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益師與弗羅伊德/痛苦——人生的苦難如何解決？

作者：尼可里(Armand M.Nicholi) | 出處：校園雜誌

二十世紀出現了兩位光芒四射的思想家，一位倡議宇宙間有造物主，一位徹底反對；前者是魯益師，後者系弗羅伊德。他們未曾謀面或直接論辯過。

哈佛大學副教授尼可里，二十五年來鑽研兩位的論著及私人信函；且在哈佛開課，比較兩位的世界觀，將心得整理成書：The Question of God。本專欄刊登書中各章菁華。

人生在世，誰都難逃身體或心靈上的痛苦，說它是生存中既定的一部份一點也不為過。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我們便不時製造並承受各種形式的痛苦，許多人更是在痛苦中死去。

對弗羅伊德，以及信主前和初信時期的魯益師而言，要接受宗教世界觀的最大障礙在於：上帝充滿大愛的仁慈形象與人所承受的痛苦實在太不協調。弗羅伊德和魯益師都曾問道：“如果 神真是至高無上的宇宙主宰，如果祂真的愛我，那麼祂怎能坐視我承受這一切的痛苦？可見祂不是子虛烏有，就是毫無實權，再不，祂根本就不在乎人間的疾苦”。最後，佛氏下的結論是，世上根本沒有 神的存在，但魯益師卻有不同的看法。

弗羅伊德三歲時，深愛的保姆因故離去，晚年時親人相繼離世，其中包括他最鍾愛的一個女兒及孫子。失親之痛使得佛氏一生都在憂鬱的籠罩下度過。

然而，沒有什麼比在維也納延燒的反猶太熱潮更令弗羅伊德苦惱的了，他就讀維也納大學時感受尤深。他在《夢的解析》中寫到自己的小學階段時說：“我第一次體會到，被視為異類意味着什麼。其它男孩子的反猶太意識提醒我必須採取堅定的立場”。當父親告訴他，自己在人行道上受人凌辱，卻又隱忍屈從的一段故事時，他不過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

弗羅伊德回憶，“我當時覺得，這些反猶太舉動實在是以大欺小，就像孔武有力的大男人拎起一個小男孩一樣”。當年偉大的迦太基將軍漢尼拔（Hannibal）曾向父親發誓，要向羅馬討回公道，“在我幼小的心靈中，漢尼拔象徵着猶太人不屈不撓的精神，而羅馬則代表天主教的勢力”。當時絕大多數的維也納人信奉天主教，因此弗羅伊德將天主教與反猶太主義劃上等號，也從此埋下一生與天主教為敵的種子。

弗羅伊德十七歲時進入維也納大學，直到數十年後，他仍清楚記得在大學裡所受的排擠。起初，他面對反猶太主義時的表現並不如漢尼拔一般的英勇，但他堅忍不拔的毅力卻頗有這位將軍的氣勢，“大學時代的惡劣感受……使我很早就熟悉，身為弱勢團體遭‘主流團體’排擠的宿命，也奠定了日後獨立思考的基礎”。

成年後的弗羅伊德一直認為，反猶太浪潮是導致他的精神分析學四處碰壁的最主要原因。佛氏在給同事的信中明白地表示，他的學說備受攻擊是因為反猶太意識作祟：“我們猶太人若想成為團體中的一份子，一定得具備一點受虐的精神，承擔別人不公平的對待，否則很難與其它人打成一片。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我的姓是Oberhuber（譯註：德國姓氏），那麼我所提的新觀點無論如何也不會遭遇這麼多的反對聲浪”。

弗羅伊德在防堵精神分析學被視為猶太科學的道路上，遭遇了重重困難，1912年時，他已表達了不耐：“令我煩憂的是，當我試着聯合猶太人、亞利安人或反猶太族群共同為精神分析學的研究而努力時，他們最終還是再度像油和水一樣地分開”。

