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生傳入中國的時間和途徑
中華文明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和唯一沒有間斷過的農業文明。
每一種作物的馴化生和引進都對當時的經濟甚至政治生活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花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本文將探討花生入華的時間和途徑。
儘管有考古學者認為曾經在浙江和江西的原始社會遺址中發現了像花生的碳化種子。但也有的學者（像萊陽農學院的王寶卿教授）懷疑其真實性。 原因如下：
1. 部分標本殘缺， 真實性值得懷疑。
2. 我國三千年的歷史紀年以及歷代的古農書中沒有關於花生的記載。
3. 我國境內至今沒有找到花生的野生品種。
筆者同意以王教授為代表的學術觀點：花生已被公認是外來的品種。
花生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 以西班牙花生為代表的小花生和以弗吉尼亞花生為代表的大花生。小花生含油量高， 但產量低。而大花生雖然含油量低於小花生，但其高產的特性彌補了含油量低的缺點。小花生是旅居東南亞的福建人帶回中國並傳開來的。時間大約在明朝並稍微晚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1492年）。由於時間久遠和詳實記錄的缺乏，無法判定具體的時間和地點。因為明朝時我國與南洋各國的商貿聯繫是很頻繁的,所以也很難具體到一個時間和地點。很可能花生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在東南沿海不同的地方登陸。在清朝時，小花生已在山東非常流行。 十八世紀早期，英國特使安穆哈司特得（Amhurst）出使中國，但因禮儀問題而鬧得不歡而散。但路過華北時看到種着花生大片的農田，馬上意識到中國北方的土壤和氣候更適合花生生長從而驅使大量的商人北上採購。山東由於海陸運輸均沾優勢，就成了花生的產銷重地。當時山東花生的產銷市場均在國內。從19世紀90年達並有少量出口到日本和香港。從15世紀到19世紀，小花生已在中國除西藏外所有的地區有所栽種，但產量僅僅滿足國內的需要並只有少量出口。
中國的花生的生產的一個巨大的飛躍是在19世紀末期大花生的引進。 1924年12月號的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上的一篇《中國花生》的文章談到那時中國的花生產量已經超過美國。光山東的花生年產量就達到18,000,000蒲耳。文中還提到了大花生的入華時間和方式：
“由於經濟原因，美國南方花生的種植園主沒有人對聖公會執行主教湯普森或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查爾斯·R·梅理士博士有感激之心。三十五年以前，這些先生們帶了4夸脫美國花生去中國。。。現在中國的花生產量已經超過美國”
1924年9月27號的《伯克利每日公報》（Berkeley Daily Gazette）上的一篇名為《花生和橄欖球》的文章講的更細：
“三十五年以前，湯普森主教帶到中國的4夸脫美國花生成了中國大花生的祖先，現在中國花生產量超過美國。湯普森主教慷慨地把一半花生分給正要回山東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查爾斯·R·梅理士博士。梅理士博士又把花生分給了兩個農民並要求他們先種上三年，然後分發給大家。一個農民在年底把花生給吃了。另外一個則按梅理士的要求作了。 現在光山東一年就生產18,000,000蒲耳的美國大花生。”
上面的文章說明了大花生的入華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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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普森主教1889年把大花生從美國帶到上海（因為湯普森主教常駐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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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理士博士在訪問上海期間從湯普森主教出獲得大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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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理士博士把花生種帶回山東登州（今蓬萊）獲得推廣。
4夸脫美國花生只有四分之一成了中國大花生的祖先， 其他的大概都進了那個登州農民和湯普森主教的肚子。
梅理士博士1857年入華傳教，在上海住了5年， 由於不習慣南方氣候（梅理士博士是紐約州人），所以當山東登州開埠後，立即去了山東。他在中國38年，回美國三次：分別是在1869年， 1882年 和1892年。並沒有記錄他在1889年回國。所以總能是他回上海在湯普森主教那裡拿到花生。 在那時回美國並非易事，單程要在海上航行2-6個月。他的第一位夫人去世後，因為兩個孩子在中國沒人管，要送回美國讀書，他都無法親自送。是狄考文第一次回國休假時給帶回去的。如果他在1989年回國，他就不可能在1892年僅隔三年又回去一次。
另有記錄談到狄考文把大花生帶到山東並分給兩個人栽種，其中一人是登州文會館的首屆畢業生之一鄒長文。這似乎不大可能。鄒長文的親戚曲拯民先生在海外多次撰文稱讚長老會傳教士們對膠東農業的貢獻。他談到了倪維思引進了蘋果，梨和葡萄苗的新品種，梅理士教人試種大花生。如果狄考文真是如所報的對花生引進有貢獻，憑着他對狄考文的好感， 對鄒長文家族的熟悉以及關繫到家族榮譽，他不可能不知道實情，也不可能不講。
另外平度地方志對於大花生的引種也有兩處記載。但兩處記載時間上有差別。一種說法出於《續修平度縣誌》：同治十三年(1874年)，州人袁克仁從美教士梅里士乞種數枚，十年始試種，今則連阡陌矣”。 另一說法源於光緒《平度周鄉土志》：“光緒十三年（1887年）邑教民袁克仁從美教士乞大種落花生， 與人試種， 後逐繁滋， 舊種幾絕”。 兩種說法的時間相差十三年。如果花生是在同治十三年從登州或煙臺引入平度的話，那登州顯然在此以前就有栽種，經過十幾年的時間，到1887年早日成規模栽種，袁克仁沒有必要在光緒十三年再拿一次。梅理士也沒有必要向湯普森主教乞要了。 第二種說法的時間與西方文獻記載的時間大致相同。考慮到記載的差別，可以大致印證在1889年以前大花生通過湯普森主教帶到上海，並由梅理士博士帶到登州從而繁殖開來。
大花生的引進給中國北方（尤其是山東）的經濟帶來非常大的影響。在這一方面國內許多學者有諸多論述。在此本文只引用國外的報道。
1922年，美國的花生專業雜誌《花生推廣者》（ＰＥＡＮＵ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在一篇文章中談到
“在過去的十年裡，中國隊對美國花生的出口已超過印度，賽內加爾和甘比亞成為第一。中國的花生主要來自山東。山東的土壤和氣候非常適合花生種植。不僅個大，而且含油率高。其次是河南和直隸（河北）的花生。
山東農民用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一小塊地上種花生，不僅能夠養活全家，而且有的人家還能供兒子上大學。”
美國食品雜誌（the American Food Journal）１９２１年一月號的一篇文章提到：
”山東花生是山東的最大出口產品，也是青島港的最大業務。
１９１２年，青島港出口帶殼花生１５３１７１２０磅，花生仁９００３６１２０磅。花生油１９６１５４８０磅。１９１８年，青島港出口帶殼花生１７９２０磅，花生仁５４７６８０００磅。花生油４５７３６４２０磅。（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出口降低）１９２０年，中國產量４０００００噸， 出口１２００００噸帶殼花生 １２００００噸花生油“。
大花生的中國農業的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 在小花生引進的近４００年裡， 其產量僅僅滿足國內需求。而在引進大花生以後的三十五年內，中國不僅成為世界花生第一出口國，而且成為第一生產國。花生的引入也把中國農業從自給自足的小圈子裡帶到世界經濟的大循環中，換回了現代機器，為中國上個世紀早期的民族工業化提供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