究了這些兒童的心理壓力並向美國精神病學協會報告了我的成果。 我想，為什麼不在新奧爾良做另一項研究呢？這裡也有壓力--社會壓力。我覺得在回家之前我可以作另一個小小的研究。我可以在美國精神病學協會發表另一篇文章。 在紐約的一個黑人心理學家克拉克和國家有色人種協會的一個律師馬歇爾的幫助下，我終於與Ruby和她的家人建立了聯繫。我和妻子去了Bridges的家, 知道這個家庭承受着極大的壓力。 我每周問Ruby兩次“你怎麼樣，Ruby？” 她都會說， “我還好。” “Bridges太太，Ruby怎麼樣？ “ “她很好” 。 在過去的兒科及兒童精神病學研究中我曾學過這些問題。一些兒童或他們的家長回答問題時顯得思維混亂。 “Bridges太太，Ruby睡眠好嗎“ ？ “哦，是的。Ruby的睡眠很好“ 。 “您確定她的睡眠很好？” “是” 。 “那麼，Ruby的胃口怎麼樣？” “挺好。” “您確定她吃得好” ？ “很好” 。 “你覺的Ruby放學回家後和她的朋友玩得怎麼樣？ “Ruby放學回家很好。她有時玩，有時讀帶回家的書。或者說她嘗試着讀書。她才一年級正在學習如何閱讀 “ 。 “Ruby有沒有不高興的時候？” “沒有，看起來Ruby沒有不高興的時候。”Bridges太太說。 我告訴自己，也許Bridges先生和太太不知道如何發現這些症狀。曾經有波士頓郊區富裕的家長來見我，那些家長知道如何發現這些症狀。至於Ruby，她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不高興。最終，她將意識到，如果她沒有意識到，我會發現的。我會告訴她，不僅僅是她，也告訴整個世界。有一個世界在等我們的消息。 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有一天，學校里每天都看到Ruby自己在教室里的老師對我說： “我看不懂這個孩子。她看起來很高興。她來到這裡很愉快。 “ 老師談到Ruby每次在聯邦糾察的護送下從那些暴徒中間穿過。 我說： “那麼，其實我有點困惑。但我認為，有時人們在巨大的壓力下能強烈的束縛本身，通常需要時間才能找出他們有多麼的難過”。我記得作兒童精神病醫生時曾學過：你讓孩子們畫畫。也許他們的圖片會告訴你一些東西。 Ruby畫了一些很有趣的圖。她表現出她認為白人又強又大，黑人很容易受到傷害。我想要給她指出這一點，她會說： “是的。那些白人當然很強大。“我想，這一點對她來說並不算什麼重大的發現。但我不斷地問她，她怎麼樣。我開始注意到，這個只有6歲的女孩，她的父母都非常貧窮而且是文盲，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簽自己的名字。日復一日，父母和子女經歷着巨大的壓力，他們似乎沒有什麼抱怨。這是多麼大的反差啊！我看到的那些在波士頓生活很好的中產階層的大人和兒童，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有各樣的困難--順便說一下所有這些都是白人。現在你怎麼解釋呢？捫心自問，我不知道如何解釋。我收集了所有這方面的資料，越來越費解。 Ruby Bridges3歲時來到新奧爾良的。她的父母曾經租種格林維爾附近的農田。稍後我們知道，在六十年代後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這些在文化上的弱勢群體和被剝奪文化者被稱呼為：窮人或黑窮人。 Bridges先生是一個清潔工。Bridges夫人從早到晚照顧她的三個小孩子。當她照顧好孩子後，她就到別人家跪在地上擦洗地板。然後她半夜回到家中，經過短短幾個小時的睡眠後就為第二天早上準備好了。顯然，父母都希望孩子們比他們生活得更美好。 有一天，學校老師對我說： “今天上午我看到Ruby跟街上這些人交談。她停下來，似乎跟街上這些人交談，“ ，每天早上8點至少有50人在等她，每天下午另外有50個或75個人在等她。 那天晚上我們去了Ruby的家，我問她， “Ruby，你今天怎麼樣” ？ 她說， “還好” 。 “我今天和你的老師談了。她告訴我，她問了你一些早上來學校的事情。” “我不記得了 ” Ruby說。 “你的老師告訴我，她看到你在跟街上的人講話” 。 “哦，是的。我告訴她我不是和他們說話。我只是在為他們禱告“ 。 “Ruby，你為那裡的人禱告？” “哦，是的” 。 “真的嗎？ ” “是的” 。 我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 “因為他們需要有人為他們禱告” 她回答。 “他們需要嗎” ？ “哦，是的” 。 “Ruby，為什麼你覺得他們需要你為他們禱告？” “因為我應該” 。 這時Ruby的母親聽到我們的這段談話走進了房間，她說： “我們告訴Ruby，她為那些人禱告是重要的” 。她說， Ruby有一份名單，晚上她會為他們禱告。 我說： “Ruby，你這樣做嗎？你晚上也為他們禱告嗎“ ？ “哦，是的” 。 “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 “因為他們需要有人為他們禱告。 ” Bridges夫人告訴我，主日學老師告訴Ruby要為那些人禱告。後來我發現，每星期日他們所在的浸信會的牧師也公開為那些人禱告。 我告訴Bridges夫人，並稍後告訴她的丈夫， “我認為這對Ruby是一個很大的要求。我的意思是，因着她所經歷的一切。 “ 我感到很困惑。 “我們不是為了傷害她而要求她為他們禱告” Bridges夫人說， “我們認為所有人都必須為象那樣的人禱告，我們認為Ruby也應該。”然後她看着我說， “難道你不認為需要為他們禱告嗎？ “ “是的，這一點我同意你們 ” 我說 “但我仍然認為讓Ruby為那些人禱告有點過分” 。 我跟我的妻子說。 “我不明白這個女孩承受的已經夠多了，為什麼還要為他們禱告” 。 我的妻子說： “這是你說的，或許她覺得有所不同。 ” 然後我的妻子問， “如果是你每天兩次經過那樣的人群，你會怎樣做？” “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 ”我回答。 “我不會為那些對Ruby所做的或者想要對她做的，比如要殺了她的那些人禱告。 我妻子設想了下列情景： “我可以想像當你進入哈佛大學教授俱樂部時經過那樣一些暴徒。如果上午你進入俱樂部和下午離開時都不得不經過那樣一些暴徒，你會怎樣做？甚至警察也不保護你。“ （順便說一下，新奧爾良的警察絕不會保護Ruby，所以需要聯邦警察） 。 我明確的告訴我妻子，我不會為那些人禱告。我們認為我會做的是：首先，我會報警。Ruby無法報警。警方站在暴徒這邊。第二件事我會做的是，儘快找一名律師。Ruby沒有律師。Ruby出生時甚至沒有醫生在旁邊。第三件事我想做的是立即用有知識的言語把這些人罵一頓。這些人是誰？ 他們是一群病人！ 從社會經濟，社會心理，文化歷史心理來看他們是軟弱的。但Ruby沒有社會學或心理學的語言對這些人講。她甚至不會稱他們為頑梗的人。 第四件事，我們一致認為我會做的，當然是寫一篇關於我所經歷的文章了。也許我會把它寫成一本書。但Ruby剛開始學習閱讀和寫作 Ruby，還有許多我們所知道的在小石城，田納西州的克林頓和亞特蘭大的兒童。那些6 0年代來自貧窮家庭的南方黑人一再次表現出為迫害他們的人禱告的熱忱。是什麼原因呢？個人尊嚴？虔誠的需要？在我第一次提到它幾個星期後，有一次我又問Ruby關於這個禱告。 “Ruby，我仍然感到困惑。我在試着要弄清楚，就着他們對你每天兩次，每周5天所作的，為什麼你認為你應該是那個為他們禱告的人。“ “對， ”她說： “特別是我” 。 “為什麼特別是你” ？ “因為如果你經歷他們對你所做的，你就應該為他們禱告” ，然後她給我講，她在教會裡所聽到的。牧師說耶穌經歷了很多困苦。當耶穌講到這些給他帶來困苦的人，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60年代的小小Ruby對這些新奧爾良街上的人說同樣的話。象我這樣的人怎麼可以用心理學或任何其他方式來解釋呢？ 我可以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也許，Ruby並沒有真正了解她說這些話的意思。