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一．个人归正四阶段
何：欢迎你们来到美国！我想就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情况，向你们提一些问题，请你们回答。我们要把有关的材料剪辑成电影，使我们加尔文大学的学生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中国。
王：谢谢何先生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谢谢你关心中国和中国教会，我知道你想尽量全面、客观地把中国和中国教会的情况介绍给加尔文大学的学生，当然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我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和分析，可能与一般中国人或美国人所介绍、美国人所了解的并不一致，我想关键还是本着心灵和诚实说话，实事求是，尽管每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不同。
何：谢谢你这样坦然相告。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
王：我成为基督徒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实际上，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我都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我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基督徒，而且得蒙上帝特别的呼召，参加教会的圣工和侍奉。我自己信主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不知不觉的泛神论阶段，二是被人灌输的无神论阶段，三是寻求信仰的探索阶段，四是归信基督教阶段。
（1）泛神论阶段：但我从记事以来，确实一直关注与宗教相关的问题。我出生于1966年，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就在那一年开始。虽然成长在共产主义无神论的红旗下，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和邻舍就给我讲很多鬼神的故事，就像蒲松岭在《聊斋治异》中所记录的故事一样。他们讲得都是绘声绘色，让人相信确有鬼神。另外，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母亲都要祭拜天敌鬼神祖宗，还为我拜了一个“干妈”，就是乡村碾场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这种泛神论的信仰，从小就很怕各种各样的鬼。后来才晓得，其实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
（2）无神论阶段：说是“无神论”阶段，其实并不是没有“神”！毛主席就是我们的“神”！我从1973上小学就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教育，成为一名“红小兵”。如今记得当时所学的语文课本上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所学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当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毛泽东还会死吗？是不是有人造谣？可见当时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到了何等地步！毛泽东虽然死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和荒谬也逐渐暴露出来，但马克思主义的僵尸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仍然被迫接受无神论教育。这种无神论教育一直持续到高中阶段，我自己总是提醒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接受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但在少年的梦呓和青春的向往中，总是把爱情和理想至于超越任何物质的层次，那时最喜欢的名诗就是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实，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当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也是自由，革命不过是获得自由的手段。可惜，他们的无神论、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破坏了道德的根基，不仅不能使人得自由，反倒使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常识，使得人性变得更加异化、扭曲，甚至使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另外，自己也常常在深邃的星空下，油然想起千古疑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创造了这一切呢？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式呢？这井然有序的一切难道真是出于偶然的进化吗？虽然多年接受无神论的灌输，但无神论始终没有给我确信。把一切都归于物质本源的唯物辩证法始终是无神论教育动用政治压力硬扣在身上的壳子，随着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这层壳子越来越令人厌恶反感，却又摆脱不了。
（3）寻求信仰的探索阶段：1985年，我开始到北京中国政法大学读书。这时候，人生意义的问题空前地摆在了自己面前，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成了昔日黄花，文化大革命的梦魇和有关的反思已经使人从根本上怀疑共产主义的合理性，改革开放的政策又使人看到所谓的欧美国家并不是腐朽的时刻就要灭亡的怪物。相反，在高举“赛先生”和“德先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大革命这样盲目崇拜个人，大规模践踏人权的丑陋现象却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这怎能不使一向以具有先知性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深深地思索呢？对于共产主义的残酷，我自己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不需要别人用理论来说服我们，别人再欺骗我们也欺骗不了。我自己的一个哥哥死于饥荒，我的外婆也是死于饥荒。我从小总是羡慕别人有外婆疼爱，常常向母亲问起外婆的事，母亲总是向我讲起那辛酸的往事，不是发生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而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的红旗下。农民丧失了土地，丧失了房屋，甚至连乞讨的权利都丧失了，只能在家里等着饿死，外出逃荒就是“盲流”，就要被拦截，被遣返，甚至被关闭到集中营里劳动改造！