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當前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已經成為某種時髦的東西。請不要誤會，我不是說全體中國知識分子都信奉了基督教，也不是說基督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成為了主流思想。我只是說，基督教成為了一個流行的名詞，它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培養起了不少熱心的支持者（同時也造就了反對者），使關於它的種種問題成為了爭議的焦點。自從民國時期以來，基督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吸引這麼多“中國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目光。
    
     　　遺憾的是，大部分支持基督教的知識分子並未意識到基督教在中國已然步入歧途。反對基督教的人們也不必擔心，因為如果基督教按照現在的道路在中國傳播下去，它很可能成為某種“在表面上占據優勢”的信仰，卻在內部被慢慢掏空，喪失活力，最後成為“被中國傳統文化同化”的又一個經典案例。無論是在我參加團契活動的時候，還是在閱讀所謂“基督教知識分子”的言論的時候，我都不曾有任何歸屬感，或者從內心深處感到寧靜。基督教在中國民間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並沒有全面的認識。但是在所謂知識分子以及他們代表的中產階級當中，基督教是一種時髦的、作秀的工具。它被玷污了，正如同儒家思想被玷污一樣。幾百年前的佛教也曾經被如此玷污。 ()

    
    　　范文瀾是著名的反對佛教的歷史學家，他對佛教的許多攻擊之辭很沒有道理，但某些言論還是有說服力的。在討論到宋朝以後士大夫們對禪宗的熱愛時，范文瀾一針見血地指出：醉心於功名利祿的士大夫在閒暇時享用禪宗，就像熱天的旅行者在茶攤上享受一杯清茶，他們一拿起茶杯就大呼“好喝”，喝完之後仍然會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前進。禪宗被改造成了適合士大夫口味的思想玩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主流文化，但同時也成為了從佛教內部毀滅佛教的力量。
    
    　　基督教在當前中國的地位也是如此。在漫長的文化傳統被破壞殆盡之際，人們找到了一杯外來的、不太熟悉的，但是味道還算可口的新茶。或許它不是茶，是咖啡，所以有些人嗤之以鼻，有些人則在新奇之下追捧不已。基督教不是唯一的休閒飲品，被改頭換面的所謂新儒家、新道家與它屬於同類，而且後兩者的休閒價值還更高一些。基督教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大概不是出於它本身的教義，而是出於兩個外在屬性：第一，它代表着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所以容易帶來優越感；第二，它是我們在歷史上很少接觸的東西，所以容易引起爭議。
    
    　　除了被當作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休閒飲品之外，基督教還廣泛地被運用到各種實踐鬥爭中去。憲政主義者從基督教中尋找所謂理論依據（其實是幌子），反科學主義者用基督教攻擊進化論等現代科學理論，連反對計劃生育的人也可以從基督教當中尋找某些東西。在更高的層面上，基督教被那些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拿來作為典型，證明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都已經腐朽破滅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確已經腐朽，並在十年內亂中瀕臨破滅，但論證這個問題似乎不需要用基督教作為虎皮。只要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宣教和護教手段，我們就會發現，現在流行的是誤入歧途的基督教，而真正的基督教根本無人關心。
    
    　　“基督教知識分子”們列舉大量信仰基督教的國內外名人，從諾貝爾獎得主到美國獨立宣言的簽字者，以此證明基督教是值得信奉的。圍繞着以上基督教徒的信仰堅定程度，發生了許多爭議。然而我不得不指出，即便所有的科學家、政治家、藝術家、企業家都信仰基督教，即便他們都作出莊嚴的見證，其意義也是有限的。這種宣教方式本身就違反了基督教的原則。使徒保羅早已在《新約》中雄辯地指出：
    
    　　“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所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哥林多前書，第1章，第26-29節）
    
    　　智慧、能力和尊貴，是世俗判斷人的方式，卻不是《聖經》判斷人的方式；恰恰相反，耶穌和使徒一再指出，正是那些愚昧、軟弱、卑賤的人，更容易得到拯救。自稱熟讀《聖經》的中國知識分子們，卻一再舉出那些功成名就、在世俗非常成功的基督教徒，用世俗的榮譽來驗證基督教的正確性。這與其說是宣揚基督教，還不如說是宣揚自身的文化優越感。
    
