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訓《與江總書記會見時的發言》


    最近，我們看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藍圖，我深感鼓舞。今天，江總書記又同宗教界人士親切會面談心，我也深為感動。中共中央的建議中提到，“全面落實黨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各項方針政策，”我想其中也包括宗教工作。


    拔亂反正以來，在平反方面和在恢復宗教活動場所方面，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就有目共睹。接着的問題是：怎樣的政府宗教工作才是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工作？現在的宗教工作能算已經有了足夠的中國特色嗎？我認為，周總理所教導的宗教工作路線和蘇聯模式很不同，是大有中國特色的。我也認為，十九號文件所要求的宗教工作路線，同周總理的教導很一致；如能好好貫徹，宗教工作的中國特色就顯出來了。到現在，中國的宗教工作，我想還待同斯大林、赫魯曉夫、勃不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宗教工作加大區別，突出其中國特色。


    周總理有一個一貫的主張，就是宗教工作旨在把信教群眾爭取團結到愛國主義這邊來，從而孤立極少數反動分子。他從來不把信教看作值得反對的事，也從來不把宗教活動看為應當儘量取締和限制的事。他看人不問信不信宗教，他不主張人們從教外反教。他要幫助宗教界愛國力量發展壯大，可以去團結廣大教徒一同來愛國。


    周總理說過：“我們只要求宗教團體，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我們只反對帝國主義，”不牽連宗教信仰問題；“評價一個宗教團體對新中國有無益處，要以愛國和民主兩個條件來鑑別。如果這個宗教團體是擁護共同綱領的，是愛國與民主的，那麼這個宗教團體便是對新中國有益的”；“要看是否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割斷了聯繫”；“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別是允許的”；“只要他們不妨礙政治生活、不妨礙經濟生產，我們就不要干涉”。在五十年代之初，那時人口才四萬萬，他就說過：“我國有幾千萬人信教，無妨；重要的是，孤立極端反動分子”。十九號文件也是這個精神。它不反對人們信教，不在信仰和宗教活動上同人過不去，只在政治上求愛國之同，從而把廣大信教群眾團結過來。這是有中國特色的宗教工作。


    與此相反的，是一條念念不忘同宗教作鬥爭的路線。四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斗的結果，每每是兩敗俱傷；而傷得更重的，每每是黨和政府方面。宗教會化整為零，會轉入地下，在受傷害的情況下容易轉入狂熱；而黨和政府傷在失掉群眾的好感和同情，失掉在群眾中的威信，群眾疏遠黨和政府；被孤立的，不是宗教而是黨和政府。


    蘇聯在七十年代，除了在衛國戰爭的年代以外，始終念念不忘、千方百計、或明或暗地同宗教作鬥爭。歷史上，國家遭受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1707年）、法國皇帝拿破崙（1812年）和德國元首希特勒三次入侵時，俄羅斯東正教會都號召廣大教徒團結起來參加武裝抗敵。特別在衛國戰爭時期，教會動員廣大教徒募集國防基金，組建空軍大隊和坦克縱隊。儘管如此，大加渲染的仍舊是宗教“歷來起着反動的作用”，“是一種階級異己現象”，“是一種社會罪惡”，“信教者是落後分子，不能在政治上亨受平等待遇”。宗教活動力求限制，許多宗教活動場所不予登記，使他們陷入非法，已經登記的也有少數被取消登記；宗教設施在種種理由下被沒收、關閉、拆除、破壞。對宗教合法權益公開地或暗暗地加以剝奪。這些引起教徒群眾強烈不滿，引發宗教狂熱，產生許多不讓登記和未經許可、但有大量群眾的自發教會或非官方教會。這些做法直接違背了列寧“保障公民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認一切公民有舉行宗教儀式自由”，“必須避免傷害教徒的宗教感情”，“禁止用行政命令辦法對待教徒群眾”，“必須堅決剷除任何企圖用關閉教堂、清真寺、寺廟等行政手段，同宗教信仰作鬥爭的做法”等等教導。蘇聯憲法關於宗教自由的明文規定，並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我並不是說，中國同蘇聯七十年代的做法完全相同。周總理的影響和十九號文件的影響是大的、無法磨滅的。但是，向領導上報喜不報憂，只能損害我們的工作。據我所知，在教內教外，不以團結群眾為念，卻以同宗教作鬥爭為自己職責的，決不是個別的。他們視宗教為眼中釘，不顧四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力圖用行政命令手段防範宗教、消弱宗教、剝奪宗教信徒的合法權益，沒收許多宗教活動場所，用種種藉口不讓進行正常的宗教活動，用不予登記的辦法使許多宗教活動場所淪為非法，不得不轉入地下。


    最近一件不幸的親痛他快的事，是從北京一個會議上發出聲音說：“堅決取締一切未經批準的宗教活動點。”這話傳了出去，被當作“中央精神”付諸實施，加劇了取締風。有些基層把參加這種聚會的人又罵又打、又坐牢又罰款，不但沒收宗教書刊和用品，還沒收自行車、手錶等生活用品。未經批準的聚會點面廣量大，大部分同敵人的滲透無關。也不搞非法違法活動；我確實知道，裡面有為社會主義作出巨大貢獻的人。把它們一概取締、打擊面實在太大，在國內國際必然引起極大反響，而且根本做不到。所幸宗教事務部門的許多幹部知道後果嚴重，沒有照着去辦。


    宗教方面，敵人的滲透和違法非法活動是存在的，寫十九號文件時就已存在，據報今天更嚴重，因而加強管理，理所當然。加強管理的對象，應首先是敵人滲透和違法非法活動。而事實呢，一談加強管理，首當其衝的每每是正常的宗教活動和愛國宗教組織。對這些加以種種限制干預，控制其經濟人事產權，使權力轉移到不信教不愛教的人手裡，做出許多信徒不喜歡的事。對教內外工作人員不問素質不加管束，一味委之以管理宗教的重任。那是不好的，使幹群關係緊張。敵人稱我們為官辦宗教，而國內也有人說“黨的領導就是官辦，我們要理直氣壯地官辦。”廣大信徒接受不了。我認為我們不應當拋棄政教分開的形象，隨時注意政教分開的原則，我們國家的形象就好，我們各教的形象也好，更多的群眾就能被我們團結好。


    凡此種種情況和問題，都沒有擺脫同宗教作鬥爭的指導恩想，沒有充分轉到爭取團結群眾的指導恩想上來的表現。李總理在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給了我們新的希望。特別他講到，在一定意義上對待宗教就是對待群眾的問題，講到信教的人也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在思想上、信仰上的差異是次要的；講到用急躁情緒和行政命令去對待宗教問題，會破壞黨群和幹群關係；講到應當怎樣理解管理，應當怎樣理解滲透，都很精避，都同周總理以及十九號文件的思想銜接。


    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使這精神不停留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里，而把這精神灌輸到基層，在教內外糾正同宗教作鬥爭的心態，明確管理對象，提高管理水平，取得團結廣大教徒群眾、孤立反動分子的實效，使我國的宗教工作越來越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


    以上片面處請指正。

    丁光訓

    一九九一年一月三十日 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