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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芬奇密码真相

2006年5月19日，根据作家丹 布朗（Dan Brown）的小说《达 芬奇密码》而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球公开上映。每个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承认这本书是那样的引人入胜。但是也正因为本书在畅销小说上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作者在有关耶稣、玛利亚和《圣经》经文的问题上，藉着笔下虚构的人物，事实上正在作出一些历史断言。换言之，由于作者宣称该小说是建立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因此读者会把其中描写的事情当做事实而非虚构的情节。考虑到教会弟兄姊妹因此可能会碰到一些信仰上的冲击，故从网络和书籍中收集了一些专家和教会的评论，以正视听。

一、《达 芬奇密码》的内容概要

丹 布朗在《达 芬奇密码》中精心编织了一套复杂的情节，我们先对其作一简单的概括：

在巴黎的卢浮宫内，德高望重的馆长雅克 索尼埃遭到神秘的谋杀。在案发现场，索尼埃临死前画了一些怪异的宗教符号，于是警方请来宗教符号学大师罗伯特 兰登协助调查，兰登是哈佛大学教授，其时正在巴黎讲学。与他一起调查的是警方的密码破译专家索菲 奈芙，她恰好是索尼埃的孙女，但与祖父已经疏远了10年。通过调查，兰登和奈芙逐步揭开他们起初没有意识到的事实：索尼埃是历史上一个秘密宗教团体郇山隐修会的领袖，这个团体一直在保卫有关圣杯真正本质和下落的秘密。

在一系列怪异的事件中，兰登和奈芙顺著索尼埃留下的线索开始调查，最终目的是找到人们长期以来苦苦追寻的神秘的圣杯；同时也寻找为索尼埃之死负责的人，显然，凶手是在试图了解圣杯的下落时杀死他的。这些神秘人物曾经利用狂热的天主事工会成员作为爪牙，在后者的帮助下寻找圣杯的藏身之处。

在兰登和奈芙的冒险过程中，他们偶遇了雷 提彬爵士，一位富有的贵族和圣杯专家。提彬讲述了神秘圣杯的历史背景。圣杯并非基督用过的杯子，而是是一个人，即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耶稣的妻子和爱侣，她为耶稣怀孕并生下一个女儿。耶稣受难之后，玛利亚带著孩子逃到法国，使耶稣的神圣家族因此一直延续下来。

一些秘密文献记载了耶稣血统的存在。这些文献赞美了早期基督教中的女性本质，文献中包括早期的一些福音书──它们后来在公元4世纪时遭到了基督教的压制，明确地说，是遭到君士坦丁大帝的压制。君士坦丁破坏了八十余本希望在《新约》中争得一席之地的福音书，把耶稣从凡人提升到上帝之子的地位，并完全压制有关玛利亚和女神的传统，将基督教中的女性妖魔化，破坏其女神崇拜的真正本质。

但是，几个世纪以来，郇山隐修会都知晓有关耶稣和玛利亚的真相，并且，为了庆祝他们二人的神圣结合，并崇拜女神，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举行秘密集会。

这个秘密的团体保存了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坟墓以及数百件论及女神真相的文献。而雅克 索尼埃就是该团体最近的领袖。

还有其它著名人物领导过郇山隐修会，赞美有关耶稣与玛利亚结合的真相。这些领袖中包括闻名于世的达 芬奇，他在著名的壁画《最后的晚餐》中画出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并在他的其它多幅画作中暗示了关于耶稣和玛利亚的真相，以便让那些了解这一事实的人们去观看和欣赏这些艺术作品。

在雷 提彬爵士的说明下，兰登和奈芙顺著错综复杂的密码迷宫，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解开一个又一个谜团。直到他们获得圣杯及其最后藏身之处的真相，从而揭开了围绕著圣杯以及揭示圣杯真正力量的秘密文献的谜团。

二、《达 芬奇密码》所宣称事（史）实的真相

丹 布朗称自己的小说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他企图重整几个事实：历史上的耶稣、历史上的玛利亚、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早期的基督教福音书，以及对于流传至今的基督教信仰和新约圣经，君士坦丁大帝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等。但是小说依据的历史背景中到底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虚构的呢？《达 芬奇密码》中到底存在多少事实成分呢？

