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中国与中国教会访谈录（4）

四．关于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迫害

何：作为家庭教会的成员到底有多大的风险？
王：作为家庭教会的成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险。
在第一阶段，面对的风险就是主要是恐吓和监禁；在第二阶段面对的风险是监禁和死亡。在目前第三个阶段面对的风险仍然主要是恐吓和监禁，包括失去人身自由，财产被没收，罚款，劳教等，但基本上已经没有死亡的危险。当然，共产党对人的监控似乎是无孔不入，共产党对付人的手段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限制。因此，在中国家庭教会中服事，许多人为真道所受的苦楚，所面对的压力，是身处欧美等自由社会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王常新弟兄所著的王明道先生的传记《又四十年》，像王明道夫妇这样有一定名望的传道人还受到这样惨无人道，甚至让人讲来无法启齿的残酷迫害，就不用说一般传道人和平信徒了。在文革期间，连刘少奇这样堂堂正正的国家主席也被人用非法的手段秘密逮捕，虐待致死，更不用说普通中国人的人权保障了。几千年来，不管是在皇帝的名下，还是在国民党总统的名下，还是在共产党书记或主席的名下，中国人民吃尽了专制和暴政的苦头。

中国人长期处于专制与暴政的奴役之下，很多人对政府有根深蒂固的惧怕心理，施行暴政的人，那些为虎作伥的人，总是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大肆施行恐怖主义，发明各种各样的酷刑，残酷无情地对待，从肉体和精神上残害、打击他们认为反对他们的人。中国教会也是一直处于这种专制恐怖的阴影之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他们更是打着“政治”的旗号，通过各种形式的运动，打击异己。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教会中出现了一批“反政治”的基督徒，提起政治来就噤若寒蝉，不愿意谈政治问题。我自己见过坐监几十年的老传道人，正正经经地忠告我说：“千万不要谈政治的问题！”即使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很多人也有惧怕情绪，害怕大陆来的各种特务，动辄就怀疑别人可能是共产党安插在教会中卧底的人。这是中国的悲哀，这也是中国教会的悲哀。“政治”本来是公众的事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惜那些施行暴政的人民公敌，那些逐臭舔疮的政客们，使本来服务公众的“政治”成为污秽之事，使本来保护人权的法律成为人民的网罗！另外，作为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想一想，难道共产党的特务不也是人吗？他们不需要上帝的福音吗？我自己也有同学和朋友在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他们中间不乏有能力和品德的人。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政治背景对我们服事的对象有所取舍。惟愿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2：5），对所有罪人都有怜悯之心，谦卑地向人传讲基督恩惠的福音，劝人与上帝和好，也彼此和好。

何：在中国确实有许多教会带领人被国家逮捕吗？

王：关于中国教会受迫害的情况众说纷纭。从我自己律师执业、旅行布道和地方牧会的经验来看，迫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中国政府现行的许多法规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仍然是限制性的，而不是保护性的。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人确实享有越来越大的宗教自由，这也是不争的现实。作为中国基督徒，我们既不要回避目前中国的现实处境，也不要忽视上帝对中国的恩典。至于基督教受迫害的情况，特别是关于许多教会带领人被国家逮捕之事，合乎实情的少，以讹传讹的居多。

在当今中国教会中，烈士少，奸贼多，稀里糊涂的人最多。“烈士”是指真正明白真道，为真道勇于舍身的人。假如我们不明白真道，就是“舍己身叫人焚烧”在上帝面前也没有什么价值（林前13：3）；甚至会做出一些得罪上帝、害人害己的蠢事来，像当初一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10：2），结果把耶稣基督也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奸贼”是指那些欺骗上帝、欺骗教会、欺骗国家、欺骗舆论，从中获利的人。像王明道、谢模善、林献羔、袁相臣等这些老人家，都是上帝所兴起的真道的见证者，他们既明白真道，又带领教会，个人为人也非常正直，他们确实是上帝摆放在中国家庭教会中的明灯。但教会内也有很多奸贼，对内妖言惑众，拉帮结派，迫害真心爱主的人；对外善于造势，八面玲珑，但在真理上却是瞎眼的。当然，大多数人还是稀里糊涂的人。我自己曾经问山西家庭教会中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资深传道人，问他根据他自身的经验，在教会中真正“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的占多大比例（提后1：12）。他认真地说：“可能十分之一也不到！”这就是中国教会的真实状况。因此，有很多人说中国教会大有复兴，我自己有很大的疑问。真正的复兴必有真正的悔改伴随，真正的圣洁出现，可惜海内外大言中国教会复兴的人所主张的不过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教会人数大增，二是神迹奇事不断。这些都不是真正复兴的标记。因此，我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中国教会多多代祷，使中国教会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复兴。

