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一書所為何事?

 

23J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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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一書把我們帶回那段可泣但不可歌的年代，作者詳細寫出自己人生與地方教會和倪析聲所交織的那段歷史，其中有多少是史實，往往有一種叫人越讀越糊塗的感覺，但從她的書，讀者是可以發現以下一些事實。

 

1. 作者的信仰根基並不穩固

 

作者中學時代，參加過趙世光牧師幾天的奮興會，對講員的眼神、聲調及所領的短歌和全場激動的情況十分注意，她還自認是基督徒，卻是對救恩真理不清楚。(1)

 

1947年曾聽李常受講道，受會場火熱的氣氛感染，聽道的時候哭過不停(2)，及後她在未參加受浸談話便接受了浸禮，但她那時竟然並不清楚得救的真義，卻因有得勝的感覺而認為自己是一個有主生命的人(3)。

 

1949年受倪弟兄鼓勵背聖經，雖然背記了不少聖經，卻並沒有着眼於 神話語的精意(4)。

 

1952-1954年間一次上海市各大專基督徒學生聚會中，給她印象最深的是詩歌，接着就是大會的激情等，而大會有甚麼能改變她生命的信息卻沒有提及(5)。

 

由此可見，作者的信仰是一種宗教情操，多於生命的改變。因此她所追求的是一種宗教的激情，她曾拜倒在倪弟兄的氣勢、魅力和威儀之下(6)，對倪弟兄的尊重、敬仰已成為她信仰的一部份。倪弟兄和教會一直是她挺身站立的力量，甚至可以使她視死如歸。但她後來因為完全相信政府所提供對倪弟兄的罪証，便使她的生命失去支柱，一點也站不起來(7)，她轉為接受政府的帶領，投入 “信徒學習委員會” ，安排信徒的政治學習(8)，最後甚至放棄信仰(9)，變成一個忠心耿耿跟着黨走的人(10)。

 

由於她的信仰根基不是 神的話，她放棄了一個人(倪弟兄) 的權威，便接受另一個人(當時的國家領導人) 的權威，後來又因為相信大字報、小道新聞關於中央領導階層的黑暗面和正式報紙上有關高級幹部的浮沉不定，便對黨和政府產生信仰危機(11)。

 

所以她在被政府改造時可以這樣說：「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試着從站在人民立場上來看待自己、看待聚會處以及倪析聲。雖然我的心仍然向着主，但是我並沒有活在主的面光之中。」(12)，所謂人民立場就是黨無神的立場，那麼站在無神的立場上又怎能有向着主的心，很顯然她所向着的主並非那位永活的神。

 

 

 

2. 作者沒有跟三自劃清界線

 

作者曾是一個忠心耿耿跟着對黨走的人，因着文革那時極左路線的氣氛下，她得不着黨的信任(13)，但直到文革結束時，她竟可以不被定為反革命分子(14)。1981年她離滬赴美，但並無清楚解釋她為何可以出國(15) 。當時雖屬改革開放的初期，但政府對宗教的控制並無寬鬆，有弟兄在1983年仍因堅拒加入三自而被捕入獄，那麼政府為何對她1981年出國有這麼寬大的處理？

 

作者提及1980年底，上海有少數的教堂得以開放，開始有公開的聚會 ，並說上海城市發展十分迅速，地域也顯著擴大，許多信徒居住地點變得十分分散。這樣，就紛紛形成了小型家庭聚會(16)。她本來就是從國內出來的人，她無可能不知道家庭聚會的形成，不純是地域擴大，信徒居住地點分散的問題，最主要是拒絕加入三自，不接受黨的領導，不希望信仰變質，故信徒寧可暗中聚會，也不去政府所開放的三自教堂。

 

她從來沒有在書上明確聲明參加三自是嚴重的錯誤，是信仰上的背道，只說上海聚會處的處境複雜，他們的判斷力不足(17)，而試圖合理化這個參加三自的背道行動。

 

 

 

3. 作者太一面倒地接受政府提供對倪弟兄犯罪的証據

 

當政府在上海舉辦 “倪析聲反革命罪證展覽會”後，當時一位轉投三自的同工張錫康也不承認倪的筆供是倪析聲本人的筆跡，因為筆供上的字寫得像蟹爬，連她自己也說：「……回憶過往，是否當時的政治性證據完全確實可靠，就不容易說了。」，但是為何她又說出「假如政府有了確鑿事實，又何必誇大作假呢？」這似是而非的說話(18)？

 

書中描述一位向政府承認曾與倪有染的女同工繆韻春，她竟然沒有受到政治衝擊，也沒有參加同工、長老的肅反學習(19)，難道她的政治覺悟有這麼高，以致政府無需對她加以改造，亦可見她如此得到政府這樣的恩寵，她對政府的功德定必無量，那麼她的証供又是否可信呢？

 