來自德國醫界及科學界的圍剿及嘲諷讓弗羅伊德極為失望。雖然他勇敢地克服心中那份沮喪，繼續扮演“眾矢之的”的角色，但來自外界的排擠卻使他一生受苦。弗羅伊德在將近八十歲那年寫道：“……以他們的自大，對邏輯無理的藐視，以及粗魯又沒格調的批判而論，我認為任何說詞都無法替他們辯解……傷我非常之深”。

在〈一個五歲男童的恐懼症分析〉（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這篇論文中，佛氏針對反猶太思維提出了精神分析學上的詮釋：“閹割恐懼（Castration Complex）是人們潛意識中反猶太主義最根本的源頭；因為就連托兒所里的小男孩都知道，猶太人的陰莖上有一個部份遭到割除--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器官 是不完整的--這給了他們歧視猶太人的權利。男人潛意識中自認比女人優越的最主要原因也在此”。

弗羅伊德在最後幾年所寫的《摩西與一神論》（Moses and Monotheism）中，歸納出反猶太主義的三項“深度動機”：第一，人們嫉妒猶太人是上帝揀選的子民。“我敢大膽地說，即使到今日，人們對於自稱是父 神最鍾愛的首生子民依然存有嫉妒心理--彷佛這項頭銜有什麼真實意義存在似的”。第二，就是先前提到的閹割恐懼。“在猶太人特有的傳統中，割禮是項令人恐 懼、憎厭的習俗，因為它喚起人們心中對閹割的懼怕”。第三反猶太意識實質上是一種對基督教的敵意--只是這股敵意後來轉嫁到猶太人身上。“須記得今日那些 最仇視猶太民族的人，是在歷史後期才成為基督徒，而且還是迫於血腥高壓統治的結果……他們對這個強加於人的新教仍帶有怨恨，但卻把這股怨氣轉移到基督教的 根源上”。佛氏提醒他的讀者，“福音書的故事圍繞着猶太人打轉使他們極容易成為人們憎恨的目標”。他總結說：“追根究底，這些人對猶太民族的憎恨其實就是對基督徒的憎恨”。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佛氏還舉出納粹對基督徒和猶太人的殘暴行徑為例。

弗羅伊德對納粹的暴行有切身的體驗。1980年六月，我造訪了安娜·弗羅伊德，在佛氏家族服務超過半個世紀的女管家波拉，告訴了我一些可怕的遭遇。她提到黑衫軍曾到家中來拘提安娜小姐進行偵訊，一行人離開前，弗羅伊德塞了一些氰化物的劇毒藥丸給女兒，以防她遭受凌虐。

佛氏認為不只德國人或奧地利人對猶太民族有敵意。他在八十多歲逃到英國時，曾在信中提到他對英國人的看法：“一般而言，反猶太主義是種不外露的私密情緒，但我仍可以感覺到它的存在。當然，偶爾也會有例外的時候……就像世界各地一樣，這裡的反猶太情結無處不在”。

弗羅伊德在去世的十個月前，寫信給曾引用他言論的英國《潮流》（Time and Tide）雜誌的編輯：“難道你不認為這個討論反猶太浪潮的專欄應該保留給那些非猶太族裔，立場比我超然的人來發言嗎？”弗羅伊德認為，非猶太族裔應該重 視這位編輯所觀察到“國內反猶太意識日益高漲”的問題，並且挺身而出，遏止問題繼續惡化。佛氏在這封信中概述了慘痛的親身經歷：“四歲的時候，全家就從一 個叫做摩拉維亞的小鎮搬到維也納。經過七十八載的辛勤工作之後，卻被迫離開家園，眼睜睜地看着一手建立起來的科學協會瓦解，相關機構毀於一旦，印刷廠…… 被入侵者占領。我的著作不是被沒收，就是成了一團紙糊，連兒女都被工作的機構給開除”。

如果說反猶太主義是弗羅伊德所有痛苦的源頭，未免言過其實。佛氏患有憂鬱症、恐懼症（特別是對死亡），及身心症。在他生命最後的十六年裡，身體上還必須承受上顎癌所帶來的痛苦。