    　　除了用個別的名人作為大旗，“基督教知識分子”還在國家和民族的層面舉出種種例證：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是因為有基督教信仰，歐洲工業革命成功是因為有基督教信仰，韓國的經濟奇蹟是因為有基督教信仰，等等。他們的邏輯是，信仰基督教的國家能夠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較大的成功，所以基督教是值得信賴的。我不敢確認基督教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但《新約》卻給出了一個相反的回答：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朽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哪裡。”（馬太福音，第5章，第19-21節）
    
    　　無論美國和歐洲是多麼富裕，無論其他基督教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何等迅速，無論這種經濟發展是否源於基督教，用經濟上的成果來炫耀基督教的優越性都是可恥的，是違背耶穌本人的。如果一位基督教徒真的想宣傳自己的信仰，他應該說服人們，基督教能夠提供“真正的財寶”——通向永久救贖和心靈平安的道路，而不是那些人間的財富。動輒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優越性來傳播基督教，只能回到19世紀殖民者的老路上去，或者乾脆墮落為求神拜佛的民間迷信。
    
    　　最後，“基督教知識分子”還在基督教宣傳中夾帶了大量政治上的私貨。從現實的角度來看，為了宣揚一些來自西方的政治思想，用基督教作為論據和虎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歸根結底，這是政治宣傳，而不是基督教宣傳。憲政和自由平等思想可能是基督教精神的副產品，可能與基督教與王權的對立有關，可能會隨着基督教的傳播而深入人心——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能用憲政、自由、平等、民主這些政治概念去偷換基督教的概念。恰恰相反，用世俗的政治觀點去套用基督教一向是危險的，早在《新約》中就解釋的很清楚了：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翰福音，第18章，第36節）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哥林多前書，第13章）
    
    　　耶穌和使徒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基督教的應許乃是在天上；地上或許也有恩典，但那畢竟是其次。如果耶穌本人在世，一定不會認為所謂的憲政、自由和民主是基督教的核心內容，因為它們都是屬於世俗的。從《聖經》看來，既然整個世界都是將要朽壞的，將被某種來自天上的更完美的世界取代，那麼一切世俗政治思想就都是轉瞬即逝的。還是那句話：藉助基督教來傳播憲政和自由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認為這樣就算傳播了基督教，那麼基督教就是被他們變得渺小了。
    
    　　我無意在此具體地討論“基督教應該如何傳播”“基督教是否正確”這樣的重大問題。我也不打算在任何公共場合，包括網上，刻意地向任何人傳播基督教。我只是認為，當前看似熱鬧的基督教流行局面，基督教在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當中的時髦地位，都僅僅是曇花一現的，並且是藉助基督教的名聲去宣揚自身的優越感。假設現在在西方占據主流地位的是瑣羅亞斯德教，是摩尼教，是密特拉教，是耆那教，是錫克教，是巴哈伊教，或者是其他隨便什麼宗教，照樣會有許多自命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人前去簇擁。他們簇擁的不是基督教本身的教義，他們對於信仰、真理、愛和公正等真正重要的東西不感興趣。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個華麗的軀殼。
    
    　　最後，如果某些“基督教知識分子”的確相信基督教，而不是相信自己或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不是想藉助基督教的話語權為自己牟取現實利益，那麼我建議他們仔細閱讀保羅的這兩段話：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第2章，第1-2節）

    　　“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着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里。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曠野的危險、假兄弟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哥林多後書，第11章，第 23-29節）
    
    　　如果這些人的心中真的有基督教和《聖經》，真的有上面這兩段話，他們就能夠理解，當初基督教為何能夠從巴勒斯坦的一個被唾棄、被厭惡的小團體，慢慢發展為世界性的宗教。那時候還沒有工業化的歐洲，沒有強大的美國，更沒有所謂諾貝爾獎得主和經濟奇蹟。我不能斷言基督教所講的是否唯一真理，但真正的基督教是一種來自底層的、謙卑溫順的、堅韌不拔的、善於受苦的力量，這種力量不是那些來自廟堂之高、懷有文化優越感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所能夠理解和掌握的。 [博訊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