从某种角度说，这个问题是由《达 芬奇密码》作者自己提出来的，因为它一开篇就列出一系列号称“事实”的内容（第1页，在序言之前），其中包括有关郇山隐修会、天主事工会以及其他内容的叙述，同样也包括“本书中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确有其事”的断言。我们看到，尽管丹 布朗努力表现事实（并暗示他表现的事实确有其事），但他实际上却在玩弄事实，因为书中许多所谓的事实其实属于他的小说虚构。这也是作者没有敢将它写成学术研究报告而写成小说的根本原因了。因为这样他可以借著小说中的虚构的历史学家和宗教学者之口，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而且这样做又可以不负责任，只表示一种“因为既是小说，所以信不信由你”的态度。

1、关于耶稣身份的真相

丹 布朗借《达 芬奇密码》中人物的口，认为耶稣是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ea）之后才被奉为神，此前初期教会中耶稣只被当做“终有一死的先知”──与你我一样普通的人：

提彬说道：“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一次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人们就基督教许多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辩论和投票，比如像复活节的日期、主教的职责和圣礼的管理，当然也包括耶稣的神性。”

“我不大明白。神性是什么意思？”

提彬大声说道：“亲爱的，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一个伟大而能力超群的人。但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人．终要一死。”

“不是神的儿子？”

提彬说道：“对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由官方提出的，这一说法在尼西亚会议上披投票通过。”

“等一等。你说耶稣的神性是投票的结果？”

提彬补充道：“投票结果比较接近……通过确立耶稣神性的手段，君士坦丁把耶稣变成了一个超脱于人类世界、权力不容侵犯的神。”（第216页）【下引《达 芬奇密码》正文及其页码均据中文版《达 芬奇密码》（朱振武、吴晟、周元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个别地方稍有改动，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这种看法绝对不正确、不符合历史，而是出于作者追随著现代不信之风，要否定主耶稣的神性。书中不断的重复说：“耶稣只是一位先知”，“一位伟大而有权势的人物”，“不过是个普通人”等等。这是《达 芬奇密码》所要达到一个核心目的。

其实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初，耶稣的神性在基督徒中就是一个常识问题。《达 芬奇密码》一书中提彬在谈论作为神的耶稣时，他向索菲所作的描述实际上颇为混乱和前后矛盾。一方面，他指出：直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基督徒们才接受耶稣的神性；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君士坦丁的《圣经》正典中接受的只有那些把耶稣塑造成神的福音书，排除了所有其他把耶稣塑造成人的福音书。但是，如果基督徒到尼西亚会议才承认耶稣的神性（提彬的观点），那么，怎么可能早在1世纪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就已经把耶稣塑造成神（这也是提彬的观点）了呢？就算不考虑上述观点逻辑上的前后矛盾，提彬的观点也在关键之处犯了错误：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基督徒们已经相信耶稣既是神又是人，新约四福音书描写耶稣人性的地方与描写其神性的地方同样多，而未收入新约福音书的伪福音书（伪经）描写耶稣神性的地方和描写其人性的地方也同样多，甚至更多，比如《多马的耶稣婴孩福音》中记载孩童耶稣让泥巴做的麻雀活了起来并飞走了；《彼得福音》明确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及比新约四福音书中所记更奇异的复活清晨的景象；《多马福音》记载耶稣说：“万物都从我而生……”总之可见，耶稣的神性是初期基督徒的共识。

那么，尼西亚会议到底怎么回事？有什么内容呢？《达 芬奇密码》一贯的做法是“事实与虚构混杂”，在上述引用的对话里，提彬的观点中包含著事实与虚构因素。君士坦丁的确召开了尼西亚会议，而且会议的问题之一涉及耶稣的神性。但这次会议的目的并非如提彬所言仅仅决定耶稣是不是神。恰恰相反：与会的几乎每一个人 ──事实上，当时几乎每个地方的每个基督徒──都已经一致认为耶稣是神，是上帝之子。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耶稣是人这一事实，来理解耶稣的神性。另外，如果只有独一的真神，耶稣和上帝怎么可能都是神呢？圣父与圣子同等吗？这些就是在尼西亚会议上要处理的问题，而的的确确没有投票决定耶稣神性的问题，因为早在基督教形成之初，耶稣的神性在基督徒中就是一个常识。会议上拒绝了亚流（Arius，亚历山大城的主教）关于“只有圣父才是完全的神，圣子或道只是‘首先被造者’”的教导。并且在会议上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