1923年初，弗羅伊德六十七歲那年，他在口腔上顎發現了一塊白斑。根據自己的醫學知識，他判定這是常在老煙槍嘴裡出現的黏膜白斑病。弗羅伊德一天要抽上好幾支雪茄，尼古丁已經嚴重成癮。他知道這些病變組織可能轉變為惡性腫瘤，但還是拖了幾個月後才去請教一位年輕的內科醫生道奇（Dr. Felix Deutsch）。診斷的結果確為癌症。

第一次的手術並不順利。當時佛氏選擇了一位他認識的海耶醫生（Dr.Marcus Hajek）來操刀，海耶醫生在一家教學醫院中設備簡陋的門診部替他動手術，過程中只用了局部麻醉。手術後，併發症旋即而至，開始大量出血。妻子和女兒安 娜趕到時，發現弗羅伊德滿身是血，坐在一張餐椅上。等到穩定下來，她們離開去吃午飯時，他又開始血流不止。由於無法開口，佛氏試着按鈴求援，然而鈴卻正好 壞了。這時房裡的另一名病患，是位弱智的侏儒，發覺他的情況不妙，急忙找來救護人員，否則他可能性命難保。之後，安娜寸步不離地守在父親身邊。到了晚上， 她發現父親因為失血過多而顯得相當虛弱，傷口也疼痛難耐。護士趕緊打電話通知駐院醫生，但這位醫生竟拒絕起床看診。

多年後，弗羅伊德的一位醫生寫道，海耶醫生“根本沒有資格”進行這種複雜的手術。道奇醫生最後將他轉介到一位知名的口腔外科醫師佩其樂（Dr. Hans Pichler）的手上。由於癌細胞相當頑強，他又替弗羅伊德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切除手術。

此後，佛氏進出手術房三十多次--每次都只採局部麻醉。由於口腔上壁被切除，醫生改以一塊替代金屬片來分隔口腔與鼻腔，因此呼吸和進食變得異常困難。除此之外，多不勝數的X光檢查及放射治療所造成的後遺症，也為他人生最後的十六年帶來極大的痛苦。

弗羅伊德變得不愛與人一同吃飯。有一次他和安娜在火車上，邊進早餐邊與一對初識的美國夫婦閒談時，突然嘴裡噴出鮮血，原來是麵包的硬皮劃開了先前的 傷口。但佛氏仍不放棄假日出遊，面對一切的折磨，也以淡然的態度接受。不過滿腔的忿恨有時候也會爆發，就像他在寫給友人費斯特的信中所說的：“請容我無禮一次！究竟你是怎麼在遍嘗人世的種種況味後，還能相信這世界有天理？！”佛氏自己下的結論則是，“人的命運受到某個冷酷無情、捉摸不定的惡勢力所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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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反猶太運動造成弗羅伊德生命中最大的傷害，那麼魯益師幼年喪母，以及幾十年後喪妻的打擊，則帶給他最漫長也最慘痛的折磨。將近半個世紀後，他仍能在自傳中鮮明地的描述：“我和哥哥在母親過世前就已感受到喪親之痛。在嗎啡的作用、母親的精神失常及護士的奔忙中，我們一點一點地失去了她，我倆的存在顯得那麼的突兀又多餘”。

魯氏回顧以往，才發覺原來孩童和成人對於傷痛有不同的感受，孩子往往會感到被孤立，與周遭的人有疏離感。他寫道：“如果我的經驗可靠，那麼可以說，成人的哀傷和恐懼會使孩童產生驚嚇和疏離感”。魯益師及哥哥與父親日漸疏遠，也因此“越發相依為命……像兩個受驚的孩子在淒風苦雨中，相互依偎取暖”。他回憶“被帶到臥房中，見已去世的母親一面”，看到母親遺體時，“哀傷中滿是恐懼”，以及帶着驚恐“面對棺木、鮮花、靈車，以及喪禮等後事”。母親的過世使得所有的快樂“都從生命中消失無蹤”。

