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部　沖　擊　　　　　　
一個援藏幹部的西藏手記　王懷林　

西部啟示

20世紀的最後時刻

有一個聲音在天空震響：

“西部大開發”。

有一群人在奔走相告：

“走，到西部去！”

西部從游牧民族的馬背上走來，

西部從高山峽谷中走來，

西部從瀰漫的黃沙和風雪中走來，

西部從民族兄弟的渴望中走來。

西部的黃沙蔽天、長河孤影

盪起多少歷史的風塵，

西部的壯闊高原、赤色土地

埋藏了多少時空的奧秘。

沒有了敦煌樓蘭的熙熙攘攘，

沒有了茶馬古道的駝鈴叮噹，

沒有了游牧鐵騎的刀光劍影，

沒有了絲綢之路的邊塞音響。

只留下散落世界的敦煌文獻，

只留下黃沙半掩的西夏王陵，

只留下藏傳佛教的金色塔尖，

只留下匈奴吐蕃的王朝背影。

多少年高山無語，大河奔流；

多少個牧神千年，蹤跡難尋；

只有那遠遠走來的朝天部落

依然堅韌地徘徊於六月的山崗，

呼喚綠洲，渴望神靈和幸福的降臨。

在西部我們覽盡輝煌，

在西部我們行吟萬里，

在西部我們沉思歷史，

在西部我們凝視永恆。

在西部我們看東南草長，西北荒廢；

在西部我們看歷史民族來來回回；

在西部我們看到沒有西部的中國是一個殘缺的中國，

在西部我們談南水北調，再造一個中原。

在西部沒有人造的月亮，

在西部沒有水泥的森林，

在西部沒有柳浪聞鶯，

在西部沒有泛濫的欲望和柔弱的靈魂！

西部有通透的藍天，

西部有飄蕩的白雲，

西部有金山在陽光下閃耀，

西部的人離天很近很近。

西部的男人是馳騁馬背敢作敢為的好漢，

西部的女人有紅紅的臉蛋和豐滿的腰身，

西部有香巴拉的神奇美麗傳說，

西部有游牧祖先強悍的血液在奔騰。

讓我們動身走吧，

不用收拾太多的行囊；

讓我們動身走吧，

也許能發現理想和天堂。

讓敦煌重現光輝，

讓古道拂去蒼茫，

讓張騫和玄奘的行程不再艱難，

讓塔里木重現盈盈水光。

讓蘇武的淚沒有白流，

讓昭君和文成公主不再悲傷，

讓西部的黃沙不再瀰漫，

讓西夏國書和王陵重見天光。

讓我們動身走吧，

放下書本，離開城市的喧囂；

讓我們重新走上大路，

去擁抱西部的明天和明媚的朝陽！

置身雪域高原，遙望占大半國土的中國西部土地，心中不時升起如大漠孤煙般的蒼茫思緒。即使橫斷山谷也擋不住我的縱橫思索和諸多困惑：西部曾經是金戈鐵馬、群雄輩出之地，而今卻一片荒涼死寂，成了落後的代名詞；當代中國人在四處尋找着人文精神和終極關懷，為何獨獨忽視這與中國人文精神血肉相連的地方？！

終極關懷——人文精神的失落

“越想越覺得有兩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那就是天上閃耀的星辰和我們內在的道德規範”。

——康德

現實中國，闡釋的焦慮

經受了百年屈辱和動盪的中國，站在新世紀門前，仍為上世紀留下的兩大問題所困擾：一是終極關懷，即中國人文精神的失落與重建；二是現實關懷，即和平與發展的問題。

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人還有文化的、精神的、文學藝術的需求，如馬克思所說，人類的全部歷史就是人的感官不斷解放的歷史，是自然的人化也即自然文化化的歷程。因此這些需求也是人類的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終極關懷（或曰人文精神）的內容，大體可用形而上、價值理性、超越（超驗）、絕對、神聖、宗教精神、（一定程度的）普遍主義、“天國”、絕對命令的詞彙來概括。而與之相反的概念則是：世俗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包括政治的與經濟的）、商業主義（商品大潮）、消費主義、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形而下、工具理性、技術主義、經驗等等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日的中國是歷史上人文精神最為複雜混亂和無所皈依之時，其表現之一便是在知識界產生了所謂“闡釋中國的焦慮”。知識分子不知道應當如何去把握這個社會，尤其是，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從單一的角度與標準對這個社會作出完整而準確的解釋與評價。

