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国教会发展四阶段

何：作为基督徒，在今日的中国你能够自由地信奉基督教吗？
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有”或“没有”这样的字词来回答。我们还是需要结合一定的历史背景来做一些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社会总体状况来谈论基督教会，基督教会既然处身中国社会中，必然与中国社会风雨同沐，不可能孤立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信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从此，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改造阶段，其次是消灭阶段，第三控制阶段，接下来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开放阶段。这些阶段也是与中国社会在共产党执政以来所经历的阶段类似。

（1）统战路线与改造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多党合作的架构内稳固政权的阶段。共产党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以一党的政策逐渐代替国家的法律。教会处于被分化和改造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49中共建国开始至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法律标记是1949年9 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临时性宪法文件，此文件确定“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在近现代宪法历史上，“专政”一词第一次堂而皇之地进入“宪法”之中，使本来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成为国家权力无线膨胀的遮羞布。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持进化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麻醉殖民地人民的鸦片”（列宁），把宗教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共产党通过安插在教会内的地下党员和一部分被招安的教牧人员，发动“三自革新运动”，发表《基督教宣言》，没收基督教教产，控制神学教育和基督教出版事业，成立“三自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简称），家庭聚会增多，真教会开始转入地下。
（2）强硬路线与消灭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走向全面专制的时期；共产党全面执掌政权，开始以政治运动为手段消除党内外异己势力。教会表面上处于被瓦解和消灭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到1978年邓小平执政。这个时期人民的财产被剥夺，教堂被关闭，神职人员或是被杀死，或是被监禁，或是被招安，圣经被焚烧，生命随时面临危险，更不用是宗教崇拜的自由了。在这段时期内，不仅基督徒丧失了敬拜的自由，全国人民都沦为暴政的奴隶，“三自会”的干部也称为受打击的对象，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秘密迫害致死。当然，中国不是铁板一块，基督徒仍然在各处秘密集会传道，真教会在迫害中继续发展。

（3）温和路线与控制阶段：这一阶段是共产党在邓小平领导下走向威权统治的时期。这一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邓小平的领导地位至1982年中共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先生以“实事求是”一说瓦解了党内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的左派思想，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时，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邓小平先生所面临的选择是：一是公开放弃，如后来俄罗斯和东欧所作的那样；二是继续坚持，如北朝鲜金正日政权所作的那样；三是搁置意识形态之争，集中精力恢复次序，发展经济。邓小平走的是第三条路线。这一时期，受共产党统战部和宗教事务局监督和指挥的“三自会”重新开始活动，一些教牧人员得到“平反”，一些教堂重新开放。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第十九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规定：“关于基督徒在家里聚会，举行宗教活动，原则上不应允许，但也不要硬性制止，而应经过爱国宗教人员进行工作，说服信教群众，另作适当安排。”胡耀邦先生与赵紫阳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富有人性和体恤民众，锐意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领导人，给人一种可惜“出师未捷身先缚，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感！在他们执政阶段，是中国解放以来少有的温和时期，那时人民开始享有空前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包括宗教自由。后来，江＃＃先生上台执政，开始严厉打击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组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江＃＃先生在很长时间内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邓小平等元老监督、引导之下，即使他掌握大权之后也没有开历史倒车的能力和权威。因此，他所执行的仍然是相对温和的路线，健全法制体系，试图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宗教问题，这一时期的宗教问题成为“法律问题”，政府经常运用所谓的“法律手段”对基督教进行控制或打击。“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都处于复兴时期，教会相对享有敬拜的自由。

（4）宪政路线与开放阶段：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上台执政后，走亲民路线，高举宪法大旗，甚至提出以法治党的主张。他们确确实实给压抑已久的中国人带来的一定的盼望。但是，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尚未确定，他们并没有完全走出上一代领导人的阴影。基督徒的盼望并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换汤不换药，中国人已经吃透了“明君”的苦头。基督徒的盼望是上帝改变人心，重建道德与法治，这是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根本。但我们仍然发自内心地祈祷，惟愿上帝保守、带领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以及其他未来中国社会的领导人，真正贯彻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改革开放路线，使中国走上民主与宪政的道路。包括共产党内，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共产党必须还政于民，从靠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向自愿接受宪法约束，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执政地位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在这一阶段，民主与法治的建设将真正步入正规，国家将放弃对宗教和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在一个开放与多元的宪政社会中，基督教如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出现？教会需要敬虔的生活和纯正的教义，才能在中国道德与文化的重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们期盼这一阶段的早日到来，无论宗教背景如何，所有中国人都能得享造物主所赐予的宗教自由。

目前，中国教会处于“控制阶段”，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同时也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具有极大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如上所述，“宪法”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性，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共产党的政策和政治局势直接相关。

（2）地方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宪法非常宽泛，地方行政法规是宪法的具体的落实。但是，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各个级别的行政法规一直对宗教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若是按现有的行政法规登记，教会基本上被完全捆绑起来。比如不能在宗教场所之外传教，传道人不能跨区传教，既所谓的“定点”（教堂或聚会点）、“定人”（负责人）、“定片”（传道人行事圣事的地区范围）。因此，中国许多教会自觉地没有按政府的规定登记，这部分教会被海外媒体称为“家庭教会”。

（3）实践中的做法：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革时期，各个地方当局的执政官对待宗教自由的看法与做法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做法也与当地基督教的势力强弱有关系，在基督徒占优势的一些村庄和地区，当地政府为了保持地方稳定，对教会有相当大的尊重。同时，中国政府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仰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警察手段来解决，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警察介入宗教问题，干涉别人信仰，也是警察的耻辱。因此，在中国政府部门内，甚至包括在公安机关内，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干预的宽容政策，北京市的情况就是如此。我自己在北京牧会七年，认识很多家庭教会的牧者，虽然因为不登记，也在各个方面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但基本上都能自由、安全地聚会。笔者曾经在一个“宗教与政治”学术研讨会上与北京市宗教管理局的一个干部相遇，问询宗教管理局现阶段对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处理方式。他的回答是：主要是“摸底”、“掌握情况”。

我们可以说，政府对家庭教会基本上一边采取温和的宽容政策，同时对有密教倾向、与海外联系、人员较多的教派进行严密监控和打击。总体上而言，基督教在中国所享有的自由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也是上帝对中国和中国教会特别的恩典，也表明我们中国社会在不断进步。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仍然是一个警察社会、封闭社会，不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宪政国家，国家对新闻、社团等保持严密的控制，基督教在中国所享有的自由与真正的宗教自由还有相当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