前幾章曾提及魯益師早年在寄宿學校的悲慘生活；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僅十九歲的魯益師在前線親歷了戰爭的可怕，並且遭到奪走身旁同胞性命的炮彈炸傷。對於這段經歷，他除了表示“多年來，大戰的陰影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以外，並沒有詳加描述。

魯氏從軍期間得了“戰壕熱”，在前線的醫院待了三個星期後再度回到戰場時，正好趕上“德軍大進攻”。“整個嚴冬里，疲乏和積水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曾在行軍間累到睡着，醒來時發現自己還在不斷前進。 壕溝里積水深及膝蓋，穿着長達大腿的靴子走動時，偶爾會被隱藏的鐵絲網刺穿，還記得冰冷的積水穿透靴子，湧進來的感覺”。魯益師發現，雖然他常常在夢裡見 到戰時的景象，但最駭人的幾幕已逐漸模糊。他憶述：“那酷寒，那氣味……那些血肉模糊的軀體，像被壓扁的金龜子，仍在掙扎……遍地或坐或站的屍體；放眼望 去寸草不生的沙場；日夜穿在腳上的靴子，彷佛已成為身上的一部份。這一切在記憶中漸漸模糊了起來”。他回憶起第一次聽到子彈呼嘯而過的情形，當時心中的感 覺“並不完全是……恐懼”，只是“耳畔響起一個細微的顫音--‘這就是荷馬史詩里所形容的戰爭！’”

根據沙耶的說法，魯益師在倫敦一家醫院治療傷口的期間，“心中異常寂寞，並且還患有嚴重的憂鬱症”，有關戰場的連連惡夢，使他難以入眠。現在看來，魯氏當時是患了創傷後焦慮症。

後來，或許是因為世界觀的不同，又或者是樹大招風，牛津大學的文學院拒絕讓魯益師成為正式的教授，這對他而言又是一大打擊。直到年過五十五，魯氏才 受到劍橋大學之邀，成為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文學的教授。不過最沉痛的打擊，當然還是六十二歲那年失去了愛妻喬依。他一生中最害怕也最想逃避的，正是這種失 去至愛的痛苦，卻再一次經歷了年幼時的恐懼。魯益師或許極力想以童年時的老方法，來抑制自己的情緒。他試着用過人的才智來了解自己強烈的複雜感受，不讓這 些情緒操控他。他也試圖透過書寫，讓所有的想法和感覺都躍然紙上，來剖析哀慟的整個複雜過程。魯氏在《卿卿如晤》裡寫道：“我並不害怕，但那感覺就和害怕如出一轍，胃裡一樣地翻攪，一樣地坐立難安，呵欠連連。我不停地咽口水”。

魯益師表示，哀傷有時像喝醉了酒、或頭部遭到重擊的感覺：“……彷佛微微地醉酒或腦震盪”，這使得他自外於人群，很難與旁人產生互動。“外面的世界和我之間隔着一道無形的布幔，我發現自己很難聽進別人講的話……覺得索然無味”。然而魯氏並不喜歡獨處，“希望能有人陪伴，我害怕屋裡冷冷清清的感覺，最好身邊的人彼此交談，又不必找我說話”。

魯氏為了減輕喪妻之痛，曾試着告訴自己要堅強，千萬不能因此情緒失控。他安慰自己仍擁有許多所謂的“資源 ”，同時也提醒自己，婚前單身的日子也還算愜意。但他接着又寫道：“一旦聽從這樣的聲音，心中往往一陣羞愧，但也曾有那麼短短的一刻，又覺得這麼想不無道 理。可是這時往日火辣辣的記憶隨即浮現，彷若當頭一棒，所有『理所當然的想法』立即有如爐口上的螞蟻一般，消失無蹤”。

魯益師看到兩個繼子試圖走出母喪的悲痛，也想起了自己童年時，面對母親去世的反應。他發現：“我無法和兩個孩子提到他們的母親，一旦提起，兩人的臉上就會浮現既非哀傷、也非關愛、又非恐懼或憐憫的表情，而是一種最隔絕情感交流的情緒--尷尬。他們看着我的樣子，彷佛我正在做什麼離經叛道的事，恨不得我能趕快停止。而我在母親過世後，每每父親提起她時，也有和他們一樣的反應。我不怪他們，男孩子就是如此”。