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中，一切都充滿了悖論：

一方面是突破冷戰模式、與世界展開對話與交流，另一方面是必須面對西方的文化帝國與電子殖民主義，努力保持自主的文化領導權；

一方面是市場化進程中，作為批判政治一體化、建構市民社會的必要進程的文化世俗化和大眾文化確有其合理性與必然性，另一方面我們又確實需要對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平面化、非深度的後現代文化予以批判；

一方面，我們十分迫切地需要高張科學主義、實用工具理性以面對當代現實中的實際問題，如扶貧掃盲、科技興農等，另一方面，我們也需反思人類的存在本身，對工具理性與異化現實進行嚴肅的反思與批判，對當代人本主義予以深切關注；

一方面，我們迫切需要與國際接軌，進入國際互聯網，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學會利用發展一體化的電子媒介，另一方面，電子世界的“遊戲規則”卻已完全由他人來確定，世界的命名權與主導權已歸屬他人；

一方面，我們對西方知識界批判西方中心的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懷有濃厚的興趣，積極移植闡發，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思考後殖民理論在中國土地上是否還具備它在本土所具有的強烈的批判精神，它在中國現實中應扮演何種角色。

因此，悖論和兩難恰是中國當代文化的本真狀態

人文中國，古代、馬列、西方文化的衝撞與結構

其實，這種“闡釋的焦慮”（更是生存狀態的焦慮）和兩難處境，究其根源，在於當今中國古代（傳統）、馬列（蘇聯模式）和西方（歐美）文化的衝撞和解構。

——關於傳統文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兼有道、佛等內容的獨特思想體系。儘管它維繫中國社會數千年，但在近代，由於中國社會政治被西方勢力肆意凌辱，人們不得不反思其存在的弊端和必要性。

為了重建中國的終極關懷，幾代文化保守主義者作出了艱難的努力，其中，新儒家試圖通過向儒家回歸，在陸王心學的基礎上重建中國的道德本體形而上學，實現儒學的第三期發展。

中國思想界的意義危機嚴格說來是在辛亥革命以後。在此之前，儘管西學在科技、制度層面上猛烈衝擊了中國文化，然而在價值層面上儒學還遠遠沒有崩潰，他們用“中體西用”的思想模式調整變化了的經世觀念，維護着儒學的基本意義。從洋務、戊戍到辛亥三代知識分子那裡，儘管“西用”的範圍不斷擴大，從科技擴大到政體，但“中體”的意義仍然是不可懷疑的。清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權在政治上解體，綿延幾千年的宗法性血緣社會結構也在社會流動的加速中瀕臨崩潰，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價值世界也日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

重新尋找失落了的精神關懷，中國知識群分化出了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引進西學中的民主與科學，通過塑造各種意識形態以安置中國的終極關懷；另一部分人則向儒學回歸，試圖在陸王心學的基礎上重建中國的道德本體形而上學——這就是新儒家。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熊十力、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應該說，新儒學在發掘人的內心世界，重建中國的終極關懷上作出了獨特的貢獻，他們將內聖外王中的“內聖”資源挖掘到了極限，而且身體力行，以自己的道德人格實踐學問理想，其意義甚為悲壯。他們為重建中國的道德價值作出了很有分量的學術貢獻，但它提供的理論框架似乎並不能成為中國人的新的終極關懷。加之在近50年來，它在中國大陸與馬列主義思潮的不相容性和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發生變化，中國的傳統文化已明顯處於弱勢地位。