倪析聲的甥孫女萬小玲曾說：「當公公倪析聲被捕時，他們捏造了許多駭人聽聞、莫須有的罪名，來誣陷他，當時蒙蔽了許多弟兄姊妹。但婆婆張品蕙對他最瞭解，婆婆說：他們說他的這些事，都是根本沒有的。」(20)，為何作者對這些反証全不考慮呢？

 

 

 

總結

 

 

 

無論倪弟兄有怎樣的過失，作為一個神的兒女只能向當事人指出他的錯處，為要挽回他(太18:15)，控告弟兄是魔鬼的工作(啟12:9,10)，是神的兒女所不能作的(雅4:11-12)，但作者並無懊悔她曾在不信的人面前控訴過一位弟兄。

 

1956年6月2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舉行公開審判倪析聲的大會，審判官長宣謮判決書，說倪析聲的主要罪行，是披着宗教外衣有組織地進行反革命活動(21)，請作者撫心自問這是事實嗎？她自己也曾親自聽過倪弟兄的教導，倪弟兄有教過她反黨反革命嗎？

 

後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在宣布革除倪析聲一文中說：「我們感謝人民政府為民除害，並幫助我們純潔了教會！」，這種對政府逼害教會的行為而進行的歌功頌德是應該的嗎？(22)

 

對於引導人接受政府的觀點，正如她所說：「但是這也是一個長期的思想過程，一次的旅程很難解決所有的問題，而且還會有所反覆波動。」(23)，從她極力鼓吹教會合一，而又不排斥三自的言論(24)，她寫這本書的意圖也可算是呼之欲出了。

 

另外，《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一書作者提及政府所給予關於倪弟兄犯罪的證據，應與李文蔚的情況一同看待，因為李文蔚曾說：「這個問題(筆者註：指倪析聲和國民黨特工部門的關係)共產黨特別重視，下了大功夫查核。人證物證，本人供詞，一應俱全。在教會「肅反」展覽會中所公開展出的證物不是可以隨意捏造的。」(25)

 

事實上，連現今的政府也承認過往發生過很多冤假錯案(26)，對於聽來的消息,即使有99.99%的信心， 仍有0.01%機會出錯，當你沒有親眼在場看到事實，並對事情所有細節的時序、環境、人物相關的邏輯性作慎重的分析對比， 並有可靠的見證人作交叉查證，實不宜把事情輕易接受。李文蔚這樣盲目地接受以往的政府所提供的證據，令人對他的誠信產生疑問。他的說法只會引導人被政府牽著鼻子走，這也是政府所樂意見到的結果，同樣，政府當然希望人接受《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一書所講的所有說話 。

 

直到如今，政府仍執行「國家管理宗教論」，其實大部分的時間，即文革前後，共產黨的取向是接受宗教會長期存在，但宗教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具體的政策措施是：一、只承認五大宗教，即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回教；二、這些宗教均設有官方認可的全國性宗教組織協助管理；三、宗教組組不能與外國的宗教組織有聯繫，或受其支配；四、所有宗教組織都得按法律所定的條件登記，宗教活動都得受相關政府機構監管；五、受認可的宗教對其宗教信念得作出調整，以確保它服從於國家政權的方針政策。(27)

 

必須留意政府是著意要調整基督教內的宗教信念，以確保它為國家建設而服務。

 

那麼政府要調整基督教內的哪些宗教信念? 跟據姚民權和羅偉虹(他們均是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副研究員)的說法：政府認為解放初期，追求 “超政治”及 “屬靈” 是美國傳教士煽動國內基督徒來反對共產黨的作法(28)，正如1951年，福州聚會處四大長老之一的鄭證光指出聚會處為「屬靈派」神學所污染(29)。

 

其實政府所要打擊的那些“屬靈”的基督徒，就是那些有主生命，與世分別的天路客，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

 

那麼現今政府又如何繼續實施其對基督教的管制?

 

跟據梁家麟(30)的說法，未來十年，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的教會發展的藍圖如下：

 

(i)     家庭教會能夠合法登記，

 

(ii)    教會城市化，

 

(iii )  福音事工市場化；

 

(iv)   不同群體各自整合力量，打造新的「宗派」身分；

 

(v)   一些基督徒亦將積極參與社會和文化的改造，從事較深度的神學思考。

 

(vi)   中國教會將會更全面地參與普世教會的事工，在其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vii) 香港和海外華人教會仍有廣闊的參與空間，包括在香港和內地進行人才培訓、輸入新知識、分享資源和經驗，並協助國內教會開拓更大的自由空間。(31)

 