魯氏對於必須透過書寫的方式來審視自己的感受，也頗有質疑：“我不只每天活在哀傷中，而且是每天都意識到， 自己每一天活在哀傷中。這些記錄是否只會加深我的痛苦？只會讓我的思緒不停地繞着同一個主題轉動，單調地如同踩踏輪一般？”但他試圖用唯一可能的說詞來為 自己辯解：“如果不這樣，那我還能怎麼辦？我需要療傷止痛的解藥，而現在閱讀對我而言，已逐漸失去作用。如果將所有的思緒全都寫下來（所有的？不！不過是 千絲萬縷中的一小撮罷了），我相信多少能讓自己跳脫這樣的心境；至少我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

魯益師擔心，長此以往會使得他的情緒轉為一種自憐：“……沈溺於自憐、咀嚼着那令人作嘔的甜膩快感--自己都感到厭惡”。他不禁懷疑：“難道這些札記純粹出於無法接受人只能默默承受痛苦的事實，而作的無謂掙扎？還有人相信，這世上有化解痛苦的方法嗎？（但願真的有！）這就像去看牙醫一樣，無論你是緊抓着椅子的把手不放，還是雙手平擺在腿上，醫生手中的鑽牙器仍舊是不停地往下鑽”。

在喪偶的悲慟中，特別感念妻子喬依帶給他的親密感，那是他婚前從來不曾體驗過的。“盡避婚姻中的兩人明顯地相異、對事情的看法也總是相左，但那種時時刻刻都能體會到的親密感，卻是婚姻帶給我最珍貴的禮物--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真”。他呼喚着喬依：“親愛的，親愛的，回來吧！哪怕只是驚鴻一瞥！”失去了妻子，無異於失去了身體的一部份：“目前，我正學習拄着拐杖走動，也許不久後會裝上義肢，但無論如何，我再也不能像以往一樣用雙腳走路了”。

他將肉體的痛苦和心靈的痛苦作了以下區分：“內心的悲慟，有如一架轟炸機在頭頂盤旋，每繞一圈，就投下炸 彈；肉體的疼痛，則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壕溝戰，密集的炮火連續攻擊數小時，沒有片刻的歇息。思想永遠不會靜止；疼痛也常滯留不去”。痛苦的思想似乎永 無止境：“還有多少回？難道就一直這樣下去嗎？無垠的虛空像一個龐然大物一再向我襲來，令我驚駭莫名，不禁感慨：‘直到此刻，我才恍然明白自己失落了什麼 ’。同一隻腳，一次又一次地慘遭截斷，刀子刺進肉里的痛楚，一遍又一遍的啃噬着我”。

最後，魯益師像許多在苦難中的人一樣，發出了內心深處的吶喊--“ 神啊！禰在哪裡？”他說：“當你置身快樂之境，暈陶陶的，一點都不覺得需要神，甚至認為祂對你的要求真是煞風景； 這時候，如果你清醒過來，向祂獻上感恩、讚美，迎着你的--或是你覺得迎接你的--將是一雙張開的臂膀”。但是當魯益師最需要神的時候，祂卻似乎消失 了，“當你迫切地需要祂，當你孤立無援時，等待你的是什麼？一扇在你面前砰然關閉的門，裡面還傳出連上兩道門栓的聲音。之後，便寂靜無聲。你最好還是掉頭 就走吧！等得越久，那片死寂越是令人不寒而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當我們事事順遂時，祂像個神氣活現的指揮官；而當我們陷入困境時，祂卻了無蹤影？”一位友人提醒他，拿撒勒人耶穌在最需要幫助時也呼喊：“我的神！我的 神！為什麼離棄我？”（太二十七46）魯益師回答：“難道這能幫助我解決心中的困惑嗎？”

