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部　冲　击　　　　　　
一个援藏干部的西藏手记　王怀林　

西部启示

20世纪的最后时刻

有一个声音在天空震响：

“西部大开发”。

有一群人在奔走相告：

“走，到西部去！”

西部从游牧民族的马背上走来，

西部从高山峡谷中走来，

西部从弥漫的黄沙和风雪中走来，

西部从民族兄弟的渴望中走来。

西部的黄沙蔽天、长河孤影

荡起多少历史的风尘，

西部的壮阔高原、赤色土地

埋藏了多少时空的奥秘。

没有了敦煌楼兰的熙熙攘攘，

没有了茶马古道的驼铃叮当，

没有了游牧铁骑的刀光剑影，

没有了丝绸之路的边塞音响。

只留下散落世界的敦煌文献，

只留下黄沙半掩的西夏王陵，

只留下藏传佛教的金色塔尖，

只留下匈奴吐蕃的王朝背影。

多少年高山无语，大河奔流；

多少个牧神千年，踪迹难寻；

只有那远远走来的朝天部落

依然坚韧地徘徊于六月的山岗，

呼唤绿洲，渴望神灵和幸福的降临。

在西部我们览尽辉煌，

在西部我们行吟万里，

在西部我们沉思历史，

在西部我们凝视永恒。

在西部我们看东南草长，西北荒废；

在西部我们看历史民族来来回回；

在西部我们看到没有西部的中国是一个残缺的中国，

在西部我们谈南水北调，再造一个中原。

在西部没有人造的月亮，

在西部没有水泥的森林，

在西部没有柳浪闻莺，

在西部没有泛滥的欲望和柔弱的灵魂！

西部有通透的蓝天，

西部有飘荡的白云，

西部有金山在阳光下闪耀，

西部的人离天很近很近。

西部的男人是驰骋马背敢作敢为的好汉，

西部的女人有红红的脸蛋和丰满的腰身，

西部有香巴拉的神奇美丽传说，

西部有游牧祖先强悍的血液在奔腾。

让我们动身走吧，

不用收拾太多的行囊；

让我们动身走吧，

也许能发现理想和天堂。

让敦煌重现光辉，

让古道拂去苍茫，

让张骞和玄奘的行程不再艰难，

让塔里木重现盈盈水光。

让苏武的泪没有白流，

让昭君和文成公主不再悲伤，

让西部的黄沙不再弥漫，

让西夏国书和王陵重见天光。

让我们动身走吧，

放下书本，离开城市的喧嚣；

让我们重新走上大路，

去拥抱西部的明天和明媚的朝阳！

置身雪域高原，遥望占大半国土的中国西部土地，心中不时升起如大漠孤烟般的苍茫思绪。即使横断山谷也挡不住我的纵横思索和诸多困惑：西部曾经是金戈铁马、群雄辈出之地，而今却一片荒凉死寂，成了落后的代名词；当代中国人在四处寻找着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为何独独忽视这与中国人文精神血肉相连的地方？！

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失落

“越想越觉得有两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那就是天上闪耀的星辰和我们内在的道德规范”。

——康德

现实中国，阐释的焦虑

经受了百年屈辱和动荡的中国，站在新世纪门前，仍为上世纪留下的两大问题所困扰：一是终极关怀，即中国人文精神的失落与重建；二是现实关怀，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还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学艺术的需求，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人的感官不断解放的历史，是自然的人化也即自然文化化的历程。因此这些需求也是人类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终极关怀（或曰人文精神）的内容，大体可用形而上、价值理性、超越（超验）、绝对、神圣、宗教精神、（一定程度的）普遍主义、“天国”、绝对命令的词汇来概括。而与之相反的概念则是：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包括政治的与经济的）、商业主义（商品大潮）、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形而下、工具理性、技术主义、经验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的中国是历史上人文精神最为复杂混乱和无所皈依之时，其表现之一便是在知识界产生了所谓“阐释中国的焦虑”。知识分子不知道应当如何去把握这个社会，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从单一的角度与标准对这个社会作出完整而准确的解释与评价。

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一切都充满了悖论：

一方面是突破冷战模式、与世界展开对话与交流，另一方面是必须面对西方的文化帝国与电子殖民主义，努力保持自主的文化领导权；

一方面是市场化进程中，作为批判政治一体化、建构市民社会的必要进程的文化世俗化和大众文化确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又确实需要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平面化、非深度的后现代文化予以批判；

