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中国与中国教会访谈录（7）

七．可爱的中国、光明的未来

何：基督教为什么吸引中国人？
王：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特别的恩典。在今日中国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教。而且今日归向基督教的人具有新的特征，原先归向基督教的人士有“六多”，也就是农村人多，贫穷人多，老年人多，有病的人多，边远地区的人的人多，妇女多。现在城市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律师、教师、企业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信主的人多，年轻力壮的人信主的多，北京、上海、广州等现代大都市信主的人多，教会中弟兄的面目也越来越多。而且到北美、欧洲各地留学的人士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归向基督教。如今，基督教在中国不再是“洋教”，也在逐渐摆脱“愚昧”的色彩，信耶稣成为民间最流行的事情，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也因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而转向基督教，圣诞节也越来越成为中国民间共同庆祝的节日。基督教不仅成为苦难者的安慰，对于现代中国渴望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一代中国人而言，基督教成为自由政治、民主宪政、市场经济的福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基督教寻找安身立命、救国安邦的根基。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督教必将成为中国的显学，成为文化、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力量，在社会和解、道德重建的过程中担负起不可的替代带领作用。

为什么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一是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一是从一般的社会分析来看。

首先，在圣经启示的角度来看，从上帝的角度而言，天父上帝吸引人。主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6：44）。因此，让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上帝。

其次，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看，在宗教信仰的角度而言，在“宗教市场”上，基督教作为一种最富有竞争力的宗教重新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亚宗教，并不能够满足人心灵的需求。马克思主义反对上帝的存在，把世界的存在定基于抽象的无情的物质，这并不能给人的感情带来任何安慰。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人提供一套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使得社会道德丧失了超验的价值尺度。同时，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提供天堂地狱之说，使人的灵魂没有去处，人死就归于物质，这根本不能满足人生来就有的对永生的渴慕。因此，邓小平先生执政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一放松，各种各样的民间宗教就以“气功”的形式四处蔓延，填补人们在信仰上的空白。但是，不管道家“气功”，佛家“气功”，还是印度的“瑜珈功”，以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新兴宗教，都没有基督教那样拥有全方位的思想体系，也不拥有世界性的影响。伊斯兰教虽然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基本上属于少数民族回族的信仰，并没有进入主流群体和主流文化。另外，在美国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之后，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分子多数都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策划了一些列令人发指的恐怖事件，虽然这些恐怖分子都属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很多伊斯兰教信徒并不赞同他们的主张和作法，但这也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没有好的印象，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

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宪政与基督教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以保障公民人权、遏制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宪政都是产生在以基督教为背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历史背景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专制的导向。研究圣经的人都知道，惟独在圣经启示中，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约的关系，上帝赐给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责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历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罗门总结说：“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12：13）。圣经把一切人都置于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与庶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让人崇拜独一的创造天地的上帝，明确指出一切人都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这就从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对个人的崇拜，还是对政党、民族和国家的崇拜，在圣经启示的大光面前，都成为丑陋的偶像崇拜。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宪政的发展是与基督教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定意施行宪政的总统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基督徒。他在民国元年的一次欢迎会上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菲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让我们拭目以待，二十一世纪必定有基督徒通过选举出任中国的总统！

就经济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与基督教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当然，圣经中并没有“市场经济”这样的词汇。但圣经中的启示确实奠定了私有财产制度，圣经中所启示的法度也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游戏的规则，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导所提倡的守约原则，也为人类从古代以身份为主的社会向以契约为主的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法则。更重要的是圣经中所倡导的管家原则和恩典原则，使得有资本的人能够从荣耀上帝、爱人如己的角度运用资本，而不是一方面自己吃喝玩乐，花天酒地，同时却对工人残酷剥削、疯狂掠夺。而勤俭和知足的原则也使资本暂时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劳动，争取发财致富，同时也满足于自己现在的所有，不以各种手段劫夺别人的财富。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视人文教育和科学研究，创办了许多大学和神学院，其中许多高等院校成为全世界顶尖的学府。另外，欧美基督教社会中的言论自由，使得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保持持续的繁荣，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国这样一个焚书坑儒，施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国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发展呢？在中国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深深地为欧美国家的文明所倾倒，这是有目共睹的。仅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快餐店麦当劳和肯塔基在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荣登中国餐饮业的榜首，使得以善于烹饪而自豪的中国人感到羞愧。其实，这些快餐文化还不算美国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对顾客的尊重、对质量的重视，甚至明亮的灯光，清洁的厕所，都成为中国餐饮业学习的榜样。