魯益師不僅懷疑在他最迫切需要 神時，根本無處尋祂的蹤跡；而且經由諸多痛苦所傳達出來的 神的形象，也令他深感困惑。“我想，問題不在於我即將陷入不再相信有神的危險中；真正的危險在於我開始相信與 神有關的一些駭人之事。我所懼怕的結論並非‘原來， 神根本不存在！’而是‘原來，這才是 神的真面目，別再自欺了’。”

魯益師不斷苦思：全能的 神既然愛他，怎能容許他遭受苦難的折磨。後來，他領悟到，也許我們應該將 神視為一個具有仁心仁術的外科醫生：“祂越仁慈、負責，開刀時就越不徇情面。如果祂因為你苦苦哀求，而在手術還未完成前就停手，那麼你先前受的苦不就枉費了？”但是魯益師也懷疑這樣的痛苦和折磨是否真有必要，他這樣回答：“那麼就自己抉擇吧。苦難已臨頭，如果你認定那是多餘的，則     神不是虛幻不實，就是心狠手辣；如果你相信 神是良善的，那麼苦難就是必要的。若非必要，哪怕這位 神只有些許的惻隱之心，也不會忍心將它加諸在人身上，或者根本不容許這樣的事發生”。魯益師問：“有些人說：‘我不怕 神，因為祂是良善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他們都沒看過牙醫？”

魯益師凡事追根究底的心態，使他心中起了一長串的疑問。在《影子大地》（Shadowlands）的舞台劇及電影劇本中也暗示，魯氏對神失去了信心，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從他的書信，以及許多認識他的人那兒證實，喬依過世後，他的信心比以往更堅定；至於他那些數不清的疑問，都只是針對神的形象。

魯益師憶起新約中有個應許--叩門，門就會開，但是他發覺“只有深鎖的大門、鋼鐵般的簾幕、一片空茫和凜冽的寒氣”。魯氏發現自己不僅止於叩門，他問：“叩門是不是指像瘋子般地捶門或踢門？”最後他了解到，自己狂亂的呼救可能阻礙了 神的拯救：“‘凡有的，還要加給他’。畢竟，你必須要具備接受的能力，否則，即使是全能者也不能給你什麼。也許，是衝動暫時破壞了你的接收能力”。

神的同在有如夏日黎明的曙光，漸漸鮮明起來，“當我轉向 神，迎着我的不再是緊閉的門；當我回頭看H（魯氏的妻子）時，也不再是空茫一片，她在我腦海中的一顰一笑，也不再困擾我。從札記中可以看出，自己已有些許進步，但與我所期望的還有一段差距。也許，因為沒有突然的、驚人的和情緒性的轉變，使這兩種改變並不明顯；就好像房間逐漸暖和起來，或是晨曦的照射，往往是在持續了好一陣子之後，才引起你注意”。

魯益師一連串的問題並未獲得解答，但是卻得到他所謂“極為特殊的‘無解’。不是緊拴的門，反而比較像是一種靜默，但又絕非冷酷的凝視。祂並非拒絕我，只是好似對我搖頭，把問題先擱置一旁，對我說：‘孩子，平靜下來吧！這些事不是你能懂的’”。

魯益師回顧那段哀痛的日子，領悟到自己之所以難有進展，是因為他的焦點是在自己，而非神的身上。他明白 神“從未測試我的信心或愛，祂早知道這一切的本相，被蒙在鼓裡的，是我”。也許透過親身的經歷，他才開始了解自己二十年前在《痛苦的奧秘》（The Problem of Pain）中所說：“……痛苦的本身，說不上有什麼好處，但對受苦的人和旁觀者而言，痛苦的遭遇卻有其益處--對前者，在於對    神旨意的降服；對後者，則在於所引發的同情心與實際關懷。 在這個墮落但部分蒙救贖的宇宙中，我們可以區分（一）從神而來單純的善（the simple good），（二）叛逆的受造物所製造的單純的惡（the simple evil），（三） 神利用那種惡以達成救贖目的，以及因此而產生（四）複雜的善（the complex good）--由接受痛苦和為罪懊悔所促成的。雖然， 神的恩典可以為人贖罪，但是祂能從單純的惡製造出複雜的善這個事實，並不能作為行惡者脫罪的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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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魯益師擺脫了痛苦及信仰間糾纏的問題，然而弗羅伊德卻不能。