一方面，我们十分迫切地需要高张科学主义、实用工具理性以面对当代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如扶贫扫盲、科技兴农等，另一方面，我们也需反思人类的存在本身，对工具理性与异化现实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批判，对当代人本主义予以深切关注；

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与国际接轨，进入国际互联网，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学会利用发展一体化的电子媒介，另一方面，电子世界的“游戏规则”却已完全由他人来确定，世界的命名权与主导权已归属他人；

一方面，我们对西方知识界批判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怀有浓厚的兴趣，积极移植阐发，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思考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土地上是否还具备它在本土所具有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它在中国现实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因此，悖论和两难恰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本真状态

人文中国，古代、马列、西方文化的冲撞与结构

其实，这种“阐释的焦虑”（更是生存状态的焦虑）和两难处境，究其根源，在于当今中国古代（传统）、马列（苏联模式）和西方（欧美）文化的冲撞和解构。

——关于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兼有道、佛等内容的独特思想体系。尽管它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但在近代，由于中国社会政治被西方势力肆意凌辱，人们不得不反思其存在的弊端和必要性。

为了重建中国的终极关怀，几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作出了艰难的努力，其中，新儒家试图通过向儒家回归，在陆王心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道德本体形而上学，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中国思想界的意义危机严格说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在此之前，尽管西学在科技、制度层面上猛烈冲击了中国文化，然而在价值层面上儒学还远远没有崩溃，他们用“中体西用”的思想模式调整变化了的经世观念，维护着儒学的基本意义。从洋务、戊戍到辛亥三代知识分子那里，尽管“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科技扩大到政体，但“中体”的意义仍然是不可怀疑的。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权在政治上解体，绵延几千年的宗法性血缘社会结构也在社会流动的加速中濒临崩溃，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世界也日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重新寻找失落了的精神关怀，中国知识群分化出了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引进西学中的民主与科学，通过塑造各种意识形态以安置中国的终极关怀；另一部分人则向儒学回归，试图在陆王心学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道德本体形而上学——这就是新儒家。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应该说，新儒学在发掘人的内心世界，重建中国的终极关怀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将内圣外王中的“内圣”资源挖掘到了极限，而且身体力行，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实践学问理想，其意义甚为悲壮。他们为重建中国的道德价值作出了很有分量的学术贡献，但它提供的理论框架似乎并不能成为中国人的新的终极关怀。加之在近50年来，它在中国大陆与马列主义思潮的不相容性和其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正如当代学者史仲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12个基本特征：地域特征——大陆文化；经济特征——小年文化；信念特征——道德文化；人格特征——等级文化；法律特征——人治文化；认识特征——道运文化；组织特征——亲缘文化；价值特征——生存文化；行为特征——求同文化；习俗特征——消费文化；市井特征——流氓文化；心理特征——老年文化。所言皆为贬义。

还有人认为：从本质上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最稳定的部分，只不过是一种旧式的农业型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型文化，一种亚细亚式的行政权利支配社会的封建宗法制文化，这一文化系统，可以小农文明概括之。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仁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孝为中心的家族宗法社会控制体系，以皇权至上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权威体系，以静为中心的社会行为体系，以尊经明道为中心的社会知识体系，以礼为中心的社会教化体系。

从20年代到当代，人们所说的国民劣根性，大都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小农经济养成的不良习惯，如愚昧、守旧、怯懦、 盲从、散漫、迟缓、安土重迁，没有时间观念、 没有效率观念等等。二是封建主义压迫下形成的不良习惯，例如，讲亲亲，重亲属关系，亲朋之间拉关系的风气；尊官，敬畏官长的风气；家长作风、家长独断一切的风气等。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大体言之，前者主要根源于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小农经济而加剧。

中国文化除了有上述种种的缺陷和消极因素外，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严重偏向。这些严重偏向概括起来，大体上有四点。第一是重理想而轻效用，这在伦理上表现为重义轻利，在职业观上表现为重农轻商；第二是重协同而轻竞争；第三是重继承而轻创新，孔子自称“述而不作”，特别重视传统，社会上更以标新立异为诟病；第四是重直觉而轻知解。这些严重偏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向近代形态的以展也起了重大的阻碍作用。