何：对于中国的未来，你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王：对于中国的未来，我是感到乐观的。我之所以乐观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信靠上帝，信靠上帝的恩典，相信上帝对中国自有他的美意，这是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

当然，我也常常对中国感到悲愤，感到沮丧，特别是从各个渠道看到中国贪污腐败的横行，看到丧失土地的农民，看到丧失房产和工作的市民，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弱势群体冤屈无处申诉，内心感到非常伤痛。我自己一直是学习法律的，当初之所以选择学习法律专业，就是想为民申冤。然而，中国司法制度的败坏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也与目前的政治制度有关。几千年来，中国司法制度一直是民刑不分，法律上充满了严刑峻法，实践中充斥着刑讯逼供。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施行无产阶级专政，用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使得中国司法制度更加败坏。英国基督徒哲学家培根曾经说，对司法公正的破坏，乃是败坏公义的源头，比其他具体的犯罪更可恶、更危险。长期以来，中国的司法机关一直是专政的工具，或者是皇帝手中施行暴政的工具，或者是政党手中施行专政的工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冤假错案不断。中国司法机关的刑讯逼供是公开的秘密，各样酷刑令人发指。酷刑不仅是对个人的犯罪，是对人类的犯罪，更是得罪上帝，获罪于天的大事！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从司法改良作起，废除劳教制度，对监狱进行改良，清理警察队伍，对法官和检察官严格把关。最好的社会改良是从司法改良作起，必须制定好的“游戏规则”，并且严格按游戏规则进行裁判，才能使得游戏能够和平地进行辖区。否则，使人开心的游戏就会演变为人人受害的暴乱，社会生活也是如此。当然，司法改革是无法孤立进行的。中国政府必须重视两大政法原则: 一是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所强调的权力分离和制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二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强调权力公开与透明原则――“重要的不是严刑峻罚，而是使一切案件真相大白”。中国专制政府一向以严刑峻法来惩治贪污腐败，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治乱国，用重典”，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施行真正的宪政，开放报禁、教禁、党禁，确保言论自由，才能使所有人的自由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也包括那些处于权力阶层的人。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人民绝不是世界上最卑劣的人种，虽然中国人也都是罪人！
中华民族绝不是世界上最无能的民族，虽然中国目前远远落后！
不要把中国妖魔化，尤其是与教会有关的人士，更不要追逐一时政治的潮流，根据政治的需要说话。中国人绝不要靠丑化中国来募集资金！最重要的还是为中国祷告，并根据上帝摆放在我们眼前的处境努力做工，积极促进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本人并不是律师，但他却利用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帮助一些基督徒和教会处理问题，多次和公安局打交道，公安局都做出了合理的让步，该退钱的退钱，该放人的放人。我们必须帮助执法人员提高执法意识和水平。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尊重他们人格和职务的前提下，根据人情、法理和圣经进行交涉。仅仅是谩骂他们，丑化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所面对的工作压力和家庭顾虑，也是教会传福音所面对的对象。

我之所以对中国有信心，不仅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信靠上帝。先知以赛亚预言：“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11：）。这当然也包括中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这当然也包括中国！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教会蓬勃发展，中华大地忽然之间成立全世界基督徒增加最快、最多的地方。二十年前，在我老家山东西部，几乎见不到教会，如今几乎村村都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进入二十一世纪，靠着上帝的恩典，基督徒不仅会有数目上的增长，还会有质量上的飞跃。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内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我想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谈：

1．无神论政府的挤压：就教会外部而言，来自无神论政府的挤压，仍然是中国教会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仍然有极左人士把基督教视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兽，必欲除自而后快！对于这一问题，仅仅是指责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中国教会需要一大批早期教会中游斯丁、爱仁纽、俄利根、特士良、亚他那修这样的护教士，坚定地站在教会的立场上，向执政者驳斥谬误，阐明真理。

2．家长制传统的残余：就教会内部而言，当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面的匮乏，这集中表现在教会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会，尤其是源自农村背景的教会，仍然缺乏合乎圣经的管理教会的规章和制度，一部分年长者凭借资历保持教会，教会像社会上一样论资排辈，年轻传道人没有地位。对于这一问题，中国教会必须注重教会的治理，考察圣经和历代教会的传统，制定自己的信条和宪章。

3．民间野心家的危险：就基督教发展的方向而言，中国国内有些宗派有向民间秘密会社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这样的教会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间野心家利用，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当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并不是任何教会，乃是执政党本身的腐败。要防范民间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宪政，确保公民自由和社会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杂草。