那麼梁家麟又如何配合中央的政策，從不同群體各自整合力量，打造新的「宗派」身分? 他說：「神學院必須教授多種學說與模式，必須為每個學說尋覓在二千年教會道統里的適當位置；並且必須給予學生充分的聖經和神學裝備，好能批判包括他們的教會奉為金科玉律的學說與模式。」(32 ) ，因此訓練學生「批判包括他們的教會奉為金科玉律的學說與模式」是打造新的「宗派」的必備武器。聚會處這個以標榜“屬靈”的團體，一直是政府要打擊的對象，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惟有減少聚會處的影響力，這個大混雜的新「宗派」才能順利組成，聚會處必會成為梁家麟批判的教材，相信《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定必是一本上佳的參考書，書中有很多煽情和感人的細節，比梁家麟著的《倪柝聲的榮辱升黜》更能深入人心，因為後者只是一部冰冷的學術研究，但前者卻是一部感人肺腑的血淚經歷。

 

政府管治工作的方法日新月異，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根據當時的國內形勢，對香港、澳門作出了「暫不收回，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33)，同樣政府對基督教進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希望信徒在此要儆醒。

 

另外，據1998年頒下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規定， 社會團體不得設立地域性的分支機構」(第19 條)。 職是之故， 現時在各愛國宗教組織的「級別」體系(即全國省、市、縣組織) ，實際上並不具備上下級的領導及隸屬關係。 這種屬地管理模式旨在防範社會團體建立全國性及跨地域性的組織體制， 避免在黨組織及政府以外出現另一個嚴密的社會組織， 成為對抗性的社會實體。(34)

 

眾所周知，政府一直高度關注宗教滲透問題，視之為威脅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政府一主管政治工作的部長在2006 年8 月的全國宗教廳局長會議上指出， 隨著國家進一步對外開放， 宗教方面的新問題將不斷增多， 宗教問題與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及黨的執政基礎與地位的關個系，亦愈益增強。她說：「宗教工作受國際因素的影響日益增大， 境外利用宗教對我國進行的滲透日益加劇」，在在成為當前宗教工作的複雜嚴峻局面。在2007 年1 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政府另一主管政治工作的常委提出要「堅決抵禦境外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35)

 

由於聚會處在倪弟兄的領導下及倪弟兄與外國弟兄的聯繫，在政府眼中，聚會處已成了全國性及跨地域性的組織體制，也成為境外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的組織。所以，為了維護政府的穩定性，倪弟兄一直成了政府重點打擊的對象。

 

教會從來不屬於這個世界，教會信徒的聯繫是屬天的，不是人間的聯繫，這是不信的人永遠無法明白的，因此，政府對教會的誤解是無法解除的。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太 5: 10-12)

 

 

 

 

 

參考：

 

1.  許梅驪著《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  Xulon Press  2011年  第8頁

 

2.  同上  第13頁

 

3.  同上  第14頁

 

4.  同上  第67-68頁

 

5.  同上  第94頁

 

6.  同上  第246頁

 

7.  同上  第104-105頁

 

8.  同上  第131頁

 

9.  同上  第174頁

 

10. 同上  第181頁

 

11. 同上  第182頁

 

12. 同上  第104頁

 

13. 同上  第181頁

 

14. 同上  第182頁

 

15. 同上  第91頁

 

16. 同上  第165頁

 

17. 同上  第155頁

 

18. 同上  第126頁

 

19. 同上  第137頁

 

20. 陳福中著 《倪析聲傳》 基督徒出版社  2004年 第160頁

 

21. 許梅驪著《難泯歲月：我和上海地方教會和倪析聲》 Xulon Press  2011年  第140頁

 

22. 同上  第142頁

 

23. 同上  第159頁

 

24. 同上  第360頁

 

25.     梁家麟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巧欣有限公司 2004年增修版 51頁

 

26.     可在國內政府的新聞網查核

 

27.     戴耀廷 《信報》(2011年7月6日) <中國須重新思考宗教政策>

 

28.     姚民權 羅偉虹 著《中國基督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年印刷版 273頁

 

29.     梁家麟著《倪柝聲的榮辱升黜》巧欣有限公司 2004年增修版17頁

 

30.     梁家麟是香港建道神學院的院長，他承認建道神學院在一九九五年起已開始派神學生往內 地實習，與共產黨辦的「神學院」作院際合作活動(參《思》76期( 2001 年11 月)〈中港教會關係（ 二）〉)，所以梁家麟可以說是國內宗教政策的代言人，或可稱為香港的丁光訓，猶如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簡稱中聯辦)，前身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成立於1947年5月，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

 

31.  梁家麟著 (2011) <任重道遠的未來十年 > 《建道通訊》 第162期

 

32.  梁家麟著 (2011) <不合時宜的神學教育> 《建道通訊》 第163期

 

33.  永逸 <華澳人語>  檢索日期 2011年 7 月 7 日 網址：

 

 http://www.waou.com.mo/wa/2011/07/20110701a.htm

 

34.  羅金義, 鄭宇碩編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 : 變與常》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09年 321頁

 

35.  同上 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