在文革之中，确实有很多基督徒殉道。但在文革之后，因为传播基督教的缘故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几乎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到底中国教会有多少人真正为基督真道的缘故殉难呢？希望在一定的时候会有比较客观的数据出现。就我自己而言，我所佩服的是王明道先生，他是上帝赐给软弱的中国教会的一盏明灯。我不仅佩服他在多重诱惑和压力下没有向不信者屈服，参加官方操纵的三自会，更加佩服的是他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完全仰望上帝的怜悯。我想，王明道先生之所以成为中国教会的精神柱石，主要还是因为他并没有隐讳自己的失败，所以得蒙上帝的怜悯和人的同情。其实，他自己一被共产党政府收审就立即屈膝投降，大量地编造谎言，连他自己也承认说：“共产党不跟我讲理，用一枝手枪就把我吓糊涂了”（王常新著：《又四十年》，加拿大福音出版社，2001年，102页）。他的传记作者记录说：“他最怕无期徒刑，为了能判得轻一点，他就继续大量地撒谎，除了把先前认过的罪又重认一边之外，还说‘我出监以后要参加三自’”（155页）。在神学上，王明道先生主张“基督徒不能参加战争”（124页），“受浸是浸在水里，受洗是后来天主教改的，不下水，只在头上点一点水，把原来那个意义改掉了”（214页），在这些方面王明道先生的神学主张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极端派别再洗礼派类似。在灵修上，王明道先生1956年第一次被收审期间，他的信仰就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我进监四、五个月了，天天祷告求神救我出去，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效验。”（107页）这就是王明道先生此时的心境，此时他已是56岁，开始宣教事工已经长达31年，已经是中国教会内公认的名牧，但他仍然对上帝全能的护理并不理解，很难信靠，他的祷告所注重的仍然是一时的“效验”，也就是灵不灵。因为一时没有效验，信心就开始动摇！他讲道的内容多是儒家劝人为善的说教，很少传递建立在正确解经基础上的信息。连他自己也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孔子是我的恩师。”（204页）。王明道先生有他自己特殊的时代和背景，但他在见证和神学上的软弱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教会目前面临的困境。

当然，中国教会在文革时期所经历的迫害胜过当初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戕害，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特别善于运用权术和酷刑迫使对手屈服，因此，中国人在权术上的狡诈和刑罚上的残酷，可以说是在世界历史上也都是及其罕见的。惟愿上帝怜悯中国，通过基督教在中国的广传，使中国的政治和司法都能得以改良，使中国人可以保持起码的自由和尊严！虽然中国教会熬过了文革时期专制政权无法无天的荼毒，可惜在真理上的认识和见证却是脆弱的。赵天恩先生总结说：这一时期的中国传道人之所以“大多数传道人都签了名（签名加入三自筹委会），控诉了同工，也加入了三自”，“主要原因是他们多数对政治，特别是中共的统战理论一无所知，使他们很容易跌入陷阱。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被惧怕所控制，以致走妥协的道路”（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页）。现代中国教会历史确实是一段充满失败、耻辱和丑陋的历史。今日中国传道人必须明白纯正的神学，只有建立在对真理的确信基础上的信心，才能在试炼的烈火到来时仍然站立得稳。同时，基督徒必须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包括对政治要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全方位地见证上帝的真道，全方位地影响周围的世界。否则，不仅不能在真理上为现实政治提供合乎圣经的引导，也会因为自己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幼稚而使自身和教会遭受巨大的亏损。

另外，就教会自身的角度而言，也有许多破口。比如，许多所谓的教会带领人培训未成年人，未经其父母同意就派出宣教；有的带领人狂热地宣传末世到来的信息，劝人停止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甚至离弃家庭，外出宣教；更有的带领人假借各种名义与异性乱交。这些做法既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也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和国家的法律，因此而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是理所当然的。若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就谈不上是受迫害。可惜，因为中国政府仍然不是法治政府，犯罪嫌疑人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司法程序也缺乏舆论的监督，哪怕是处罚应当处罚的人，往往也是不能叫人心服口服。习惯了司法公正和舆论自由的欧美国家，对于政府的一些秘密抓捕和审判更是不能首肯，因此，就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屡屡发难，指责中国“侵犯人权”，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地进行政治和司法改革，切实改善人权状况。一个连起码的舆论自由都不存在的国家，反口攻击欧美国家的人权状况，就使自己成了国际上的笑柄！

还有，许多农村教会的传道人，一听见公安或安全局人员到来的消息就很惧怕，甚至对其他同工不管不顾，自己偷偷地躲藏在厕所里，仿佛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这都是笔者亲身经历的事情。像这种情况，自然会引发公安人员的疑虑，从而进一步介入调查。更有的传道人动不动就利用海外媒体抄作，说是中国政府又在迫害教会！其实，中国有无数弱势群体，有少数民族的问题，有义务教育的问题，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拆迁造成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正直官员受排挤的问题，金融危机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男女比例失掉的问题，国家统一的问题，等等。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中国教会的传道人为这些社会问题大声疾呼，却是天天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想方设法突出自己！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所谓的中国教会实在令人羞愧！
我不止一次听到外国教会组织的带领人私下向我抱怨，说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傲慢自大，总是伸手要钱，也没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一有人问起，就是这钱是从上帝来的，我们向上帝交帐！我也不至一次地听到所谓的中国教会的带领人吹嘘自己所见到的异象，夸耀自己为主所受的苦楚，自己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几乎没有人阐明真道，更没有人为真道辩护！远志明所拍的《十字架》这个片子就颇能反映这种倾向。这个片子从头到尾都没有强调上帝的真道和基督的十字架，反倒一味强调个人所受的苦楚，同时也把重生派、呼喊派等一些异端派别与正统教会人士搀和在一起，不辨真假，只讲数目，大造声势，仿佛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David Aikaman所写的《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Regnery Publishing, INC,2003）也是如此。书中一边说“中国三自教会的福音派人士如世界各地的福音派人士一样急切，希望所有人都听到并接受基督教的信息”（英文137页），一边说：“中国三自教会的牧师和官员身为地下党员是相当普遍的，这一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来”（英文145－146页）。可见，他对三自教会的认识相当混乱。而且还把一些异端分子列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这些人所注重的往往是舆论上的抄作，对于上帝的真道并没有多大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