正如當代學者史仲文將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12個基本特徵：地域特徵——大陸文化；經濟特徵——小年文化；信念特徵——道德文化；人格特徵——等級文化；法律特徵——人治文化；認識特徵——道運文化；組織特徵——親緣文化；價值特徵——生存文化；行為特徵——求同文化；習俗特徵——消費文化；市井特徵——流氓文化；心理特徵——老年文化。所言皆為貶義。

還有人認為：從本質上去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最核心最穩定的部分，只不過是一種舊式的農業型文化，一種以一家一戶為社會細胞形態的自然經濟型文化，一種亞細亞式的行政權利支配社會的封建宗法制文化，這一文化系統，可以小農文明概括之。其主要內容包括以仁為中心的社會價值體系，以孝為中心的家族宗法社會控制體系，以皇權至上為中心的社會政治權威體系，以靜為中心的社會行為體系，以尊經明道為中心的社會知識體系，以禮為中心的社會教化體系。

從20年代到當代，人們所說的國民劣根性，大都可歸為兩個方面。一是小農經濟養成的不良習慣，如愚昧、守舊、怯懦、 盲從、散漫、遲緩、安土重遷，沒有時間觀念、 沒有效率觀念等等。二是封建主義壓迫下形成的不良習慣，例如，講親親，重親屬關係，親朋之間拉關係的風氣；尊官，敬畏官長的風氣；家長作風、家長獨斷一切的風氣等。這兩方面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大體言之，前者主要根源於封建專制主義，由於小農經濟而加劇。

中國文化除了有上述種種的缺陷和消極因素外，在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方面還存在一些嚴重偏向。這些嚴重偏向概括起來，大體上有四點。第一是重理想而輕效用，這在倫理上表現為重義輕利，在職業觀上表現為重農輕商；第二是重協同而輕競爭；第三是重繼承而輕創新，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特別重視傳統，社會上更以標新立異為詬病；第四是重直覺而輕知解。這些嚴重偏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健康發展特別是向近代形態的以展也起了重大的阻礙作用。

為此，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張岱年甚至直截了當地提出：“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過時”。

——關於馬列主義傳統。西方當代社會學有一個重要概念：“卡里斯馬”（Charisma），其本義為蒙受神的點化而獲得天賦的神性人物。韋伯引伸了它的涵義，以之指認那種社會生活中具有原創性、富於神聖感召力的人物的特殊品質。

我國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化逐步形成了一種革命的神聖卡里斯馬傳統，這種救亡圖存精神和馬列主義的革命在中國的傳播，造就了一代具有超凡品質和特殊力量的領袖人物，在極其艱苦複雜的中國革命中突穎而出，他們以自身極具魅力的出場，影響了中國革命的進程；他們以“盜取天火”的理想主義先驅者姿態，以富於原創力的中國機謀與大慧大覺，以啟蒙與拯救的英雄原理，以解放天下的“大同”使者的情懷，在中國革命中獲得了神聖的感召力。如本世紀初眼見中國內憂外患而以身蹈海，警醒世人的陳天華，辛亥革命中“鑑湖女俠”秋瑾以及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和一大批革命先烈。

這種救亡圖存和戰爭年代形成的傳統，到和平建設時期繼續發展，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至極致，膨脹為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徹底革命”理想與封建式的迷狂和個人崇拜相混合的泛崇高文化心態。社會政治化，政治領袖化，領袖神聖化，准宗教的無條件個人忠誠、絕對服膺、無限崇拜築起了遠離現實的卡里斯馬精神偶像。

如建國後產生的大量時代頌歌、“革命讚歌”、偉大史詩。人們習慣於唱時代的“最強音”，“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乃至“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那是一種極其亢奮的、狂飈突進式的崇高審美心態，是一種真誠、熱烈、誇張和“萬眾同聲”的時代審美風尚。痛苦、艱巨、危難、嚴峻、動盪、恐怖以及挫折、鬥爭、反抗、戰勝成為本世紀審美文化的主題。此中既包含某種烏托邦性質的革命理想主義，又有封建式的迷狂的個人崇拜。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蘇聯模式“革命”激情的消解和西方注重個人解放和物質主義的進入，使偉人走下神壇，封建式的迷狂的個人崇拜終於退隱，幾十年來縈繞於人們腦際的神聖卡里斯馬終於消散了。