“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

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藉著他受造；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彼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葬埋；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

我信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子而出，与父、子同样受尊敬，受荣 耀；他曾藉著众先知说话。我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而公的教会。我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洗。我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门。”

提彬断言，在尼西亚会议之前，基督徒们没有把耶稣当做神。听到他这种说法，研究基督教神学史的学者们会觉得怪异。我们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的作者是使徒保罗，在《新约》中就能找到他写的若干作品。保罗在耶稣死后20年或30年的时候（尼西亚会议之前250年）开始写信，信中认为耶稣是神，这在他写下的文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保罗在他最早的书信之一《腓立比书》中写道：

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腓立比书》2：5─7）
对于保罗──很可能对于接受这封信的腓立比人──尽管耶稣成为了人，他却有神的“形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与神同等。

在《新约》的其他篇章里，还能发现同样的教诲。称耶稣为“神的儿子”，这是贯通所有这些篇章的通用称呼之一。这可不是数百年之后在尼西亚会议上“根据票数接近的投票”而赋予耶稣的绰号！我们最早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开篇就宣布了它的主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1：1）。我们最晚的正典福音书《约翰福音》表达得更为明确。在《约翰福音》中，耶稣不仅仅是上帝之子──尽管他的确也是（例如，见《约翰福音》1：18；3：16、18）──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上帝自己。

《约翰福音》在开篇的诗歌中这样写道：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与神同在。万物是借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著他造的：（《约翰福音》1：1─3)

那么，对约翰而言，谁是“道”──他一开始便与神同在，并且事实上就是神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福音书几乎毫无疑问，因为约翰在这首诗的末尾说：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1：14，17)

还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对《约翰福音》的作者而言，耶稣基督就被看做神（“道”），上帝就是通过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而耶稣也把上帝完全展现在他的人民面前，因为他就是来自天堂而获得肉身的神。那就是耶稣能够在这部福音书中宣称他与上帝同等的原因。正如他在书中某处所说的那样：“我与父原为一。”（10：30）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在这本福音书中，耶稣的追随者承认了他作为神的身份，包括心存疑虑的多马，他到故事末尾的时候看见耶稣的确是从死亡中复活了，便叫道：“我的主，我的神！”（20：28）。

2、关于《新约》正典形成的真相

丹·布朗在《达 芬奇密码》书中，认为今天全世界所使用的《新约圣经》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编篡。《达 芬奇密码》书中人物提彬在客厅里与索菲 奈芙交谈时公开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人们认为原来的《新约》考虑收入的待选福音书有八十多种，但是后来只有很少的几种被选上了，其中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等。”

索菲问道：“收录福音的工作是谁完成的呢?”

“啊哈!”提彬突然进发出了极大的热情。“这是对基督教最大的讽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篡的。”（第214页）

提彬后来宣称，君士坦丁为了提供正典经文的证据，证明他认为耶稣是神而不是凡人的观点，君士坦丁需要“创造”一部新的《圣经》（圣书集）。这就导致了《新约》正典的形成，也导致了对其他未选中的圣书的破坏：

“为了改写历史，君士坦丁知道他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由此，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出资编写一本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耶稣凡人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了一番。早先的福音书被查禁焚烧掉了。（第217页）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新约圣经》真的是由君士坦丁皇帝根据个人喜好编篡出来
的吗？

历史的真相是：君士坦丁皇帝根本与《新约》正典的形成无关！他没有选择哪本书收入正典或排出在外，他更没有下令销毁那些被正典排出在外的福音书。

《新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从君士坦丁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到他死后很长时间才完成。根据历史记载，君士坦丁皇帝根本没有插手《新约》的编篡过程。