弗羅伊德在《宗教經驗》（A Religious Experience）那篇論文裡直言，“ 神允許苦難發生”，因此神應該負責。他在給波士頓的普南博士寫信時，也表達他的憤怒和蔑視：“我……對 神沒有絲毫的畏懼，假如有一天遇見祂，我要數落祂的不是之處，絕對比祂能數落我的還多”。受苦的人也許能了解佛氏的憤怒，但他既是無神論者，跟誰生氣呢？

弗羅伊德的臨床工作經驗，使他了解痛苦的普遍性。根據他的觀察，病人出現嚴重的情緒症狀--甚至精神失常--往往是為了逃避現實中難以忍受的痛苦；當內在或外在的現實變得不堪承受時，病人就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

也許弗羅伊德為了解自身的痛苦，因而一直鍥而不捨地努力辨識人類痛苦的主要來源。他在《幻象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說：“大自然似乎借着許多災難來嘲笑人類的控制能力：地震--撕裂大地，掩埋生命和文明的產物；洪水--四處泛濫，吞沒一切；疾病 --直到最近我們才了解那是其它生物對人類的攻擊；死亡--人類醫學至今對這令人痛苦的無解之題，仍然束手無策，將來也不可能找出對策”。

若干年後，他在《文明與其缺憾》中，又增加了一項痛苦來源，那就是其它的人類。“對我們而言，最後一項來源所帶來的痛苦， 或許更甚於前者”。他總結道：“生命是難以承受的，很容易造成‘長期焦灼盼望的狀態’”。

弗羅伊德以人世間的苦難來攻擊“凡遵行 神旨意的，必受祂祝福”這項論述。他說，舉目四顧，好人和壞人一樣逃不了苦難。他在《世界觀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a Weltanschauung）中寫道：“……宗教向來宣稱，只要遵行某些道德規範，就能得到庇護和快樂……事實顯示，這些承諾不值得信賴。看來宇宙中似 乎並沒有一位全能者，像父母般地呵護我們，為我們謀福祉，以求凡事圓滿。……當地震、海嘯、大火無情地吞噬生命時，其對象無分善人、惡人，更不分信徒或非 信徒”。

弗羅伊德在談到人際關係時表示，好人常處於劣勢，“凶暴、狡詐、無情的人，往往坐擁世上令人羨慕的好東西；而虔誠的人卻常是兩袖清風。可見主宰人類命運的權勢，是黑暗、冷酷又無情的”。佛氏認為，世人相信“宇宙的主宰”賞善罰惡的觀念，“與事實並不相符”。

魯益師則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現在“宇宙的主宰權”只是暫時落在仇敵手中。弗羅伊德對這種論述的回應與常人無異。他說，人因為無法將苦難和觀念中慈愛的神融合在一起，於是憑想象捏造出一個邪魔來背黑鍋。但他認為，就算真有魔鬼， 神依舊無法推卸責任，畢竟邪魔也是 神創造的，不是嗎？魯益師同意 神創造魔鬼這個說法，但他不認為這就代表神是邪惡的，或 神創造了邪惡。

魯益師寫道：“黑暗權勢是 神創造的，但它在被造之初是好的，後來誤入歧途”。他在解釋自由意志和邪惡的可能性之間的關係時又說：“ 神賦予受造物自由意志，也就是說，受造者可以選擇行正路，也可以選擇走偏路。有人認為，這世上可以有一種被造物，既擁有自由意志又不會誤入歧途，我可沒這 麼豐富的想象力。假如受造物可以自由行善，當然也可以自由為惡，有自由意志，才有了惡的存在”。那麼，當初神為什麼要給人自由意志呢？他答道：“雖然邪惡可能因自由意志而生，但也唯有自由意志能使人擁有無價的愛、善和喜樂。一個機械化的世界--受造者全像機器般，一個指令一個動作--有什麼被造的價值可言呢？”

