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认同差异性的人文价值尺度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首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反思，也就是说你用以反思的正面价值立场是什么。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解构与建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解构的时代，是“主体已经死亡”的后现代时代，不应该再提两性主体性平等的观念，不应该去建构什么，只有永远的批判与解构才是合理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一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缺乏切合实际的把握；二是对西方文化语境缺少深切的理解；三是没有正确理解批判与建设、解构与建构的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如福柯就认为启蒙制造了‘进步’的神话，但是仔细想来，则正是欧洲经历过了‘启蒙’的文化阶段，而我们恰恰没有这种文化经历，因此，照搬生长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是往往要出问题的，哪怕是大师的话也得打个问号。”[7]
而且，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后现代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注视自己的状态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十分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求。” ( p27)

　　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实际，参考西方文化中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当前发展中国文化，显然并不是要放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本来就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现代性，而是应该在以现代理性精神、生命意识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奴性意识的同时，也整合进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建构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保持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而构成“现代性的张力”[8]，否则我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只能滞留在前现代文化的压制生命合理性状态。当前，不懈地解构中国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与积极地建构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应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我们只能在建构合理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的同时，坚持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实践中保持对已经建构以来的观念进行动态反思，才可能完成不断解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化使命。正面价值立场的匮乏，必然要导致批判的乏力。

　　我们首先可以整合的理论资源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恩着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妇女问题，认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在于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出现，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9]( p71)。这无疑抓住了妇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这个理论，在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许多方面时仍然十分有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往往存在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的弊端。中国自解放区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一般着眼于让妇女“投身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洪流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0]，同时，还侧重于以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作为妇女解放的普遍标准，从而忽略了个人主体意识的独立价值，忽略了对男/女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审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解放妇女使命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妇女解放的初衷。

　　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男权观念的外来现代文化理论，自身内部就有多种流派，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男性中心问题时，自有其适用的一面，也有其水土不服的地方，但其解构男权中心意识、注重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核心内涵应是符合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需求的。我们在吸取其批判精神的时候，应该仔细辨析这种理论产生的西方文化语境，仔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性别意识状况，由此深入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解决中国文化问题时的有效性部分和需要修正的部分，从而针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男性中心实际建构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理论。实际上，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在接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一般都比较谨慎地回避了“女性比男性优越”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而普遍注重男女两性的差异性与平等性的统一。

　　反思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思想资源，便是中国现代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合理的性别思想。如前所述，中国现代文学在其性别思想的最高成就点上，已经包含着对现代妇女问题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但对周作人等“五四”启蒙思想家的现代女性思考，显然对接不够。

　　反思中国文学中的性别问题，同时还应该注意从当代哲学发展中汲取理论资源。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概念、拉康的“主体间性”概念、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都包含着对主体性哲学中主体对客体霸权意识的反思、批判。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应该汲取这一思想资源，建构起性别关系中的主体间性意识、对话意识，从而更有效地批判男权文化把女性客体化中所包含的霸权意识，也避免女性主义批评中可能产生的偏狭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文化讲阴阳互易互补，并没有歧视女性的意思；而且中国文学之中充满阴柔之气，本身就是对女性气质的嘉奖，所以我们只要避开宋明理学、回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中就可以了。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无视中国儒道文化的角色等级观念中所包含的专制性质。实际上，中国儒道文化传统，在哲学思想上，一方面强调阴阳互补、阴阳平衡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阴阳的角色分工，确定了阴不可以越界而居阳位的基本准则。这实际上就在思维中确立了阴阳关系中阳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阴只能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角色意识。“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11]( p18)，“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12]( p33)抽象的阴阳关系落实为具体的君臣关系、夫妻关系时，居于阳位的君王、夫君可以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3](p8)的原则，行充满阳刚之气的乾道；也可以奉“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14](p60)之训，行以柔克刚的谦谦之道。无论出入左右，他们始终是具有主体性地位的矛盾主导一方。而居于阴位的臣子、妻妾尽管在个人修养上也可以追求天道光明而致“元亨利贞”[15]( p1)，但“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16](p35)其在角色意识上却始终不能阴乘阳位[17]，只能谨守“乃顺承天”的“柔顺”品格[18](p25)，以辅佐君王、夫君来完成自己的角色使命，是不具备主体性地位的矛盾次要的一方。这种在角色意识上确立等级关系而非对话关系的阴阳思维，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辩证，无论如何强调阴阳互易，无论包含多么深刻的哲学智慧，终究仍是一种维护君贵臣卑、夫贵妻卑的、内在地包含着专制性质的文化。其“表面的二元实际上乃是一元的统治”，

　　“表面上看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主张事物的矛盾性和辩证关系，但实质上则是择其一端而舍弃另一端，暗中施行隐蔽的权力话语力量，对‘异己’和‘他者’加以排斥，进而趋向于某种文化暴力和霸权。”[19]( p22)

　　除非当代文化能够在儒家《易传》之外、在儒道释思想之外对《易经》进行新的阐释，剔除其角色等级意识，从而建构出符合中国文化转型需求的新的文明，否则，简单地谈回到中国文化儒道释经典中是无益于当代性别意识的反思的。

　　如何整合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现代性别思想以及当代哲学思想这多种性别思想资源，首先必须从解决现当代中国文化性别问题的现实有效性出发。本文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平等，在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尊重性别和个体的差异性这种观念。这包含着对封建性别等级文化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以平等为名义用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压抑性别差异性、压抑个体生命差异性这一历史的反思。男女两性在主体性方面的平等，就意味着不能拿男性的尺度作为普遍的人的尺度来衡量女性生命，而应该尊重女性生命自身的逻辑，尊重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同时对性别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认同，也必须以现代多元文化观念为思想基础，承认不同性别、不同个体多元并立的存在价值，避免由承认差异性出发而回归女不如男或走向男不如女的性别等级观念。倡导男女两性主体性上的平等，也包含着女性主义立场对男性合理生命逻辑的尊重，说明这一种性别立场是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本体性否定，而不是男女轮回式的反叛。倡导尊重女性主体性，就要求男女作家只有在承认女性主体性价值的前提下才可以自由地赞美女性人性美、可以自由地批判女性人性恶，就要求叙事文学的隐含作者审视女性人物时必须不含男性偏见，要求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审视世界时必须取女性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