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獲得真知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如人的肌肉舉重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假如人想舉起自己能力之上的重物，便會受傷。人的認知能力若無限使用，也會傷害自己的這個功能。人類在宗教、文化上有各種各樣的不同意見，看起來家家都有說服力，又都有漏洞。幾千年來爭得不亦樂乎，從來沒有一個真正的得用者。因此，康德認為，人的認知能力只能認識事物的表象（phenomenon)，而不能認識事物的本體（noumenon)，因此談論神的事情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神”這個概念是屬於本體的範圍，是我們人所不能理解的。假如我們人類真的不能認識本體，康德怎麼會知道事物分成本體與表象，而本體又不能被認識？因為“本體不能被認識”這個概念就是在認識本體了。人類的各種觀念的衝突不是因為我們不能認識本體，而是人類想運用自己的認識能力和理性來研究僅靠自己不能認識的東西。聖經告訴我們，隱秘的事是屬於我們神耶和華的，唯有啟示過的才是屬於我們的。又說：關於神的事，人所能知的，原已顯明在人心中，但世人由於自己的不信，反將神的啟示當成虛妄的。人類認識的衝突原不是因為我們不能認識，如同進化論和後現代所認為的那樣，而是由於不想承認神的啟示，但卻要憑着自己的努力去尋找。人不想尊神為大，而處處顯示自己。就象Richard Dawkins所說的那樣，他們並不一定非要反對有神，但需要這個神可以供人研究。

與迪卡爾所講的不同，知識的本源並不是“自我”，而是創造我們的神，就是貫乎眾人之中，超乎眾人之上的萬靈之父。天父，我們感謝你，是你創造了我們並賦予我們認知的能力。主啊，求你繼續引導我們，使我們在你的超產上長進，不受世俗的、文化的、風尚的欺騙。主啊，你賦予我們認知能力，但人們卻錯用這種能力，無知、邪惡的人用經驗理性進行愚蠢地推理，要將你排斥在世界之外。因此，謊言與欺騙加上自欺充滿了世界。主啊，求你打碎他們堅固的城堡，讓他們在真理面前蒙差，從而使更多的人在有生之年，能認識造他們的主。

在北大最初的幾個月裡，我很快對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懷疑。我仔細思索馬克思的設想，認為他的理論有兩大缺陷：第一，馬克思把人當成了機器，沒有考慮到人的私心（用聖經的話的說，叫罪）。他認為有一批人是大公無私的，在他們的帶領下、管理下，人類步入共產主義。到共產主義後人人都是大公無私的，用我們的話說，叫愛人如已。問題是，找不到足夠的大公無私的人自私辦？無私的人只能在電視、報紙里看到，現實中一個也沒有。第二，按需分配根本不可能實現。假如在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兩個男人同時愛上一個女人，如何分配法？難道真的要共產共妻？那還得女方願意呢。我喜歡看馬拉多納踢球，每次都想坐第一排，假如全球同時有十萬人球迷有同樣的想法，能不能修個只有第一排，能容納下十萬人的球場？另外，按需分配的“需”如何定義？如按馬先生當年的需求標準，現在的物質財富與生產能力已經可以讓全球的人“按需分配”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吃不飽？技術越進步，人的物質需求越大，“按需分配”永遠只能是一句空話。最後，這個“需”除了物質需求外，還有沒有情感、名譽、權力、欲望等心靈需求？如果忽略了這些，共產主義仍然缺陷多多。我知道馬克思認為物質決定一切，但人的心靈需求確實很強烈，連馬大鬍子也不例外。

認定共產主義只是一個幻想後，我感到很迷惘，好象無頭蒼蠅一樣不知西東。有一段時間喜歡附弄風雅看哲學，常看得似懂非懂。因為大學校園裡流行尼采、薩特、佛羅依德等──不知是不是有很多人和我一樣迷惘。看完之後我更迷惘，感覺到人生和人類社會都是漫無目的，糊裡糊塗，毫無意義的。對與錯無意義，高與低無意義，連生與死都無意義。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這些存在主義的東西，而是杜威的《實用主義》一書。裡面講，你自己定義目標，意義，為達成你的目標所作的都是對的。對特定行為的價值判斷是相對的，多角度的，看是否有助於達到你的目的。比如一個猴子繞樹跑，你可以說猴子在跑，也可以說樹繞樹跑，取決於你站的角度。

那時校園裡還流行讀詩。北大的一位學生詩人自殺後（記不清是不是海子），這風氣便更甚了。首先是北島、舒婷，後來是席慕蓉、汪國真，然後又有徐志摩。我也時不時讀一點，總的感覺是無病呻吟，在我心中找不到共鳴，雖然我也同他們一樣頹廢。我更喜歡古詩詞和古文，覺得那才真正擁有文學境界。詞藻華麗而不顯堆砌，語言高雅而又簡潔明快。雖然我喜歡詩文，但對做個詩人卻望而生畏。因為古人去，悲憤出詩人。歷史上大多數詩人都是鬱鬱寡歡，永不得志的。我自己也寫過幾首詩，但從沒刻意保留過。

我想，我拒絕現代詩卻喜歡古詩的原因是自己雖然頹廢卻拒絕頹廢，知道這個宇宙沒有意義卻又尋找意義。現代詩我覺得虛無的成分太重，少男少女式的呻吟太多，包括還算清新的徐志摩。而古典詩在悲憤中有自信，無奈中透着希望。象李白、蘇軾，雖然滿紙惆悵，但豪放自信始終不改。杜甫、韓愈，深沉壓抑但悲天憫人，期盼躍然紙上。即使婉約如柳永、李清照，也是意境優美，格調高雅，市井生活的樂趣顯露無遺。我在哲學上接受人生無意義無盼望的觀念，但在實際上卻不願接受。就如一些達爾文主義者，明知進化論漏洞百出，卻無法以正常心態看待其他觀點──它是自然唯物論者的唯一選擇（Only Shop in the town)。Steven Jay Gould（哈佛大學教授）知道古生物化石證據是否定進化論的。但他反覆強調，進化論的原則一定要堅持。為了彌補化石證據不足的問題，他天才地提出了一個間斷平衡的理論，反而將化石的缺乏說成是進化的證據。另一進化論大將，劍橋大學教授Richard Dawkins在他的書中說：生物體看起來好象是設計的產物，但當你明白達爾文理論後，就知道它可以通過純自然的途徑產生。在堅持達爾文主義上，信念比證據和邏輯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