然而，我們不禁納悶：“難道 神不知道，自由會導致種種邪惡和可怕的苦難？”魯益師說：“ 神當然知道，人若誤用這種自由會有什麼結果，但祂顯然認為值得一試”。

魯益師還是個無神論者的時候，也和弗羅伊德一樣地惱怒 神。他寫道：“我駁斥 神的存在，因為這個世界看來既殘忍又不公平。可是我怎麼會有‘公平’或‘不公平’的概念呢？一個人除非先有直線的概念，否則不會說某條線是歪的……當我試圖證明 神不存在--換言之，整個現實都毫無意義--的過程中，卻發現不得不假定現實中有一部份，也就是我對公平的概念，是完全有意義的。這樣看來，無神論的理論架構未免太過單薄……”。 魯益師指出，新約的信仰“不是讓我們用來解釋苦難這種棘手現實的一套系統，苦難應該是用人的一套系統來加以解說。在某種意義上，信仰非但無法解決，反而是 製造了痛苦的問題，若不是我們一面領受神是公義、慈愛的美好承諾，一面又要面對這世上種種的苦難，那麼痛苦也就不成問題了”。

魯益師說，痛苦是邪惡的。 神沒有製造痛苦，但祂可以將痛苦化為祝福。許多人是在遭遇痛苦或重大危險-例如，乘坐飛機遇到亂流時，才呼求神。他寫道：“……痛苦絕不會讓你漠視祂的存在。         神在我們享樂時耳語；在我們良知中發聲；但在我們痛苦時呼喊--那是祂喚醒沈睡世界的擴音器”。然而，魯氏警告，痛苦也可能使人遠離神。“痛苦作為 神的傳聲筒，是個可怕的工具；它可能導致人背叛神，永不回頭”。他認為 神可以利用痛苦幫助我們明白人需要祂，但有時候我們的反應不是轉向祂，反而是背對祂。

弗羅伊德在面對生命中的痛苦時，採取的是他常提到的“認命”態度。他在《幻象的未來》一書中，描述了拒絕宗教世界觀的人，其人生會呈現什麼樣貌；當中所說的，也許就是他親身的體驗。“他們必須承認自己全然無助……不再是宇宙萬物的中心，也不再是慈愛的 神悉心照顧的對象……面對命運中的重大困厄，將是孤立無援。他們只有學習以認命的態度忍耐種種艱苦”。

弗羅伊德在別人遭遇苦難時，常苦於“沒有安慰的話”可說，只能勸人認命。當同事瓊斯遭逢喪女之痛時， 他寫信慰唁：“身為一個不信 神的宿命論者，每當我面對死亡的猙獰，只能默默承受”。信中還提到孫子海涅利（Heinele）過世時，自己如何的痛不欲生：“我對人生已徹底厭倦”。佛氏似乎很明白，自己在遭逢逆境時，毫無可汲取的屬靈資源。女兒蘇菲離世後，他寫信給一位同事：“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對一個非信徒而言，面對死亡，除了癱軟之外，沒有來日的盼望可期……”。他想知道“什麼時候輪到自己”，也希望早日走到人生的盡頭。

每個人都有痛苦，而面對痛苦的態度，則決定了它對我們生活質量的影響程度。如果我們像魯益師一樣，相信有一位慈愛的至高者掌管我們的命運，那麼，我們就能存着耐心和盼望來承受痛苦；但若抱持唯物主義的觀點，那麼只能照着弗羅伊德所言，向艱難的現實屈服。佛氏在總結時說：“如果信徒走到一個地步，發現自己最終不得不將一切歸之於神那‘高深莫測的旨意’，那就等於承認：在痛苦中，無條件順服是他最後的慰藉和快樂的泉源。如果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很可能少繞許多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