编篡《新约》正典的工作从“新约时代”亦即公元1世纪就开始了。大约在公元1世纪20年代末，耶稣开始公开传道，公元30年左右，他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不久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开始建立。第一本基督教书籍大概就写于耶稣死后不久。现存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原本）是使徒保罗的著作，写于公元50－60年左右。《新约》中福音书是现存最早的有关耶稣生活的记载，可能写于公元70－95年之间。《新约》中其他书籍也产生于大约同一时间，最晚的可能产生于公元后120年左右。

就在那个时期，基督徒们似乎开始考虑确立某种独特的基督教权威著作，使之拥有与犹太教的《圣经》（指《旧约圣经》）同等的地位。《新约》福音书和一些书信中的内容已经反映出耶稣的言论和教诲与旧约圣经文本有同样权威，《彼得后书》中将保罗书信与旧约圣经相提并论等等，由此可见，公元1世纪末和2世纪初（比君士坦丁皇帝早几百年），基督徒们已经把一些书籍当作正典的权威，并开始选择哪些书应该被当作正典来接受。

随著亲身跟随过耶稣的门徒渐渐离世，教会中对基督信仰的解释开始趋向多元化，到2世纪时，已经产生了很多教派，并且各教派之间的差异已经显而易见，因此收集整理正典权威之作就变成尤为重要。

通过公元2世纪的某些教会作家，我们能够追溯四部福音书成为正典的开端。历史上有个被称为“殉教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人物，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殉道于大概公元150年。他写作声明说：事实上，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神上帝赋予人类的唯一真正的宗教。为了证明他的观点，游斯丁有时会引用早期的基督教文本，包括福音书，但他从来没有指出这些书的书名，他只是简单地把它们统称为“使徒们的回忆录”。大约在30年后，也就是公元180年左右，另一位重要的基督教作家爱任纽（Irenaeus）开始写作。在基督教历史上，游斯丁与爱任纽之间的这30年是一个重要阶段，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各种诺斯替的异端邪说开始盛行（关于诺斯替主义下文有介绍），代表人物马吉安（Marcion）开始广泛传播他的诺斯替主义思想。正统基督教领袖们怎样对抗诺斯替派的神学观点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到耶稣自己的使徒们撰写的书中寻求支持。所以到了爱任纽时候，他对属于圣经的书籍有了更固定的看法，事实上，对于爱任纽来说，世界上只有四部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另外他认为，不管是谁，如果只使用这四部福音书中的一部或加入其他的“福音书”（例如《彼得福音》或《多马福音》），那么他们就是误入歧途。

大约在爱任纽的时代，出现了第一种正典经书名单，被称为“穆拉托里正典”（Muratorian Canon），这份正典名单中收录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犹大书》、约翰的两封书信、《所罗门的智慧》（该书后来没有被教会承认为正典）、约翰的《启示录》，提出一些异议后暂时接受了《彼得的启示录》（该书该书后来也没有被教会承认为正典），并且明确反对和排除了《致老底嘉人书》、《致亚历山大书》等诺斯替主义伪造保罗的作品。

“穆拉托里正典”在2世纪后期产生后，在关于《新约》正典的准确轮廓上，争论遍及了整个基督教圈子，持续了很长时间，但不管怎么说，当时正统教会中的人几乎一致认为：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的13封书信、《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应该收入正典，虽然对于其他书籍是否接纳为正典争论颇多。直到君士坦丁时代，正典也没有最终确定。最后是在公元367年（君士坦丁去世30年后），亚历山大城的主教阿塔那西乌斯给39个教会的书信中提到了一个正典书单，列出了我们现在的《新约》中的27本书，不多不少！这标志著基督教《圣经》正典的最后形成，不久各教会都承认这27本书为《新约》正典，实在看出这是圣灵合一感动的工作和见证！

关于君士坦丁和《新约》圣经的故事，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在《君士坦丁的生活》一书中仅有这样一则记载：公元331年，这位皇帝亲子要求尤西比乌制作50本基督教《圣经》手抄本，提供给他在自己的帝都君士坦丁堡修建的教堂。

但在这个订做《圣经》的命令中，关于排除哪些福音书、收录哪些福音书，君士坦丁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历史告诉了我们真相。《达 芬奇密码》中所谓的君士坦丁皇帝根据个人喜好编篡《新约》，尤其四福音的说法纯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