4．宗教巫术化的倾向：就基督教的教义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担心的是把基督教巫术化的倾向。中国文化向来以功利为导向，所以观音从印度到中国就从男士改装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绘的圣母马利亚怀抱圣婴的画像也与中国佛教所画的送子观音类似！中国许多传道人相信并传播祷告的灵验，试图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信耶稣，把基督教祷告变成了异教的魔术性念咒。要摆脱这种危险，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正统神学家，十六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日内瓦才有一万多人口。中国十三亿人口，需要多少加尔文这样的神学家和牧者啊！愿上帝怜悯，在中国兴起更多的合乎他的心意的仆人来！

何：王先生，谢谢你为我们提供这样有深度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教会。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王：何先生，也谢谢你，因为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很有代表性，使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反思中国和中国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民，我爱中国教会，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也让我们用他所赐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我想借此机会，对中国人民、中国教会、中国政府和外国宣教组织提出以下忠告。使徒保罗承认自己在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但他因为信靠上帝，仍然因着信而说话。中国爱国诗人陆游曾经以诗言志：“位卑未敢忘忧国”。我自己也是如此，虽然自己仍然不过是一个有限且有罪的人，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活着，但我愿意本着敬畏上帝，爱人如己的心态提出以下的忠告，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忧虑。希望有更多的人士了解我们今天访谈的内容，可以抛砖引玉，引发大家的思考。

首先，是我对自己祖国人民的忠告，我至今仍然记得林雨堂先生所写的《吾国吾民》一书，有谁不愿意自己的祖国和平兴盛呢？不管我们身在何地，我们都不能忘记生养我们的祖国。

（1） 不要崇拜任何个人，对任何人的崇拜都偶像崇拜，最终是自欺欺人。中国人向来有拜人的习惯。其实，不管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某某党的创始人，某某功的大师，某某团契的大叔，都是和我们一样有限且有罪的人。根据他们的言行，对他们有适当的尊重是好的，但是，如果对他们进行顶礼膜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敬拜侍奉那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罗1：25），最终必要失望蒙羞。

（2） 不要信赖任何政府，当积极地以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确保自己的权益。任何政府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人民必须学会用法律和各种手段限制政府的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同时加强制度层面的建设。那些攫取人民权力，压制人民自由，吞噬人民生命的人，也是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浮现的，必须借助道德和制度的建设，消除产生这种权力怪兽的土壤。

（3） 不要依赖外国组织，当进一步发扬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自立、自治、自强的精神。一个缺乏自省的民族乃是可悲的，总是把罪责推在别人身上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我们中国人当切实地省察自己。把自己的落后推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身上是容易的，但这无助于改善中国的状况。攻击美国的人权状况，也不意味着我们的人权状况确实改善了。中国当与世界各国建立健康的合作的关系，但绝不要形成任何依赖性的关系，要努力发展我们自身的力量。

（4） 正确对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争取社会和解。共产党不可能总是执政，直到永永远远。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共产党必定会主动放弃或被动丧失执政党的地位，如何对待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把我们中国现在一切黑暗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也是容易的，但共产党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共产党是在我们中间出现，在我们中间存在的，我们周围的很多亲友，甚至我们自身，就是或曾经是共产党员。中国有五千多万共产党员，涉及到千家万户。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必须真诚和解，同心合意地建造中国。当然，这种和解只有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5） 不要以为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就能解决一切，也不要认为民主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良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教育发达、科技进步、经济发展都跃居领先地位，但这两个国家却成为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德国还是基督教国家，是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的故乡，但是德国教会为新派神学占领，使教会堕落为希特勒专制政权的鹰犬。因此，虽然说道德是立国的根基，宗教则是道德的根基，但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能促进民德，也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派别都能促进自由和宪政。比如俄罗斯也曾经是一个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斯大林原来就是一个学习神学，准备作神甫的人。但东正教趋向神秘主义，根本不能治国安邦，最终被践踏在共产主义的铁蹄之下。因此，中国有识之士转向基督教寻找安身立命，治国安邦的根本时，必须进行仔细的考察，要晓得惟独在改革宗神学和教会中，基督教真理的大光才最为璀璨地发挥出来，重建个人道德，重塑民族精神，使社会转向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根本的自由法治社会。

我经常对基督徒说，中国社会的问题并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于教会。如果教会不兴起发光，哪里还能找到光呢？传讲真理，拯救灵魂，是上帝特别赐给教会的使命，但世上的教会往往并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与欧美很多教会相比，因为各种历史因素，中国教会更是软弱。圣经上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教会作为上帝的家，必须自己首先省察自己，洁净自己：

