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為什麼帶他回家：《弱點》http://www.artblog.cn/U/joshuawang/archives/2010/59338.html

23歲的邁克爾·奧赫（Oher），2009年榮膺全美橄欖球明星選秀第一名。這個孟斐斯市的黑人孤兒，一旦發光如星，成就了一段比奧巴馬更動人的美國夢。一年前，他尚未大紅大紫，作家邁克爾·劉易斯，了解到他被一個基督徒家庭收養的故事。等電影拍出來，奧赫在美國已家喻戶曉。於是，這部小製作影片，在年終歲首，成為了人類電影史上票房最高的體育題材電影，票房最高的女演員擔綱主角的電影，以及票房最高的家庭題材電影。

奧赫出生在貧民窟，父母因吸毒，被褫奪了撫養權。他上學後，9年換了11所學校。主要功課不及格。上高中時，父親被謀殺。他流落街頭，被安排到一所教會學校。電影中，奧赫仰首，望着學校大門的鏡頭，在他人生的關鍵時刻反覆出現。門楣上，寫着一首驚人的格言：
With men this is posible,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ible。
（依靠人，或有可能；依靠神，一切成為可能）

桑德拉·布洛克出演奧赫的養母安妮，她憑此片，連獲金球獎和演員工會獎兩個最佳女主角，及奧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誠實地說，她的演出並非絕佳，但確實在人類電影史上，貢獻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母親形象。

安妮·圖奧西的丈夫是位富足的商人。影片中，他們一家開車接孩子，在校園中遇見被稱為“Big Mike”的奧赫，穿着T恤、短褲，在寒冬夜裡瑟瑟發抖。

奧赫壯碩、木訥，鼠目寸光。在這個夜晚之前，他只能得見距離自己三米以內的夢想。

安妮下車，請他回家。這一幕似曾相識，又迥然不同。使我想起自己偶爾停下，也給乞討者幾元錢。不過使自己的良心受到嘉獎，覺得花也更香，小鳥唱得也好聽了。但多年前，我在省高級法院門口，有個上訪婦女，約我拿她丈夫的材料。我也答應了。臨走時，她卻意外地，朝着圍過來的訪民喊一聲，“他可以幫你們”。當他們涌過來，我的心慌了，一連串地說，我沒空，我還有事，我幫不了你們。你們去找律師。

這是我生命中極其羞辱的一幕。因為我落荒而逃，失去了良心的獎狀。“With men this is posible”的意思，也就是With men this is imposible。在人有可能，在人也不可能。我可以幫一個上訪者寫文章，我不能幫一群上訪者繼續生活。我可以不歧視一個艾滋病人，我不能當他是親人。我也可以給乞討者二兩牛肉麵的錢，我不能帶他回家。我也從未帶過他們回家。

但奧赫，從此就在圖奧西一家住下。直到安妮想給他買輛車，了解到他的身世。他們一家商議後，問他說，你願意成為我們家庭的一員嗎？

若不是數年後，奧赫意外地成為全美矚目的橄欖球新秀，這句話，實在太像一個童話。寄錢到災區，和收養一個孤兒，其間的差別，就像雞公車與保時捷。收養的意思，是把自己的姓氏和繼承權，與血緣以外的人分享。把自己最親密的關係，最隱秘的空間，和最私人的時間，向着一個缺乏身體之親密的人（夫妻或親子）敞開。

中國人熟悉的收養，是一種對血緣關係的擬制（過繼），是對生育能力之匱乏的補充。而安妮夫婦對奧赫的收養，是對“血緣家庭”這一家庭概念的擴大。家庭立足於非血緣的婚姻關係，並擴大於血緣和非血緣的子女之間。這一英美式的收養觀，與歐陸式的基於宗法傳統的收養觀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前者，是近百年來“基督化家庭”或“家庭福音化”的一個衍生產品。

1954年，在俄勒岡州的鄉村，一個已有6個孩子的基督徒家庭，50歲的哈里和他妻子霍爾特，看到一部記錄片，描寫韓戰後孤兒院孩子的苦境。他們決定收養8個朝鮮孤兒。當時美國的法律阻礙對外國孤兒的收養，霍爾特夫人為此寫信給國會議員。兩個月後，眾議院通過了一部容許美國家庭收養外國孤兒的《霍爾特法案》。

霍爾特夫人2000年離世，享年94歲。她被稱為全世界收養外國孤兒的祖母。她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孩子都是美麗的，只要有人愛他們”。

現在，美國是全世界收養外國孤兒最多的國家。其中，每年約有5000到8000中國孤兒被美國家庭收養，大多是女孩。尤其是好萊塢明星和政界人士的收養，頗受新聞界關注。如導演伍迪·艾倫（收養12個孩子，兩個中國女兒），梅格·瑞恩（收養中國女兒），以及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收養揚州女兒），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收養重慶女兒），《華爾街日報》主筆、總統撰稿人威廉·麥克格恩（收養三個湖南女兒）。

我翻閱國內對美國人收養中國孤兒的諸多報道，看到許多基於“經濟人”的評斷，卻看不到一個令人怦然心動的發問：

為什麼帶他（她）回家？

電影中，奧赫顯露出橄欖球天才後，也有一段對安妮收養動機的衝突戲。奧赫不知如何選擇，也懷疑安妮對自己升學的安排，是利用他。安妮和主婦們定期聚餐，影片藉她們的交談，透露了安妮作為一個非血緣、非姻親的母親的內心世界。一位主婦讚嘆說，“多麼偉大，敞開你的家庭，拯救了那孩子的生命” (Save the boy’s life)。安妮回答，“不，是我的靈魂經歷了改變” ( only changed in mental)。

桑德拉對角色的體會，十分貼近這句台詞。她說，“安妮的家庭，在世人眼裡近乎完美。其實未然。奧赫也為他們家帶來他們從未意識到曾失去的東西。當他出現的時候，好像他就是這個漂亮拼圖的最後一塊似的，有了他才有了真正的成功與歡樂”。

奧赫不是被白人家庭拯救的孩子，他本來就屬於這個家庭，他是漂亮拼圖的最後一塊。多年來，我總想保衛自己的私生活，以至長期選擇丁克主義，甚至不願生一個孩子，破壞當下的拼圖。但每一次，當封閉的生活場景被不斷打破後，才看到原本的殘缺。當你重新願意敞開的時候，漂亮拼圖上缺失的，就一小塊一小塊地回來了。

我的小書亞，是已回來的一小塊。奧赫對圖奧西一家來說，也是回來的一小塊。一個公民，一間教會，一個社團，直至整個民間社會，對國家而言，都是正在回來的一小塊。愛，就是肯定他人的重要性。愛，就是對那個沒有愛的自己的救災。在感恩節那天，安妮一家，看電視的看電視，吃零食的吃零食。母親把大家召集起來，全家人和奧赫一起牽手禱告。一個新造的家庭，就從這一天開始出發。

為什麼帶他回家。我想，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他會反問：我為什麼帶你回家？

我知道我的弱點，大於我的想象。我也相信我的一家，若有一天能像圖奧西一家，我們的幸福，必將遠勝今日的光景。我知道這是信仰，不是童話。我若還有最後一口氣說話，我就說，我若不憐憫孤兒寡母，上帝自會憐憫他們。但是，請憐憫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