中国的农民所受的待遇连奴隶也不如。奴隶是别人的财产，还有人从财产的角度珍惜。而中国农民则一直是暴君们随意残害的对象，是他们各种怪诞念头的牺牲品，在共产党掌管中国之后，农民更是沦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为任意切割的鱼肉，在社会地位上沦为等外的贱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的既空前怪诞，又空前残忍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只有共产极权国家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历史来。因此，共产主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曝光和反思就已经在中国死去了，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和被欺骗蒙蔽的人之外，再也没有人主张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到底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在这个阶段，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样书籍，参加各种讲座，研习宗教典籍。那时候最时兴的就是“气功热”，形形色色的大师粉墨登场，声称自己得了超自然的能力。我对修习“气功”的人表示尊重，这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同时修习“气功”也表明他们也是有精神追求的人，这总比那些终日昏昏噩噩，以吃饱了为满足的人要强，更胜过那些仗着手中权力欺压别人，并以玩人害人自乐的害人精。但我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气功”。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气功”是骗人的，表面上讲练功，实际上背后各有自己的一套宗教理念，最后必然会发展成各式各样的会道门，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神来！
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到中国传播印度教的宣教士。我本来就对东方神秘主义想往已久，因此很快就投入印度吠檀多神秘宗教的研究和修行，成为在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第一批修习印度教的奉献者。吠檀多宗教哲学中“不一不异”、“即一即异”的哲理精神，和通过各种“瑜珈”而与至高存在达到神秘契合一的宗教修习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中间又经历了六＃四运动的洗礼，使我对现实政治更加失望、厌倦，同时也刺激我思想“自由”这一概念背后的宗教理念。若是没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敬畏，若是不以上帝的启示为标准，“自由”不过是人人都可利用的旗帜，最终占上风的仍然是赤裸裸的暴力！一边修习印度教，一边反思中国问题，中间在北京大学攻读法哲学三年，接触各路高手，彼此切磋，这样一晃就到了1996年。
（4）归信基督教阶段：我于1996年4月决志信主，同年10月受洗，1997年蒙教会呼召进入全职侍奉。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读过圣经，钻研基督教神学，甚至在北京大学旁听过一些神学课程，也和一些信基督教的朋友谈论，甚至到教堂里听道，和牧师辩论，但这不过是我自己感兴趣，还谈不到信仰的层面。在十年修习印度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意识到无法靠自己的修行克服罪的问题，那些所谓的“大师”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罪人而已，他们刻意为自己编织某种神圣的光环，让人顶礼膜拜，不过是自欺欺人。但我仍然沉溺在罪中之乐中，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不时寻找、制造、利用机会，使自己能够在烦恼的人生中间得到补偿，寻些乐子。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人生，成为安慰自己的口号。但罪中之乐，并不是真正的快乐。欲望得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空虚的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剩下的就是烦恼的等待。以欲望为中心的生活，始终充满了无聊和烦恼。
1996年，我和朋友在北京开办律师事务所。有一次，客户都是基督徒。在北京五星级宾馆凯宾斯吉饭店里谈完了生意，大家一起喝茶聊天，几位基督徒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开始向我讲解他们信主的见证，然后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当时，我就一口答应下来，闭上眼睛，跟着人作了认罪悔改并接受主耶稣的祷告，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基督徒”。我真不知道我是怎样成为基督徒的，但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不仅认识到自身的罪，认识到自己在罪中的无能和绝望，并且认识到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从此在心灵上得到了彻底的释放：不是靠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惟独信靠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安息。一开始，很多人怀疑我是否真的信主，像这样一位名牌院校毕业的年轻有为的律师，他既不缺乏工作的机会，一时也没有需要医治的疾病，难道他会需要主吗？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放弃他自己的工作。他使我越来越恨恶罪，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断对付自身的罪，追求圣洁的生活，但是因我自身的软弱和败坏，常常被罪胜过。另外，信主之后，我也走过一段弯路，莫名其妙地跟着极端灵恩派人士服事将近三年，后来上帝按他自己的美意把我呼召到改革宗的旌旗之下，使我在他面前确实得着了满足的喜乐。这使得我越来越认识到自身的不可信，世上教会的有限性，更加信靠独一可信的救主耶稣基督，正如《海德堡教理问答》第一问所告白的那样：“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绝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补偿了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赋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藉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信，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