（1） 教会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惟一的元首，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标准，支持、放纵、容忍任何个人、组织、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做法，都是对耶稣基督主权的公开的背叛和挑战。

（2） 教会必须放弃反律主义与反智主义的倾向，以上帝的圣言装备自己，建立全方位的世界观，重视发展基督教教育，为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人才上的储备和真理上的指导。

（3） 教会必须放弃任何秘密会社的组织形式，明确制定、公开自己的信仰告白、管理制度和圣职人员，欢迎舆论界人士和国家有关人员列席教会内部的重要会议，使社会对教会有正常的了解和监督。

（4） 实行合乎圣经的政教分离原则，教会不得直接参与政治和经济事务。但是，不管是圣职人员，还是平信徒，作为个人，基督徒应当积极地关心、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努力使中国社会更加合乎圣经中所启示的公义原则。

国家也是上帝设立的，执政官是上帝的仆人，只有好坏之分（罗12）。执政官最后汇报一生的对象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斯大林、列宁，当然也不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法无天，招惹天怒的人，最终必将受到上帝公义的报应。

因此，我们不能给中国政府贴上一个“极权政府”的标签，然后就一棍子打倒，要知道组成中国政府的也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我自己的很多同学和友人就在中国政府体系内工作，他们中间不乏爱国爱民、光明磊落的耿介之士，当然也有很多人为保持自己在官场中的清白而苦苦挣扎。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中国公民，我对中国政府提出以下忠告：

（1）提高思想认识，晓得无神论对道德和社会的巨大危害，正确认识基督教的积极作用。比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就曾经撰文指出基督教与宪政的积极关系，因此，在中国学界，已经有越来越多有胆识的学者认识到基督教的积极作用。

（2）尊重人权，进行司法改革，修订现行法律，与国际人权法规接轨。主动进行司法改良，乃是付出代价最小，获益最快、最大的社会改革。因为孙志刚被害案件的曝光，温家宝先生一举废除收容制度，赢得了亲民的名望。但是，中国仍然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司法制度，应当尽快检讨、修正。

（3）开放教禁、党禁、报禁，还政于民，正本清源，才能真正地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敢于提出“三个＃＃＃＃代表”这样的口号与理论，既然有这样的信心和魄力，为什么不开放教禁、党禁、报禁，把信仰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还给民众，诚实地公开地让人民检验、判断到底谁是真正的代表呢？！

（4）二十一世纪是信息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也是高举人权的民主化与多元化时代，任何个人、政党、民族与国家都不能自行其是，必须尊重达成全球性共识的基本伦理概念和游戏规则。冥顽不化，倒行逆施的人必然要受到世界人民的唾弃和上帝公义的审判。

不可否认，近现代以来，基督教主要是从欧美国家传来的。从二十世纪末开始，韩国也成为对中国宣教的重要国家。我自己支持外国宣教士到中国宣教，中国人也可以派宣教士到外国宣教，甚至共产党员也可以自由地到世界各地宣传共产主义这个信仰，当然不要以暴力革命或恐怖主义的形式进行。为什么允许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的世俗文化横扫中国，却不允许与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相合的基督教到中国一游呢？中国、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教会应当有大国的胸襟，不要继续抱着闭关锁国，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隔都心态。当然，外国和外国宣教组织非常复杂，他们和中国以及中国教会的关系也非常复杂。但我们不能因为高科技的复杂就放弃高科技，对于宗教问题也是如此。我自己从1986年以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外国宣教士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体会，对外国和外国教会宣教组织提出以下忠告：
（1） 不得以任何形式凌驾于中国和中国教会之上；
（2） 不可因自己资源优势而使中国同工沦为雇工；
（3） 当与中国教会建立平等的伙伴式的合作关系；
（4） 坚持圣经启示的原则，尊重中西文化的差异；
（5） 积极为中国教会培养高级教牧和神学研究人才；
（6） 积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译介正统神学书籍，成为真理的使者和文化的桥梁。

最后，我再次呼吁中国认识基督教真理的宝贵；我呼吁中国教会重视神学建造，全面研究、推行高举上帝主权、注重个人责任的改革宗神学。我呼吁海外改革宗教会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宣教，为中国教会培养改革宗神学人才。惟愿上帝施恩，使中国也成为一个爱好公义与和平的国家，成为山上一座闪光的城，吸引万国的人前来，为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常存。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诗33：8－12）