人們開始第一次以平等的目光審視領袖人物及其歷史功過。在這種對傳統政治的卡里斯馬的合法性進行矯枉過正式的大規模拆解與否定中，一代青年的啟蒙主義熱情逐漸消退，利他主義的崇高感逐漸遠去。憂患的文化情結和犧牲的英雄主義、捨我其誰的大同理想守護者的精神境界，已為物質消費、拜金主義和明星崇拜所代替。人們渴望輕鬆地獲得個人成功，他們蔑視權威，不再對卡里斯馬頂禮服膺。他們是解構的一代。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前後，這一傳統進一步發生了變化。相當多的人以親身感受表明了對“鬥爭模式”的厭倦和心理拒斥。進而發展為理想主義“烏托邦”的破滅，人生信仰的逐步喪失或改變，啟蒙主義熱情的消褪和利他主義崇高感的消解。在道德準則上，一批人實際上已經歷了由傳統集體主義向個人主義的轉化，由崇尚精神完善到崇尚物質實惠的轉化。人們物質消費的欲望日益高漲，享樂型的生活期望日益膨脹；人們往往不再關注政治歷史的偉大推動者和偉大主題，而只關心身邊的“小型敘事”；人們不再關注哲學文化的形而上終極探尋和未來世界的“輝煌遠景”，轉而關注自己，關注當下，關注所謂的“生存質量”。

這一轉變帶來了中國百年來審美風尚的一次根本性的變化。由以崇高為形態的審美道德教文化向審丑的、享受的消費文化轉化。長期以來居於文化正堂的史詩、頌歌、悲劇、交響詩悄然遁形，通俗歌曲、小品、流行音像製品、通俗小說赫然居於文化正堂。在我國當代審美風尚中一直隱身幕側的滑稽、調侃、諧謔、反諷、戲仿、畸趣成為審美文化的主形態或主範疇。這一切只要翻開1995年以前的任何一場大型文藝晚會的節目單便可一目了然。這是一個沒有史詩的世紀末，侃爺、丑角和明星占據着文化大舞台的中央，誇張、做作、神侃、混聊、故作輕鬆、充滿噱頭或淺薄輕佻、賣弄風情的各路“明星”充斥電視、電影、廣告等傳播媒介。這是一個小品的時代、侃爺的時代、明星的時代。百年來審美風尚在此明顯地“轉了個彎兒”。它世俗化了，生活化了，享樂化了，大眾化了。大眾消費的世俗趣味第一次成為審美文化的主導趣味。

結果，從量上看，高雅、精緻文化萎縮得不成比例；從質上看，審美文化在突出消費性、商業性的同時失落了有深度的人文關懷，使人的精神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化。

這就是大眾文化的兩面性：走向消費的當代大眾文化在消解原先的泛政治化的同時，也消解了人文精神！

當審美文化依附於政治時，它固然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文品格，而當它轉而完全投靠市場時，同樣不可能有獨立的人文品格。獨立的人文品格是文化所以能獨立於政治與經濟的標誌。人文品格的喪失不僅僅是政治信念的喪失，而是整個價值世界的迷亂和精神支柱的崩潰，是人本身的崩潰。喪失了獨立性，審美文化剩下的只能是媚俗。

反觀西方近代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都是有獨立人文品格的文化運動，成為建立現代政治秩序的強大支援意識。因此，中國當代文化在價值取向上完全依附於市場，並形成新的一元化霸權的趨向，其結果是災難性的。

——關於西方文化傳統。16世紀以來特別是“五四”以來，我們在引進吸收西方先進文化方面已經作了大量工作，西方的“科學、民主”成為我們一直奮力追求的目標。但是，在當代的西方，當代大眾享樂主義已經以“娛樂道德觀”代替了基督教傳統的“善行道德觀”。以性為中心的娛樂道德觀使社會喪失超驗的倫理觀念，產生了從愛滋病、同性戀到心理焦灼的眾多的“反文化”的社會難題。

