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哲学家尼采认为：历史上的宗教、主义、学说都是为了权力，是为了让其他人信奉然后统治别人。他所说的有一定道理。在中国的老一辈共产主义者中，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的人有几个？更多的人是为了夺权。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并不代表高层们相信市场了，而是这样做可以固权。孙逸仙在闹革命时，提出的口号是“驱除达驢，恢复中华”，等到清政府下台后，又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西方政客在竞选时，立场随着民调摇摆不定。而作为我们的党来说，其执政理论时常处于变化之中，正面来说是与时俱进，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权力的执着。所以我们看见党一直都在改正错误，却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每改一次，都伟大光荣，又因从不犯错，故而望远正确，最终党越来越伟光正。

但是尼采的哲学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假如只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人身上，可以说是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将宗教和精神层面放进来，就有问题了。古今中外，都有一些为了信念而抵制住物质利益或权力诱惑的人。汉代有牧羊的苏武，当他拒绝单于劝降的时候，动机不是想从汉武帝那里得到更大的赏赐，而是简单的“忠君”的信念。文天祥就义时，也不是寄望于高官厚禄。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受迫害的时候，大批的人宁愿死也不改变信仰──他们并不知道几百年后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国教。所以，只要精神层面的东西存在，尼采的哲学就很片面。人们可以说这些人有别的动机，有的是为了名垂青史，有的是为了魂有所归──如同很多人指摘基督徒的，说他们只是为了上天堂，非常自私。我认为，完全的“无私”是对人的不正当要求，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应当无私，而是应该首先爱神，其次爱人如已。假如完全“无私”的规则存在，就用不着讲什么“如已”了。保罗鼓励信徒为了那“不朽坏的冠冕”去为神做工，他自己很自豪在死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耶稣赞扬马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份”。神反复告诫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便得祝福，否则便受诅咒。可见趋利避害，趋吉避凶正是圣经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动机，只要选择不悖乎良心。因“想上天堂，不想下地狱”而做了基督徒，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吉凶祸福。人们往往为了现实世界暂的蝇头小利而放弃了那真正的，关系到永恒的大利。基督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可以用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所以选择永恒的生命才是自己真正的利益所以。

不过，我相信那些持守自己信仰，不遵守尼采定律的非基督徒在死后的审判中会被区别对待，因为他们顺从自己的良心。罗马书中讲过，没有律法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我的意思并不是他们去了天堂，那是专门为信神的人准备的。但我相信神是公正的，各人的良心清洁程度和行为的恶劣程度是有区别的。

从欧洲回来后，我开始查找关于欧美政治制度的书，也对西方的文化经典开始有些兴趣。我用公款买了很多书，其中还记得名字的有《罗马帝国兴亡史》，《西方哲学史》，《高卢战记》和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也试图买本圣经，但一直没有找到，有了互联网后才在网上找到一本。这所有书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不知作者姓名的《论美国的制度》。

这本书分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读前言时我便觉得它有点与众不同。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个社会制度好不好的度金石是它能不能让一个国家强大，佇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能不能在世界各国面前挺直腰杆，八面威风。许多人怀念毛泽东，不一定是他给人们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是怀念他能够让中国不受列强欺侮了；我们现在拥护共产党，不一定纯粹是从物质利益出发，而是它让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强国。但这本书的出发点却不是这样，它认为，一个制度的好坏是看他能不能保证社会的公正、稳定以及社会各阶层交流管道的畅通，很少提到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书的最后也谈到了美国的强大，但将其归功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稳定的政治循序，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某项决策。

对于美工三权分立，邓小平曾讲过一句名言，说：我们不搞扯皮拉筋。因此我印象中的三权分立就是互相打架，各个部门之间永远你不同意我，我不同意你，就象我们市里各委办局一样。这本书一开篇便讲，三权分立是迄今为止最能保证社会公平、稳定的体制（出发点在于社会公平而不是富国强兵）。在里面的各章节里，作者从国会、总统、法院、武装力量、文官、院外集团、各州、大学、媒体、企业等各社会组成部分进行分析，认为没有一种力量能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也没有谁能推翻这种政体结构。同时社会各阶层，包括最下层的利益都可以在决策中通过民意代表来体现。所以，这种社会是长治久安的，充满活力的。它使少数人与弱势人群都有正常途径申诉，甚至成为上层人，而不必通过暴力手段。