當我試着告訴我妻子這些，她說： “至少，她說了這些話。我知道有很多人有錢有勢的人-—那些白人--他們不會說“。 “包括我， ”我說。 “我也不會說” 。 “這就是了， ”我的妻子回答。 所以我現在要怎麼辦？稱Ruby和她的家人？？？說他們在做一件他們不理解的事情？他們沒有在大學學習過，並沒有理解那些哲學家神學家所解釋的基督說赦免折磨他的人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後來，當我想和人談談新奧爾良街上的暴徒時，別人總是告訴我那些人是如何地無知。他們是頑梗的，那樣的人只會有那樣的表現。這種說法對我很有說服力。街道上這些可憐的人，他們無知，缺乏教育。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 當我和我的妻子開始回顧二十世紀的一段歷史時，有一件事讓我們費解。1920和1930年代的德國大多數人都受過教育。這是在世界歷史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那裡有很好的大學，豐富的文化，精美的教科書。這裡是歌德，席勒，弗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的天下。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還有比這更文明的國家嗎？然後在1933年1月，希特勒接管了這個國家。如果你仔細閱讀德國歷史，你會知道，幾個月後，納粹為他們工作，包括律師，醫生，記者，大學教授，我很遺憾地說，牧師，神學家，哲學家，和精神病醫生。教育，傳統，文化沒有讓德國停止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計劃。 但這個小小的Ruby，沒有學過任何道德分析或系統倫理課程，她沒有看過我們所珍藏的書籍。她卻為這些暴民禱告。一年後，當學校已勉強廢除種族隔離後，她還堅持每天禱告。並且引用聖經講述耶穌在加利利的事跡和話語。 我不是要宣傳反知識的論點，但我們確實需要了解怎樣才能成為好人。我不是說心理學家所說的“好人”。舉例來說， “讓我們看看，Ruby，我們在這裡為你準備了一些測試。我們將了解你的這階段的品德發展。請回答我們給你準備的這些不同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怎樣做呢？然後我們給你一個分數。 “ 這些假設的情景可能會很有趣。但我們知道，從實驗室走到大街上，這些東西在日常生活中真的有意義嗎？這實在很讓我們困惑。 我記得讀大學時每次回到我們的房間都會有一個女人在那清掃我們的房間和床。我們給這些50年代在哈佛的婦女取了一個名字。我們稱他們女傭人。 我們從來不知道為我們做事的這個女人的名字，因為她只是我們的女傭人 。我們有時比較體貼，可能會因為她的工作感謝她。但我不想記得曾有多少次我們故意摔碎一兩個啤酒瓶在壁爐里，因為我們知道之後她會清理。畢竟，她這樣做是因為我們付工資給她。聖誕節期間我們給她很多的小費，但從來沒有說過“謝謝你”或“請”，而且從來沒有過任何的交談。 當然，我們同時也在上課。比如，我們在心理學課上學習了同情心。通過一整個小時關於同情心的寫作你會得到一個A。但我不能告訴你女傭人的名字。我們並沒有要求要做到這一點，因為這不是課程的一部分。現在仍然不是。當我看到我的孩子讀偉大哲學家寫的書籍時，就會想怎樣才能教導人經歷人生呢？ 現在我們可以下什麼結論呢？基督給我們最大的悖論是，有時那些孤獨的，受傷害的和脆弱的人可以被恩典所觸摸，顯示出最不平凡的生命的尊嚴。在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僅繼承未來的還包括現在的。我們這些有很多知識金錢和權力的人看到這些很困惑，總試圖用理智來解釋。這不是那麼好解釋的，對嗎？這些現象是個謎。就像弗蘭納里奧康納說的， “這個謎是現代思想的一個最大的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