为此，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岱年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儒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过时”。

——关于马列主义传统。西方当代社会学有一个重要概念：“卡里斯马”（Charisma），其本义为蒙受神的点化而获得天赋的神性人物。韦伯引伸了它的涵义，以之指认那种社会生活中具有原创性、富于神圣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质。

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逐步形成了一种革命的神圣卡里斯马传统，这种救亡图存精神和马列主义的革命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一代具有超凡品质和特殊力量的领袖人物，在极其艰苦复杂的中国革命中突颖而出，他们以自身极具魅力的出场，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以“盗取天火”的理想主义先驱者姿态，以富于原创力的中国机谋与大慧大觉，以启蒙与拯救的英雄原理，以解放天下的“大同”使者的情怀，在中国革命中获得了神圣的感召力。如本世纪初眼见中国内忧外患而以身蹈海，警醒世人的陈天华，辛亥革命中“鉴湖女侠”秋瑾以及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一大批革命先烈。

这种救亡图存和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到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至极致，膨胀为具有乌托邦性质的“彻底革命”理想与封建式的迷狂和个人崇拜相混合的泛崇高文化心态。社会政治化，政治领袖化，领袖神圣化，准宗教的无条件个人忠诚、绝对服膺、无限崇拜筑起了远离现实的卡里斯马精神偶像。

如建国后产生的大量时代颂歌、“革命赞歌”、伟大史诗。人们习惯于唱时代的“最强音”，“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乃至“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是一种极其亢奋的、狂飚突进式的崇高审美心态，是一种真诚、热烈、夸张和“万众同声”的时代审美风尚。痛苦、艰巨、危难、严峻、动荡、恐怖以及挫折、斗争、反抗、战胜成为本世纪审美文化的主题。此中既包含某种乌托邦性质的革命理想主义，又有封建式的迷狂的个人崇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苏联模式“革命”激情的消解和西方注重个人解放和物质主义的进入，使伟人走下神坛，封建式的迷狂的个人崇拜终于退隐，几十年来萦绕于人们脑际的神圣卡里斯马终于消散了。

人们开始第一次以平等的目光审视领袖人物及其历史功过。在这种对传统政治的卡里斯马的合法性进行矫枉过正式的大规模拆解与否定中，一代青年的启蒙主义热情逐渐消退，利他主义的崇高感逐渐远去。忧患的文化情结和牺牲的英雄主义、舍我其谁的大同理想守护者的精神境界，已为物质消费、拜金主义和明星崇拜所代替。人们渴望轻松地获得个人成功，他们蔑视权威，不再对卡里斯马顶礼服膺。他们是解构的一代。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前后，这一传统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相当多的人以亲身感受表明了对“斗争模式”的厌倦和心理拒斥。进而发展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破灭，人生信仰的逐步丧失或改变，启蒙主义热情的消褪和利他主义崇高感的消解。在道德准则上，一批人实际上已经历了由传统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的转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质实惠的转化。人们物质消费的欲望日益高涨，享乐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胀；人们往往不再关注政治历史的伟大推动者和伟大主题，而只关心身边的“小型叙事”；人们不再关注哲学文化的形而上终极探寻和未来世界的“辉煌远景”，转而关注自己，关注当下，关注所谓的“生存质量”。

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尚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教文化向审丑的、享受的消费文化转化。长期以来居于文化正堂的史诗、颂歌、悲剧、交响诗悄然遁形，通俗歌曲、小品、流行音像制品、通俗小说赫然居于文化正堂。在我国当代审美风尚中一直隐身幕侧的滑稽、调侃、谐谑、反讽、戏仿、畸趣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形态或主范畴。这一切只要翻开1995年以前的任何一场大型文艺晚会的节目单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个没有史诗的世纪末，侃爷、丑角和明星占据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夸张、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轻松、充满噱头或浅薄轻佻、卖弄风情的各路“明星”充斥电视、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这是一个小品的时代、侃爷的时代、明星的时代。百年来审美风尚在此明显地“转了个弯儿”。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乐化了，大众化了。大众消费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为审美文化的主导趣味。