这本书让我陷入沉思中。 我想，美国的立国者们在制定宪法时，想到的不是国富兵强，但今天她是第一超级强国。这也许就是人们评价一些历史上的经典艺术作品，如顔真卿的《祭侄稿》书法时谈到的，无意于工反极工。中国人民评价政体、政治人物是能不能让国家强大，所以我们选择的是民主集中制，集中为主。而美国人则是社会公不公平，所以他们是三权分立，独立行使职权。但我们追求的，并没有追求到，而他们却得到了。是不是我们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呢？也许真正实现国富兵强的方法不是船坚炮利这些硬件，而是社会制度、文化这些软件。

在做项目的时候，我同一个挪威公司一起工作了半年，时时聊到北欧的情况。他们说，北欧诸国都没什么象样的军队，很多只是一种展览性质的仪仗队，战斗部队少得可怜。我说，那有人来侵略你们怎么办？他们说，欧洲都是民主国家，在芬兰东边的俄罗斯也实行民主了。人民都不愿意战争，所以不会有人来侵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认识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即使人民，也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的。我常常想，许多人们追求、崇拜的东西，对个体的意义何在？比如凡高，一生穷困，郁郁寡欢，他的画现在值几千万、上亿美元，对他本人有什么意义？这些身后的天价画不能买他生前哪怕一分钟的快乐。书法大师顔真卿的《祭侄稿》被称为第二行书（我个人认为其艺术水准超越《兰亭》），但他本人一生仕途坎坷，备受打击。后人所封的“国宝”对他意义何在？再比如孔子，被历代皇帝奉为万世师表，但他在世时却只能以教书混口饭吃，周游列国却无人答理，身后的荣耀对他自己毫无益处。约伯在论到恶人的时候说：都说恶人的后代要受报应，但我宁愿他自己受报。中国人常言“在天之灵”，真的有灵在天，也就罢了，万一没有呢？因此我看到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的时候，很快就表示认可了。根据无神论的推论，你就是全世界，你死了，这世界就结束了，你身后的一切与你无关。因此，追求今生的幸福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国家政体的好坏应基于这个前提来判断。汉武帝这样的开疆拓土之君，大大扩充了汉朝的疆土，给后世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但他本人任内连年用兵，白骨如山，民生凋弊，国库空虚，以至老年时下罪已诏后悔从前的作为。虽然当代国人认为他是一代雄主，但对当时的百姓，他是个祸害。

其实，中国古人的历史评价同现代人是不一样的。对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无人称善，直到毛泽东时才给他评反。对汉武帝也是贬多于褒，最受褒奖的是那个罪已诏。即使一代明君李世民，史家在称赞他纳谏如流，关心民生外，也严厉地指责了他无故兴兵高丽的做法。所以，古人对民生疾苦的关心，是超过国家强大的。北宋靖康之难后这种标准开始松动，但总的来说，对内的关心超过对外，不主张为了征服和炫耀的战争。

主啊，我们全能的父，在工作中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是人类最好的政体。丘吉尔说：民主是所有坏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怎么坏我还没看出来。我认为中国应当废弃几千年来的专制，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中。但是我也绝无反对党的想法，因为（一）我仍有很强的权力欲，党就是权力，有了高位再做些党内发迹也行；（二）受进化论影响，我天真地认为，民主是世界大潮，党想挡也挡不信。随着开放的深入，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等到大批象我这样基层的党员干部有了民主思想，一部分人上到高层，不想民主也不行；（三）党虽然很专制，但是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化，由毛到邓到江，教条束缚越来越少。

主，国家偶像在我心中已然崩塌，虽然我仍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对民族之间的武力比拼已不太在意。但是另一尊偶像在我心中已悄然立起，就是民主、自由与人权。我相信它有超然（Transcendent）的价值，超越于国家、民族界限之上，沛乎塞苍穹。

神，其实，除了你以外，哪里有什么超越的东西呢？古今中外，人人都试图找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建立一个人人幸福，快乐无边的乌托邦。老子认为它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孔子认为是上下得当，尊卑有序，礼乐齐备的三代以往。马克思认为是物质极大丰富，道德水平极其高尚，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柏拉图认为是各在其位，各安其职的理想国。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由于人的罪性，依靠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乌托邦是不可能的，否则，基督再来便不需要了。一切乌托邦的幻想都是人抛开神以自救的尝试，这些尝试都是想建立人间天堂。大洪水的时候，当人们试图建立理想国巴别塔的时候，神便主动介入，挫败了人的这次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