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中国与中国教会访谈录（6）

六．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何：中国政府对教会有什么担心？
王：在目前阶段，中国政府所担心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已经蜕变为民间密教组织并有政治导向的所谓的“基督教”团体。他们人数庞大，缺乏明确的系统的教义，但其带领人却是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ta）式的人物，也就是颇有“灵恩”的人。他们在其组织内部享有极大的权威，动不动就以上帝给他的启示或异象来抬高自己，蛊惑群众，压服对手，并且与某些不明真相或别有用心的海外组织联合，得到资讯与资金方面的支持。从国家安定的角度出发，这样的团体当然是中国政府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是具有基本政治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的。

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发动的，洪秀全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分子，但他确实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发动起义，蛊惑人心，攻城略地，建立政权，戕害民众，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中国的人口从四亿之多降到三亿，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于战乱。

当然，中国政府也应当反思，为什么太平天国这样的农＃运动会发生在中国？因为长期的专制毒害已经使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被压迫的人总是在寻找一定的理论和名号来为自己的运动造势，或者是白莲教，或者是＃＃功，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只要能够发动群众就好了。暴政为暴乱预备干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罪恶魁首；而暴政的表现就是侵犯、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赤裸裸地用暴力施行统治，用谎言加以粉饰暴政。最需要对付的不是宗教，更不是人民，而是暴政本身。自古以来，暴政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经感叹“苛政猛于虎也！”对于吞噬百姓的暴政恶虎，人人都有责任起而诛之，不需要作为稀有动物加以保护，这样的恶虎还是早日灭绝好！

因此，国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责任绝不是直接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某个宗教或教派。这样的镇压不仅没有什么作用，反倒为宗教制造一批英雄和殉道士。在一个专制横行，真理不障，缺乏英雄的时代，一些为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人士会就会成为真理的斗士，在民间赢得巨大的钦佩和认同。一旦他们转向政治，若是其宗教信仰本身就有暴力的倾向，则会成为危险的人物。即使没有暴力倾向的宗教或主义，经过一部分人的错误阐释之后，也会成为支持暴力革命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极为发达的国家实现，而且主要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但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手下，“共产主义”却在欧洲最野蛮的国家俄国、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中国首先实现，而且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这显然也是对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和利用！

对于国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并不是防范和镇压宗教，而是积极地认真地面对民间的疾苦，还政于民，执政为民，建立健全司法制度，切实尊重人权，确保社会公义和次序，铲除孳生仇恨和叛乱的土壤，使民间的冤屈有正常的宣泄和解决的渠道，才会使国家长治久安。

就宗教而言，中国应当修订有关宗教法规，与国际人权法接轨，开放教禁，以法治国。如此以来，就会使某些阴谋利用宗教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人失去市场，使名正言顺，利国利民的宗教得以畅行无阻，使濒临崩溃的中国文化与道德得以重建。如果一小部分人继续以国家或政党的名义凌驾于人民之上，假借法律这一工具，施行防民、偏民、压民、害民政策，继续对正常的宗教活动进行围追堵截式的打压，不仅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成为被人控告的对象，给国家和民族带来耻辱，也必将加剧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为社会增加不稳定因素，使社会陷入新一轮的动荡之中。

何：你认为今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信仰的问题。信仰是人的本质，人都是宗教性的，都有一定的信念。但目前中国在信仰问题上处于一个历史上非常奇怪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理论，为人提供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模式。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借助武力恐吓与舆论欺骗，把马克思主义演变为一种全方位的信仰体系，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意义问题，只能激发处于困难之中的人的仇恨，却不能为他们提供绝对的真理和真正的安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为昔日黄花，六＃＃＃＃＃四slaughter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结局按上了一个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血印。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而言，虽然一直有不法的政客在借尸还魂，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实已经成为一具无人理睬的僵尸，就是在共产党所控制的报纸上，几乎也没有什么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确实在中国已经被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今日中国，若有人在私下场合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被人视为怪物，就是被人认为在搞政治骗局。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勇敢地面对这一问题。他们一直试图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等遮掩自己在信仰问题上的尴尬和贫乏。其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不过是根据一定的政治理想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松散的政治群体，和个人的信仰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正如在美国一样，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可能参加共和党，也可能参加民主党，或者支持其他独立的政党。而且，这些政党只有在选举议员或总统的时候才活跃起来，绝不会试图全面地控制家庭、教会、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而中国共产党则是受当初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社会中上搞一党专政，在党内又搞一人独裁，形成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字塔式的极权政体。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实际生活中已经不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虎皮，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陷入一种信仰与行为分裂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共产党的言行不能保持一致，同时也给广大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带来了良知上的分裂和痛苦。因此，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面临着深刻的信仰危机。

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晓得，得人心者得天下，信仰的问题最终必然会影响到政治势力和政治格局。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一旦具有政治上的自觉性，必定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因此，我们奉劝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有识之士摆脱自身“政教合一”的桎梏，改组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真正尊重中国人民在信仰上的自由，通过合法选举的形式使自己对国家政权的掌握具有真正的合法性。只是中共产党一旦放弃“枪杆子”和“笔杆子”――武力上的胁迫和舆论上的欺骗，就极有可能遭到人民的清算，许多人要为自己奴役百姓、侵犯人权而受到历史的审判。基督教应当作好准备，传讲耶稣基督和好的福音，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彼此认罪，互相饶恕，同心合意重建中国。否则，中国社会就会重蹈以暴易暴、以恶胜恶、互相报复的恶性循环，使得中国再次沦落到军阀混战的局面。

何：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存在道德普遍缺乏这种情况？
王：我旗帜鲜明地说，中国道德状况提高了！我的这一说法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因为有许多人抱怨中国社会现在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价值凋落，道德崩溃，有许多基督徒也随声附和，仿佛中国现在就成了人间地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许多人要有意无意地唱衰中国，这是让真心热爱中国的人所感到心寒的。

中国社会目前的道德水准确实不高，但与文化大革命这疯狂的时代相比应当是大大地提高了。当时，甚至有的母亲不给刚生下来的孩子喂奶，因为自己的丈夫是右派，所以旗帜鲜明地站在党这一边，“不给右派崽子喂奶！”在这种连天然的母子之情都被扫荡，都被扭曲的时代，人们的道德意识几乎是荡然无存。文革之后，中国人民逐渐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当然，和平请愿式的六＃＃＃＃＃四运动被镇压，也给中国人民的道德情感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许多掌权者更加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许多百姓也放任自流。但总体而言，中国人民的道德状况并没有降低到文革红色恐怖时期人人自危的处境。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体力行地提倡传统美德，有大量的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工作生活，有上千万的人员在外资企业上班，也有无数中国人的民族工业在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有四千万、五千万，甚至八千万的基督徒在中国，有国际上无数基督徒在为中国祷告。综合以上因素，难道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反倒下降了吗？难道只有那些贪官酷吏、下流文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吗？因此，我们对目前中国的道德处境当有合乎中道的看法。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道德危机也更加明确地显明出来。这种道德危机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所导致的，而是以前教育上的奴化教育、媒体上的欺骗宣传、政治上的无情压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夺而导致的，我们必须明辨其中所存在的时间先后与因果关系。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改革宗开放的过程中，由于邓小平先生一开始就提倡“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这种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猫论出发，注重的是经济建设，把经济增长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试图转移人民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并没有把道德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无疑也加剧了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的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