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和唯一没有间断过的农业文明。
每一种作物的驯化生和引进都对当时的经济甚至政治生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花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文将探讨花生入华的时间和途径。
尽管有考古学者认为曾经在浙江和江西的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了像花生的碳化种子。但也有的学者（像莱阳农学院的王宝卿教授）怀疑其真实性。 原因如下：
1. 部分标本残缺， 真实性值得怀疑。
2. 我国三千年的历史纪年以及历代的古农书中没有关于花生的记载。
3. 我国境内至今没有找到花生的野生品种。
笔者同意以王教授为代表的学术观点：花生已被公认是外来的品种。
花生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 以西班牙花生为代表的小花生和以弗吉尼亚花生为代表的大花生。小花生含油量高， 但产量低。而大花生虽然含油量低于小花生，但其高产的特性弥补了含油量低的缺点。小花生是旅居东南亚的福建人带回中国并传开来的。时间大约在明朝并稍微晚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2年）。由于时间久远和详实记录的缺乏，无法判定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明朝时我国与南洋各国的商贸联系是很频繁的,所以也很难具体到一个时间和地点。很可能花生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在东南沿海不同的地方登陆。在清朝时，小花生已在山东非常流行。 十八世纪早期，英国特使安穆哈司特得（Amhurst）出使中国，但因礼仪问题而闹得不欢而散。但路过华北时看到种着花生大片的农田，马上意识到中国北方的土壤和气候更适合花生生长从而驱使大量的商人北上采购。山东由于海陆运输均沾优势，就成了花生的产销重地。当时山东花生的产销市场均在国内。从19世纪90年达并有少量出口到日本和香港。从15世纪到19世纪，小花生已在中国除西藏外所有的地区有所栽种，但产量仅仅满足国内的需要并只有少量出口。
中国的花生的生产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在19世纪末期大花生的引进。 1924年12月号的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上的一篇《中国花生》的文章谈到那时中国的花生产量已经超过美国。光山东的花生年产量就达到18,000,000蒲耳。文中还提到了大花生的入华时间和方式：
“由于经济原因，美国南方花生的种植园主没有人对圣公会执行主教汤普森或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查尔斯·R·梅理士博士有感激之心。三十五年以前，这些先生们带了4夸脱美国花生去中国。。。现在中国的花生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1924年9月27号的《伯克利每日公报》（Berkeley Daily Gazette）上的一篇名为《花生和橄榄球》的文章讲的更细：
“三十五年以前，汤普森主教带到中国的4夸脱美国花生成了中国大花生的祖先，现在中国花生产量超过美国。汤普森主教慷慨地把一半花生分给正要回山东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查尔斯·R·梅理士博士。梅理士博士又把花生分给了两个农民并要求他们先种上三年，然后分发给大家。一个农民在年底把花生给吃了。另外一个则按梅理士的要求作了。 现在光山东一年就生产18,000,000蒲耳的美国大花生。”
上面的文章说明了大花生的入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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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普森主教1889年把大花生从美国带到上海（因为汤普森主教常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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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理士博士在访问上海期间从汤普森主教出获得大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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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理士博士把花生种带回山东登州（今蓬莱）获得推广。
4夸脱美国花生只有四分之一成了中国大花生的祖先， 其他的大概都进了那个登州农民和汤普森主教的肚子。
梅理士博士1857年入华传教，在上海住了5年， 由于不习惯南方气候（梅理士博士是纽约州人），所以当山东登州开埠后，立即去了山东。他在中国38年，回美国三次：分别是在1869年， 1882年 和1892年。并没有记录他在1889年回国。所以总能是他回上海在汤普森主教那里拿到花生。 在那时回美国并非易事，单程要在海上航行2-6个月。他的第一位夫人去世后，因为两个孩子在中国没人管，要送回美国读书，他都无法亲自送。是狄考文第一次回国休假时给带回去的。如果他在1989年回国，他就不可能在1892年仅隔三年又回去一次。
另有记录谈到狄考文把大花生带到山东并分给两个人栽种，其中一人是登州文会馆的首届毕业生之一邹长文。这似乎不大可能。邹长文的亲戚曲拯民先生在海外多次撰文称赞长老会传教士们对胶东农业的贡献。他谈到了倪维思引进了苹果，梨和葡萄苗的新品种，梅理士教人试种大花生。如果狄考文真是如所报的对花生引进有贡献，凭着他对狄考文的好感， 对邹长文家族的熟悉以及关系到家族荣誉，他不可能不知道实情，也不可能不讲。
另外平度地方志对于大花生的引种也有两处记载。但两处记载时间上有差别。一种说法出于《续修平度县志》：同治十三年(1874年)，州人袁克仁从美教士梅里士乞种数枚，十年始试种，今则连阡陌矣”。 另一说法源于光绪《平度周乡土志》：“光绪十三年（1887年）邑教民袁克仁从美教士乞大种落花生， 与人试种， 后逐繁滋， 旧种几绝”。 两种说法的时间相差十三年。如果花生是在同治十三年从登州或烟台引入平度的话，那登州显然在此以前就有栽种，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到1887年早日成规模栽种，袁克仁没有必要在光绪十三年再拿一次。梅理士也没有必要向汤普森主教乞要了。 第二种说法的时间与西方文献记载的时间大致相同。考虑到记载的差别，可以大致印证在1889年以前大花生通过汤普森主教带到上海，并由梅理士博士带到登州从而繁殖开来。
大花生的引进给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国内许多学者有诸多论述。在此本文只引用国外的报道。
1922年，美国的花生专业杂志《花生推广者》（ＰＥＡＮＵ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在一篇文章中谈到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队对美国花生的出口已超过印度，赛内加尔和甘比亚成为第一。中国的花生主要来自山东。山东的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花生种植。不仅个大，而且含油率高。其次是河南和直隶（河北）的花生。
山东农民用非常原始的方法，在一小块地上种花生，不仅能够养活全家，而且有的人家还能供儿子上大学。”
美国食品杂志（the American Food Journal）１９２１年一月号的一篇文章提到：
”山东花生是山东的最大出口产品，也是青岛港的最大业务。
１９１２年，青岛港出口带壳花生１５３１７１２０磅，花生仁９００３６１２０磅。花生油１９６１５４８０磅。１９１８年，青岛港出口带壳花生１７９２０磅，花生仁５４７６８０００磅。花生油４５７３６４２０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出口降低）１９２０年，中国产量４０００００吨， 出口１２００００吨带壳花生 １２００００吨花生油“。
大花生的中国农业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在小花生引进的近４００年里， 其产量仅仅满足国内需求。而在引进大花生以后的三十五年内，中国不仅成为世界花生第一出口国，而且成为第一生产国。花生的引入也把中国农业从自给自足的小圈子里带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换回了现代机器，为中国上个世纪早期的民族工业化提供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