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自《教會》---加爾文《基督教要義》對當代中國教會的重要性

文/禾壯

《基督教要義》與加爾文的謙卑

敬虔的生命蘊含着多重要素，其中加爾文格外強調“謙卑”，認為這是基督徒最重要的品格。在《要義》中他寫道：

“我對屈梭多模（Chrysostom）的一個見解常覺欣慰，那就是：我們人生哲學的根基是‘謙卑’；但奧古斯丁對此的見解更讓我窩心。他說，一位雄辯家被問到，雄辯的第一個要訣是什麼，他回答說是‘表達方式’，又問第二和第三個要決是什麼，他的答案仍舊是‘表達方式’。類似地，假如有人問我，作基督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條格言是什麼，我將始終以‘謙虛’作答。”（2.2.11）

《要義》許多處都透露出加爾文對謙卑的重視。他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一節就開宗明義地指出：若不是上帝透過聖經啟示他自己，人就沒有能力認識他，也無能真正認識自身。人若承認自己有限，無能做什麼，無力行律法，而必須依靠上帝，那他就很難再驕傲得起來（1.1.1；亦見2.8.3）。在第三卷中加爾文多次呼籲讀者放棄對這個世界的榮耀的渴慕，拒絕傲慢與自我膨脹（3.7.2；3.7.10）。至於預定論，加爾文認為本質上這是恩典的教義，若能正確理解的話，只會引導我們更加謙卑，對上帝更加感恩、摯愛、依靠和敬畏（3.21.2；3.22.2；3.22.6）。

對加爾文的誤解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但真實的加爾文卻是一位謙卑的牧者。年僅27歲就一鳴驚人，寫出流芳百世的經典，他是有資本驕傲一番的，但他卻選擇默然離開使他出名的城市巴塞爾（Basle）；因在日內瓦第一次改教引發不滿，他被羞辱地驅逐出境，他本有權利感到委屈不平，但他對當權者沒有一句惡言相向；重返日內瓦之後，他領導的改教終於取得成功，成為改教的旗幟，讚譽之聲鵲起，但他並未以此為資本謀求任何權力；他殷勤誠懇，全心奉獻，無怨無悔地服事教會，卻從沒有為自己謀求一絲利益；他公開表示對路德、慈運理、布塞爾等改教家的衷心敬佩，從未把他們當作競爭對手，而認定他們是改教的同路人，[1]認為他們的工作是開創性的，而他自己只不過將他們的看見加以綜合整理而已；他不允許他的跟隨者冠他之名成立新的宗派；臨終前仍能虛懷若谷又恰如其分地評價自己的一生，並囑咐不讓人知道自己的墳墓何在，也不可樹碑紀念他。

《要義》作為一部“敬虔大全”，其作者的一生切實活出了他所教導的合乎聖經的敬虔。加爾文是“向自己死，向基督活的人，他願意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路9:23），好讓他能夠服事神和託付給他的群羊（3.15.8）；他不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羅12:3），但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2.2.11；2.2.25）；他為人處事完全徹底尋求神的喜悅（西1:10；3:23）；而從不為了取悅於人（3.14.7）；他的字典里沒有個人的國度，他活着只為了上帝的國度（太6:33）（3:15.5; 4.20.26）；他追求在神的眼中看為忠心，不企求世人眼中的成功（啟2:10）；他從不為自己得榮耀，但在凡事上都要讓上帝得榮耀（林前10:31；西3:17）。”[2]加爾文偉大，因為“他對上帝的感悟之深刻和他對上帝引導的降服毫無保留，均無人企及。”[3]

遺憾的是，之後的歷代教會，都有所謂加爾文的門徒，打着他的旗號，卻與他的言行背道而馳，當今的中國教會也不例外。有些加爾文的崇拜者似乎總是對他們的教牧不滿，要幫助他們“進步”；另有些認同加爾文神學的基督徒熱衷於使其它教會的信徒皈依到自己所屬的宗派；更有一些人，熟背預定論或加爾文主義五要點（“TULIP”），但卻似乎忘記或偏離了福音的核心。“當TULIP教義被當作他唯一重要的教義，並將之與基督徒的溫柔和敬虔相割裂時，人會傾向‘好鬥’且自以為是。”[4]難怪傳統中國家庭教會懷疑、反感並拒絕這些輕狂的“加爾文主義者”。

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加爾文主義。真正的加爾文主義者也當是真正的基督徒，不狹隘偏執，不冷酷無情，而是因為活在神的恩典之中，出於對上帝、對靈魂的愛，滿有憐憫的心腸，更加恢弘大度。透過《要義》和歷史上真實的加爾文，我們看到，加爾文的靈命表現在：他的謙卑、對禱告和傳福音的迫切、以基督為中心的心意、悔改受教的精神、感恩的心腸、順服的意志、聖潔的生活和凡事榮耀上帝的目標。[5]中國基督徒不應只學習加爾文的神學，也當效法加爾文的生命，活出加爾文的神學所倡導的生命與敬虔的榜樣，才能最有效地吸引人認識加爾文和他的倡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