结果，从量上看，高雅、精致文化萎缩得不成比例；从质上看，审美文化在突出消费性、商业性的同时失落了有深度的人文关怀，使人的精神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就是大众文化的两面性：走向消费的当代大众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时，也消解了人文精神！

当审美文化依附于政治时，它固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文品格，而当它转而完全投靠市场时，同样不可能有独立的人文品格。独立的人文品格是文化所以能独立于政治与经济的标志。人文品格的丧失不仅仅是政治信念的丧失，而是整个价值世界的迷乱和精神支柱的崩溃，是人本身的崩溃。丧失了独立性，审美文化剩下的只能是媚俗。

反观西方近代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是有独立人文品格的文化运动，成为建立现代政治秩序的强大支援意识。因此，中国当代文化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依附于市场，并形成新的一元化霸权的趋向，其结果是灾难性的。

——关于西方文化传统。16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在引进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方面已经作了大量工作，西方的“科学、民主”成为我们一直奋力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当代的西方，当代大众享乐主义已经以“娱乐道德观”代替了基督教传统的“善行道德观”。以性为中心的娱乐道德观使社会丧失超验的伦理观念，产生了从爱滋病、同性恋到心理焦灼的众多的“反文化”的社会难题。

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重商主义给人类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即它不鼓励人们思考人类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为了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象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内容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了，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潢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象马拉松一样跑的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压倒了实际需要。

“规章制度、法律、社会习惯、等级森严的权力机构、控制范围、长期计划、预算……到处都是皱巴巴的套装和帖在衣襟上的姓名卡”。（《廊桥遗梦》，中文版，第97页）。与这种理性化、机械化相伴的是人的退化、异化，在过去的世界里，人统治机器，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生理功能以及其他机器代替不了的特质都还存在：“那时我们跑得快，强壮而敏捷，敢做敢为，吃苦耐劳。我们勇敢无畏，我们既能投长矛，又能打肉搏战”。而今，“电脑和人要统治一切”，人能够做的事机器都能做，而机器能做的事人反而不能做了。在这样的世界中，人在机器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总之西方世界运行的结果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机构对于个性自由的束缚；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破坏了自然；机器的功能取代了人的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步西方后尘的享乐主义的“快餐文化”充斥于市。大都会的灯红酒绿，商场上的纸醉金迷，风月场中的呢喃软语，情天恨海中的“过把瘾就死”，直搞得铺天盖地。“性风吹得人憔悴，孔方耀得眼发绿”。没完没了的“爱”使得人嗓门干噎；没边没沿的豪华享乐，逗得人发不了财急得直跺脚。弄得男人们疲软，女人们嗲浪，孩子们娇惯，不少人堕入物质主义、矫情享乐与虚无闲适中不能自拔。

经济大潮并没有国人的精神获得如物质般的同步增长和自由——精神和灵魂的危机反而愈加深重了。我们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现世主义和媚俗主义，物质主义与操作主义的出现……在一个重利、重实用、重实践理性的民族中，原来维系它的是封建伦理，打破了封建伦理以后是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理想主义消解后是享乐主义，而这一切似乎都被当代现实粉碎了。理想破灭、信仰没有了，崇高打破了，利他的英雄主义也不再有了，这是中国文化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无所适从的危机。

反映到现实政治层面的状况也令人忧心，如近年流行的一些顺口溜：喝起酒来一瓶两瓶不醉；打起麻将三宿四宿不困；跳起舞来三步四步都回，搞起女人七个八个敢睡，贪起污来百八十万是小费，坐起车来皇冠奔驰不贵。

报载，广东江洲镇镇长选举中，包工头岑潮作以每人1000元的代价，在26位人大代表中有24位接受贿选。使岑得以当选。

现在社会充满了失学的儿童， 拎着菜篮子迎者寒风的下岗女工，满怀希望远走他乡的打工仔和被迫忍气吞声的弱小市民。“五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的民谚，反映了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

于是精神和灵魂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更迫切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从西方观念和实践来看，虽然世俗化不等于商品化、市场化，更不等同于游戏化、痞子化、精神侏儒化、享乐主义、混世主义、拜金主义。它还包含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化充分证明了一点。但反观中国的世俗化，对旧价值、旧道德、旧规范的破坏痛快淋漓，而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却还差得很远。

没有西部的中国能成为一个稳定、完整和强大的中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