西方的物質主義和重商主義給人類的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種錯誤的慣性，一代一代地誤導下去：即它不鼓勵人們思考人類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為了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象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由於文化不鼓勵這種後退一步的發問，因此每個人真實的需要被掩蓋了，“需要”變成了“想要”，而“想要”的內容來自於左顧右盼後與別人的盲目比賽。明明保證營養就夠了，但所謂飲食文化把這種實際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極端豪華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適安居，但裝潢文化把這種需要異化為宮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象馬拉松一樣跑的氣喘吁吁，勞累和壓力遠遠壓倒了實際需要。

“規章制度、法律、社會習慣、等級森嚴的權力機構、控制範圍、長期計劃、預算……到處都是皺巴巴的套裝和帖在衣襟上的姓名卡”。（《廊橋遺夢》，中文版，第97頁）。與這種理性化、機械化相伴的是人的退化、異化，在過去的世界裡，人統治機器，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生理功能以及其他機器代替不了的特質都還存在：“那時我們跑得快，強壯而敏捷，敢做敢為，吃苦耐勞。我們勇敢無畏，我們既能投長矛，又能打肉搏戰”。而今，“電腦和人要統治一切”，人能夠做的事機器都能做，而機器能做的事人反而不能做了。在這樣的世界中，人在機器面前顯得軟弱無力。

總之西方世界運行的結果是：高度組織化的社會機構對於個性自由的束縛；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破壞了自然；機器的功能取代了人的作用。

近年來，在中國，步西方後塵的享樂主義的“快餐文化”充斥於市。大都會的燈紅酒綠，商場上的紙醉金迷，風月場中的呢喃軟語，情天恨海中的“過把癮就死”，直搞得鋪天蓋地。“性風吹得人憔悴，孔方耀得眼發綠”。沒完沒了的“愛”使得人嗓門干噎；沒邊沒沿的豪華享樂，逗得人發不了財急得直跺腳。弄得男人們疲軟，女人們嗲浪，孩子們嬌慣，不少人墮入物質主義、矯情享樂與虛無閒適中不能自拔。

經濟大潮並沒有國人的精神獲得如物質般的同步增長和自由——精神和靈魂的危機反而愈加深重了。我們看到的是許許多多的現世主義和媚俗主義，物質主義與操作主義的出現……在一個重利、重實用、重實踐理性的民族中，原來維繫它的是封建倫理，打破了封建倫理以後是革命理想主義，革命理想主義消解後是享樂主義，而這一切似乎都被當代現實粉碎了。理想破滅、信仰沒有了，崇高打破了，利他的英雄主義也不再有了，這是中國文化遇到的前所未有的無所適從的危機。

反映到現實政治層面的狀況也令人憂心，如近年流行的一些順口溜：喝起酒來一瓶兩瓶不醉；打起麻將三宿四宿不困；跳起舞來三步四步都回，搞起女人七個八個敢睡，貪起污來百八十萬是小費，坐起車來皇冠奔馳不貴。

報載，廣東江洲鎮鎮長選舉中，包工頭岑潮作以每人1000元的代價，在26位人大代表中有24位接受賄選。使岑得以當選。

現在社會充滿了失學的兒童， 拎着菜籃子迎者寒風的下崗女工，滿懷希望遠走他鄉的打工仔和被迫忍氣吞聲的弱小市民。“五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顧各人”的民諺，反映了社會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機。

於是精神和靈魂的問題，終極關懷的問題，更迫切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從西方觀念和實踐來看，雖然世俗化不等於商品化、市場化，更不等同於遊戲化、痞子化、精神侏儒化、享樂主義、混世主義、拜金主義。它還包含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價值、新規範、新道德的建構。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世俗化充分證明了一點。但反觀中國的世俗化，對舊價值、舊道德、舊規範的破壞痛快淋漓，而新價值、新規範、新道德的建構卻還差得很遠。

沒有西部的中國能成為一個穩定、完整和強大的中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